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是伪冀东政权的大本营。汉奸殷汝耕死心塌地为日军卖命，要把这个偏离北平的地方经营成日军的避风港。难怪人称他是鬼子的保镖。
尽管有殷汝耕保驾，日军驻通州的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仍然心虚得要命，他总是担心有一于29军会进攻通州，自己命丧黄泉。一日，细木繁特地把驻守通州的冀东保安队两位首领张庆余、张砚田召来，商讨防守事宜。当他忧心忡忡地道出自己的担心之后，二张用眼神交换了一下意见，向细木繁保证说：
“我们有信心配合皇军打垮29军，请长官放心，通州不会成为29军的天下。”细木繁眉毛上挂满了笑，他就爱听这样的话。他赞扬二张：“你们是大大的好人，皇军的不会忘记你的功劳。”随后，细木繁又问起二张还需要他做些什么事情，张庆余便顺坡爬竿，提出了一个要求：
“目前保安队兵力很分散，驻守在通州、香河、宝坻、顺义、怀柔、三河、石门、抚宁一带，这么长的战线战守均无把握，依我之见，把散驻各处的保安队集中在通州待命，这样通州就变成铜墙铁城，谁也攻不破它。”
细木繁对二张的“忠心”深信不疑，当即批了他们所请。
很快，散居在各地的保安队便集中在了通州。细木繁又给他们配发了三八式机枪苦干及大量的弹药、服装、现款。数日后，往在外地的一些日侨也集中到了通州。日军确实把冀东保安队当成了“自己人”。其实，细木繁完全是自做多情，张庆余和张砚田根本和他不是一条心，他俩做梦都谋算着如何把殷汝耕和日军干掉冀东保安队就是原来的河北特警总队，1935年5月奉于学忠之命，进入冀东。后来，于学忠率51军调往西北，因总队系地方武装，没有与外军同行。于学忠在离开河北之前，曾秘密召见二张嘱令：好好训练军队，以待后命。
四十月后，冀东伪政权出宠，保安队便归伪政权统辖。二张成为汉奸政权的统治工具，自觉脸上无光。全国上下都在切齿痛斥殷汝耕卖国投降的恶劣行径，张庆余的儿子深觉先父在伪政权中做事是奇耻大辱，便登报与他脱离父子关系。张庆余与张砚田处在众叛亲离的尴尬之中，迫于形势，又不便轻举，只得忍辱于心底。张庆余曾对妻说：“我的意思现在不便明言，但将来总有分晓。你可转告儿子，叫他耐心等待，且看乃父以后的行动吧！”
宋哲元出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后，从旁侧得知二张的心迹，引起了他的关注。他特将二张约请到天津旧英租界地17号路宋宅秘密会晤。宋对他们说：“素悉二位热爱祖国，愿合力抗日，本人代表政府表示欢迎。兹有一事，应先向二位说明，请你们注意。我宋哲元决不卖国，希望二位以后对我不要见外，并望立场坚定，不再动摇。”之后，宋哲元令肖振瀛给二张各一万元。从此，保安队与29军一直保持秘密往来。
七七事变爆发后，29军参谋长张克侠将冀东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编入战斗序列。
一触即发。二张瞅着时机，随时准备揭竿起义，向通州的日寇发起攻击。
现在，通州汇集着一万多名保安队员，张庆余等一面调动、部署队伍，一面暗中对自己的骨干分子进行动员，做好准备起义的工作。
7月28日夜里十二时，二张联名通电全国，宣告起义。冀东保安队随之关闭城门，断绝城内交通，占领了电信局及无线电台。第一个打击的目标就是冲进冀东伪政府，生擒了大汉奸殷汝耕。与此同时，另一部分队伍前往西仓的日本兵营，捉拿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细木繁带领数十名特务抗拒，并威胁冲他而来的保安队官兵：“你们下要算计错了，皇军一到，每一个捣乱的人都别想活命。”保安队的官兵根本不听他这一套鬼话，当即向细木繁开枪，他当场被击毙。保安队占领了特务机关。
西仓的日军兵营工事坚固，火力猛烈，保安队久攻不下。这里集中着日军三百余人，还有宪兵、特警和日侨。此时已是29日凌晨，张庆余心急如焚，他决定用火攻拿下西仓。于是，他下令点燃了兵营附近的一个汽油库，霎时火势冲天，浓烟四起，日兵在里面嚎陶怪叫，绝大多数被保安队歼灭在烈火中。
日军的报复是凶残的。
29日上午12时，日军24架轰炸机开始扫射保安队，从中午直到黄昏，轮番轰炸，七个小时不停。整个通州成了一片火海，无任何防空设备的保安队伤亡极大，不少人脱去军装，弃城逃离。通州城里的保安队越战越少，越战越乱。连张砚田也逃走了。
这时，日寇的援军源源不断地开了上来。
天快黑了，张庆余毅然决定放弃通州，投奔29军。夜幕中，保安队兵分两路向北平撤退，行至城下，方知29军已撤向保定。张庆余只得率领队伍通过北郊向门头沟转移。
