唐朝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的事迹已为人熟知，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在千军万马中叱咤风云、指挥若定的将军，在为人处世中却是极为小心的。公元七六一年，也就是唐肃宗上元二年，郭子仪进封汾阳郡王，因此郭家住进了金碧辉煌的王府。而令人不解的是，堂堂汾阳王府每天总是门户大开，任人出入，不闻不问，与其他官宅门第守卫森严的情况截然不同。有客人来访的时候，郭子仪也无所忌讳地请他们进入内堂，并且命家中的姬妾出来侍奉。有一次，某将军离京出去任职，就到王府来辞行，看见郭子仪的夫人和女儿正在梳妆打扮，差使郭子仪一会拿这个一会拿那个的，就像使唤仆人一样。郭子仪的儿子觉得父亲身为王爷，这样子总不太好，就来劝谏父亲，以免遭人嘲笑。
郭子仪笑着说：“你们根本不知道我的用意，我的马吃公家草料的有五百匹，我的部属、仆人吃公家粮食的有一千人。现在我可以说是位极人臣，受尽恩宠了。但是谁能保证没有人正在暗中算计我们郭家呢？如果我在王府四周修筑高墙，关闭门户，不准人随便进出，和朝廷内外不相往来，假如有人与我有什么仇怨，在朝廷里诬陷我怀有二心，那我就百口莫辩了。现在我大开门户，无所隐瞒，这样就使那些流言蜚语没有滋生的余地，就是有人想诋毁我们郭家，也找不到什么借口了。”郭子仪的几个儿子听了父亲的一席话，都拜倒在地，对父亲的深谋远虑深感佩服。
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历朝历代的大将，多数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而郭子仪历经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数朝，身居要职六十年，虽然也几度沉浮，但总算保住了自己和家庭，这不能不归功于他的这种“居安思危”“留有余地”的谨慎。
曾国藩曾经研究过《易经》，他说：“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禾有常全不缺者。”事物就是这样此消彼长、祸福相依的。所以清代的朱柏卢在劝诫后人时说：“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一旦什么事情做过了头，就要注意它会走向对立面。
在与人交往的时候，即使是需要表现自己的时候，也要把握分寸，尽量让自己的言行举止都做到“适中”、恰到好处，千万不要过分表现、夸耀，若不然就有可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麻烦或灾祸了。
贪占便宜，得不偿失
有种人为什么反中庸呢？孔子认为这种人肆无忌惮，专走极端。人要是没有什么可顾及的，那么什么事都会干出来。虽然说“人不自私，天诛地灭”，但自私有个“度”的问题。极端自私者，就是失之于“度”，无法无天，胡作非为，其结果必然得不偿失。
人除了自然属性，更多的具有社会属性，也就是说“因人成众”，每个人都无法脱离大众而生活。与人相处，克服自私的缺点，最好的办法是付出，付出才能得到，如果只要对方付出，而自己没有动静，这样的交往是不会长久的。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却错误地认为友情是建立在利益互惠的基础上，这样的人，与他人交往，目的是在于对方有什么利用价值，天天盘算着与人交往会带来什么好处。当对方能满足自己的要求，为自己提供便利时，便心里乐哈哈，与他形影不离，仿佛情深义重，可是一旦对方没有了利用价值，或者遇到麻烦，便推诿责任，退避三舍，甚至落井下石。这实在是一种自以为聪明的愚蠢表现。这样做的结果，无疑向别人表明：自己是多么的无情无义，又是多么的无耻。以后当别人与他交往时，必然会小心提防，以免被其利用。
有一个人利用一位姓毕的人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办事，当对方在位的时候，他对老毕恭维不已，把“真诚合作”几个字挂在嘴上。后来，他听说老毕将退居二线，他的合作的姿态马上就变了，甚至在一次宴请上，竟邀请了老毕单位的一个副职而没有邀请他。这件事正好被老毕知道了。不久，退居二线的人名单下来了，老毕不在其中。那个人后悔不已，自己往后的工作很难做了。
在人际交往中，很多事情都彼此联系，互相依存。人与人之间不免有些明争暗夺，有些磨擦，这一切都来源于是吃亏还是占便宜的心理，一切又都结束于吃亏与占便宜的行为。吃亏怎么样？占便宜又怎么样？吃亏了，既获得心灵的平静，又可以获得道义上的支持。一旦对方醒悟过来，你的我的自然一清二楚。相反，占便宜的人，心理上永无宁日，让天下人耻笑，别人的钱财你占有，是何滋味？明白了个中道理，吃亏、占便宜也就分得清楚了。
爱因斯坦说：“世间最美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且严正的朋友。”真正的朋友把友谊永恒为知心的倾诉，敞开心扉，乐于为对方付出，然后是愉快地享受彼此的劳动成果。生活实在需要太多太的友情，需要真诚的付出，而不是索取与占有。
李嘉诚认为自己吃亏可以争取更多人愿意与他合作。他说：“你想想看，虽然我只拿了6分，但现在多了100个合作人，我现在能拿多少个6分？假如拿8分的话，100个人会变成5个人，结果是亏是赚可想而知。”李嘉诚一生与很多人进行过或长期或短期的合作，分手的时候，他总是愿意自己少分一点钱。如果生意做得不理想，他就什么也不要了，愿意吃亏。这是种风度，是种气量，也正是这种风度和气量，才有人乐于与他合作，他也就越做越大。所以李嘉诚的成功更得力于他中庸处世智慧。
我们给予他人的，必须是爱。我们对给予的结果必须负起责任，同时又要尊重对方的付出，不要对对方的付出不屑一顾。
付出是没有条件的，有条件的付出就会变得丑态百出。就说笑容吧，你讨好别人的笑，也能表达你的亲切，但因为缺乏真诚，而变得生硬、勉强，令人厌恶。同样的，心中有所要求，才给予对方好处，对于真正的友谊没有实质性的益处。因为它可能带来更大的欲望，变成一个人对另一个贪婪地操纵。
朋友之间，还是合作伙伴之间，无论你给予与付出的是什么，都应该是发自内心的。
有一则寓言故事，蕴含着深刻的做人学问：
赵秀才与钱商人死后一起来到地狱，阎王翻看“功德簿”后，对他们说：“你们二人前生没有做什么坏事，我特准许你们来生投胎为人，但现在只有两种做人的方式让你们选择，一个人需要过付出给予的人生，一个人需要过索取、接受的人生。”阎王说完，便让赵秀才和钱商人慎重考虑后再做选择。
赵秀才心想，前生我的日子过得并不富裕，有时还填不饱肚子，现在准许来生过索取、接受的生活，那样真是太舒服了。他说：“我要做索取的人。”
钱商人看到赵秀才选择了来生过索取、接受的生活，自己只有付出给予这条人生之路可供选择了，他想自己经商赚了一点钱，来生就把它施舍出去吧，于是他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付出的来生。
阎王看他们选择完了，当下判定二人来生的命运：“赵秀才甘愿过索取的人生，下辈子做乞丐去；钱商人甘愿付出的人生，下辈子做富豪吧，去帮助别人。”
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后来，子思“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对孔子的中庸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一个人的行为不合乎“中”，那么必将失据。“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一个人如何做人，如何生活，其实在于选择态度。与人相处，或者与人合作，付出是获得友谊与利益的最佳方式。
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孔子认为，真正有修养、真正称得上君子的人，他是不会只关心他个人利益的得与失，更不会一心想去追求个人的私利，否则，就会招来怨恨和指责。
《中庸》说：“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只有用“仁道”修养自己的人，才会施“仁”于人。如果一个人首先都不能立正自己，没有好的修养，那在为人处世中，就只会以自己的私利为与人交往的前提，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这就是自私。一个人要是“自私”了，就难免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
“仁者爱人”，就是一个能以“仁道”立身的人，会毋庸置疑地仁爱他人。爱与憎是相对的，有爱就会有憎，有憎也才会有爱，热爱那些值得“仁爱”的人，憎恨那些邪恶的人，这就是爱憎分明。只要你实心实意地实行“仁爱”，就不可能会与那些邪恶的人朋党为奸、沆瀣一气，就不可能做出损人利己的事。
日本的技术之先进，经济之发达，世人有目共睹。但是他们在众多国际事务中我行我素、损人利己的行为也为人们所不齿。在对待海洋资源的保护问题上，历来是日本与世界许多国家冲突的一个焦点，日本无视国际公约大肆捕杀鲸鱼的做法已经引起全球的不满。《全球禁止捕鲸公约》是一九八六年国际捕鲸委员会通过，四年后方生效的一项国际性权威性公约。这个公约的出台曾使鲸鱼受到了有效的保护。一九六五年全球在南极水域的鲸鱼捕杀量是两万两千只，而一九八七年这项公约被执行后，被捕杀的鲸鱼数量下降到两千七百只。这使人们看到了对鲸鱼保护的曙光。但是，仅时隔一年，由于日本等一些国家的违约行为，使鲸鱼再一次面临大量被捕杀恶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南太平洋大约存在七十六万只鲸鱼，不过随着人类捕杀活动的日益加剧，这些鲸鱼的数量正在减少，而对抹香鲸来说，它们的危险不仅来自人类，而且还有来自于自然的因素，最大的危险来源于环境污染、大气变暖。为了保护这个种群，有关方面建议采取区域性捕杀的办法，以限制对它的灭绝性捕杀。一项数据表明，世界对抹香鲸的总捕量大约为一百万只，而仅日本就占七十五万只。
难怪相声演员郭德纲这样调侃道：“守法朝朝忧闷，强梁夜夜欢歌。损人利己骑马骡，正直公平挨饿。修桥补路瞎眼，杀人放火儿多。我到西天问我佛，佛说-我也没辙。”这是对那些邪恶之人的讽刺，但那些邪恶之人不以为意，继续做着令人不齿、令人难容的事。这个时候，就需要靠所有人共同联合起来，同仇敌忾来制裁他、“消灭”他。
程子说：“欲利于己，必害于人”。朱熹也说：“凡事只认已有便宜处便做，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在人们看来，谋取个人利益并无什么不合理的地方。的确，孔子都说过这样的话：“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但他还讲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为人处世中，不能只为个人私利，就可以不择手段、惟利是图。如果老想着损害别人的利益，如何占人便宜，就会时刻只为自己着想，小气贪婪。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是不会有市场，也不会有人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