日军的追击与堵截一直没有停止。
在安定门以西，保安队与日军铃木旅团遭遇，敌人的数十辆装甲车凶狠地向保安队开去，不少官兵壮烈牺牲。正是在这场混乱的交战中，押解殷汝耕的士兵被冲散，这个汉奸乘机逃走。他什么也不顾了，绊绊坷坷地一口气跑到永定门外后才收慢了脚步，敲开了一户人家的门。第二天地直接给今井武夫打电话求救，今井武夫通知汉奸、公安局长潘毓桂开启诚门，派日本使馆武官把殷汝耕带进城保护起来。
后来，保安队化整为零，分散为120个小组，趁着夜色分批突围，奔赴保定。到保定时只剩下了4000多人。宋哲元握着张庆余的手叹息不止：你这次起义，不负前约，惜我军仓猝撤离，未能配合作战，深觉愧对！
就在冀东保安队反正的同一时间里，驻守天津的29军和天津保安队，也主动向日军发起进攻，打响了天津保卫战。
7月下旬，天津的形势犹如箭在弦上，十分危急。
卢沟桥事变以来，日军一到也没有停止攻击天津的各项准备。他们的如意算盘是：首先占领北平，扼住平汉、平绥铁路，然后再以北平、山海关和唐山的乓力夹击天津驻军——29军的38师。现在他们要把这种愿望迅速变为现实：日军已经控制了天津的海路和陆路交通，占领了塘沽码头和天津火车站；并从26日开始修筑以车站到东局子兵营长达10公里的轻便铁路，用以运兵；日军大量增兵天津，除了步兵、炮兵外，至28日下午已有160余毕飞机停在机场；不分昼夜地进行占领天津的战术演习。
大战迫在眉睫。38师已经与北平失去了联系。27日，李文田副师长召集中国驻天津的所有军队首领开会，商讨对策。他们毅然决定：主动出击日军，在攻其不备的制敌中力争取胜。会议推举李文田为临时总指挥，天津警备司令刘家鸾为副总指挥。
天津抗战的枪声于28日凌晨在蒙蒙的朝霞中打响。
初战告捷。宁殿武队长率领的保安一中队激战两小时，打退日军400余人多次的死拼硬抗，夺取了东站；偷袭天津总站的战斗也很顺利。随之，中国军队又乘胜攻占了日军盘踞的北宁铁路总局。
相比之下，攻占东局子机场的战斗打得很激烈。深夜，官兵们每人携带一小壶汽油和一盒火柴，大汗淋漓地冲进了机场。睡在飞机底下的日军飞行员被枪声惊醒后立即发动飞机，准备逃跑。官兵们将汽油泼到飞机上，准备点燃。谁知汗湿了的火柴怎么也划不着，只有一架飞机点着了。战士们便用手撕着了火的飞机碎片，到别的飞机上去引火，这样，有十多架飞机被烧着了。没有着火的飞机起飞后在机场上空乱窜，像无头的苍蝇。守卫机场的日军躲进办公楼和营房工事里，根本不敢露面。
处于闹市中心的海光寺驻着日军一个联队，有坚固的工事，还有十几门炮，是个很难啃的碉堡。38师手枪团团长祁光远率领本团兵力，在保安三中队的配合下，前仆后继，几经冲锋，也未拿下。后来，鬼子龟缩在墙高垒固的兵营内，敌我双方便僵持起来。天一亮，日军就出动9架飞机向中国军队扫射。双方几进几退后，我军从海光寺外围撤离。海光寺虽未攻占，但伤了敌人元气，打乱了敌人的部署。
28日凌晨3时许，盘踞塘沽海河河面的日本海军舰艇和配置于海河堤岸的数十门大炮，突然向大沽口开火，猛轰大沽炮台、造船厂及驻守大沽的29军某部。随后，敌登陆舰十余艘强渡海河，企图登陆攻占大沽口镇。中国军队奋起还击，使日军登陆的企图落空。
天津驻军打击日军的枪炮声以及取得的胜利，给天津人民带来极大的喜悦和希望。广大工人、学生、市民纷纷冲出家门，冒着枪林弹雨，奔赴各个战场慰问29军和保安队。有的送去茶水、西瓜、饭菜以及手巾、鞋袜；市内所有的公共汽车和卡车，几乎全部出动给中国军队运送弹药或食品；巡捕们也主动拉开设在路口的拒马，让部队和汽车通过。不少群众在支援部队的火线上流血负伤，甚至壮烈牺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9日攻占公大第七厂的那场战斗。
天津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于1936年秋天被日商吞并，易名为公大第七厂。日本人侵吞“新纺”的目的自然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的需要，这些侵略中国的战争魔王首先考虑的是军事。“七七”事变后，果然这里成了日本的军事基地，他们的许多枪支弹药以至军队都在这儿集散。工人们受不了这种欺辱，他们盼着中国军队进入天津，赶走洋鬼子。有的工人偷偷与附近的29军联系，反映情况，倾诉希望。后来，便有数名官兵化装成泥瓦工多次混进厂内侦察情况，作好夺厂战斗的准备。29日的天津之战中，一百多名保安队员从事先侦察好的厂西墙缺口处冲进厂来，然后分成三路进攻：第一路抢占全厂制高点发电机房和水塔；第二路攻打日本人的办公室；第三路到厂门口袭击厂内日军。从清晨一直打到下午，战士们整整一天没吃饭，弹药也剩下不多了，可大家的拼杀勇气依然不减。
日军大规模的反扑也是从29日下午开始的。
香月清司责令20师团高木支队迅速增援天津；关东军司令官也命令原计划向承德输送的堤支队转向天津。下午二时许，日军开始重点轰炸北宁路总站以北的保安队总部、北宁公园、市政府、金汤桥西畔的警察总部、日租界北端的电话总局、东站和万国桥之间的邮务总局及南开大学。
38师和保安队伤亡惨重，极需增援！
情况越来越恶化，孤军作战的天津守军面临着全军覆灭的危险。
这时候，南京政府对天津的战局持什么态度呢？
27日，宋哲元致电蒋介石要求庞炳勋军迅即集结静海、独流镇一带，以便策应天津。蒋没有答应；29日上午，宋哲元又致电何应钦，再次要求增援，结果电报发出后没有任何回音。
李文田和刘家鸾实在无法支撑眼下的战局，便在29日下午决定撤退，到静海县和马厂两地集中。
次日，天津沦陷。在这之前的头一天，北平已经失守。
张自忠大概没有想到29军这个七零八落的摊子，还有华北这片被日寇和汉奸糟践得千疮百孔的天下，最后轮到他来收拾。不是拖卸责任，这个残局他实在无法修补，无法改变。
但是，最终他还是挑起了这付他难以胜任的重担。那是7月28日下午，宋哲元在铁狮子胡同进德社召集北平的军政首脑，举行特别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冯治安、张自忠、秦德纯等。宋对与会者说：敌人集中兵力打上门来，蒋介石不让还击；现在，敌人进一步逼着我和37师全部撤离北平。在既不能打，又无法谈和的情况下，为了照顾全局和长远利益，我决定离开北平前往保定，到了那里再作下一步打算。可是在把实力转移时，在北平必须留个负责人和敌人暂时周旋，把形势缓和一下。
宋哲元当时并没有说出谁是留在北平的合适人选。不过，他把目光停留在张自忠身上。这已经再也明白不过了，他在张自忠身上打着主意。果然，就在这天下午，宋哲元写下手谕，令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主任兼北平市长。张自忠接过手谕，心中激动与气愤交加，他说：“委员长和大家都走了，我的责任太大，一定尽力而为！”宋哲元也有千言万语难以说清，他和张自忠相对而泣，久久不语。临别前，张自忠沉痛万分地对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当晚，宋、冯、秦等出北平西直门，转赴保定。平津地面留下了孤苦零丁的张自忠。29日凌晨，29军全军撤离北平。天亮以后，北平街头静悄悄的。转瞬，人声鼎沸，人们这才惊异地发现，一夜之间，29军竟消失得无踪无影。街头处处可见代委员长张自忠的布告，大意是说中日战局发展，29军为缩短防线，退出北平，向保定一带集中兵力，继续抵抗。劝告民众各安生产，不要惊慌自忧。
北平已经沦陷，人民就要当亡国奴了，何谈人心安定？一只受伤的军犬从西单牌楼下慌慌逃过。张自忠不断接到令人心碎而又气愤的消息：有人不战自退；还有人当了无耻之徒，投降了日军；最后，北平城仅留下一个保安旅，也被迫缴械他悲愤得五脏剧疼，几乎晕倒。8月7日，张自忠宣布辞去一切职务，秘密住进东交民巷东口的德国医院（今北京医院）。三天后，他化装成学者，住进了东城区礼士胡同美国侨民福开森家中。就在这当儿，张的旧部将领联名写了一封信，派人辗转送到北平，希望他早日回军，率部抗日。张南下心切，便着手准备奔赴前线之事。9月7日清晨4时，张自忠着工装出门，坐在美国商人的汽车内，出朝阳门，过通县，到达天津。
9月10日拂晓，他悄然离开华北，南下奔赴抗日前线。
枪声，炮声，从远方的天际掠过。它留在天空的沟壑比地上的更多更深。那是敌人在召唤我们去抗日，去战斗。梦的碎片在飞，血肉的粉沫在溅。日本帝国主义就这样在卢沟桥畔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狼烟就这样从这里点燃起来了！一声炮弹的轰鸣，就是一个巨大的墓坑。卢沟桥上的一只石狮随着一声枪响栽下，它不会消失。大地是它的母亲，她会紧紧地搂抱着它。
一只倒下的石狮，一座愤怒的石碑。它身上记载的不仅仅是强盗的罪恶，还有中国军人的辉煌。
1937年7月，这个多雨的季节，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了。
1937年7月，这个中华儿女的心先热起来的日子，众多的中国人背起最后的希望，从遥远的道路上走来。
枪声伴着沉重的、创世纪的脚步。
1994年1月至1994年6月于望柳庄
1995年3月19日改于北京北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