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要提到一个人，必须提到他：斯诺。在中国，许多人都熟悉这个外国人的名字。在国外，不少人都知道他在中国的一段传奇经历。因为他写过一本书《西行漫记》。国人通过这本书认识了斯诺；世界通过斯诺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毛泽东、周恩来但是，许多人并不一定知道这样的事：就在卢沟桥事变的前几天，斯诺在北平写完了《西行漫记》的最后一章；在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即7月8日清晨，他就出现在宛平前线进行战地采访。7月7日一夜，斯诺都没有人睡。
从北平西南方向响起的隆隆的炮声，不时地传到燕京大学南门外他的住所里。斯诺向街坊邻里打听出了什么事，人们告诉他，日本人向城西卢沟桥发起攻击，还要攻占北平。他的心一紧，心儿便飞到了打炮的地方。8日天刚朦朦亮，斯诺就驱车赶到宛平前线去观察，采访。对于斯诺这样神奇的作风，绝不能仅仅用“记者的新闻敏感”去解释。
也许读者还记着，8日凌晨，日军驻北平副武官今井武夫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向新闻界公布了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经过。与会的大多数是日本记者，斯诺以美国驻华记者的身分电参加了会。今井武夫讲完话以后，斯诺的脑子里挽了许多疑问的疙瘩，他便质问今井：”你们为什么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演习？你们是否真的有士兵失踪？”“为什么借口士兵夫踪动用武力？为什么侵略者不撤兵回营，反而叫中国守军撤出宛平？”今井武夫哪里敢正面回答斯诺这单刀直入，切中要害的质问，只能用“无可奉告”这种外交辞令去敷衍。
这种“例行公事”式的新闻发布会，怎能搪塞像卢沟桥事变这样引起世界公众注目的大事？斯诺知道作为一个真实反映中国情况的记者的责任，他于会后继续到前线去调查、采访，凭借自己的眼、耳、嘴，更重要的是心去发现，去感受。他亲眼看到日本兵占领了卢沟桥车站，他亲耳听到了日军向中国守军猛烈开火的枪声。这就是中国八年抗战的开端，斯诺完全以一个亲身经历人的身分取得了发言权。
无疑，日本侵略者的蛮横，中国军民在日寇面前表现的英勇、善战，冲击着这位外国记者的心，使他的思想感情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他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由开始的“中立者”、“旁观者”，变为后来的：“现在，中国的事业也就是我的事业了。我并把这份感情，同反对世界上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决心联系在一起了。”
就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不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的住所很快成某种地下工作总部了。”是的，那时斯诺的家经常成为中国抗日人士和爱国青年的避难所；有些进步的知名知识分子为了躲避日寇的搜捕、迫害，就住在斯诺的家里；他帮助一些人化装成乞丐、苦力或小贩逃出北平，有的去了延安，有的到山西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他还同意东北流亡到北平的抗日爱国者在他的家里秘密设置了一部短波无线电台；他的家中专门腾出一间房子存放着中国人的财物，从私人汽车到游击队从日本人手里夺回的黄金、宝石、钻石、翡翠、玉器等宝物。善良的斯诺几乎每天都要为众多避难者的吃饭问题而操劳，奔忙。这就是一个目睹了卢沟桥前线日寇暴行、并当面质问这些侵略者为什么不从中国土地上撤走的外国记者的当时的所做所为。他，记下了清水节郎像疯了似的冲向回龙庙的凶相。记下了申仲明排氏倒在日寇枪声里时那一瞬间的怒喊。记下了何基沣指挥大刀队夺回铁路桥的雄壮场面岁月会风化着文。
历史会斑驳记忆。斯诺，还有那本《西行漫记》，永远沉默不语地站在历史的堤坝上。
这日下午，牟田口联队长亲临卢沟桥前线指挥作战。这时，从事皇岛赶回北平的河边正三旅团长也来到丰台督战。斯诺仍在宛平前线，他会捕捉到这些吗？牟田口在他的阵地走了一圈，观察到了一些问题。他感到把第三大队分割成在永定河东、西两岸，兵少力单，颇为危险。他便重新部署兵力，做了如下调整：第三大队在傍晚前全部转移到回龙庙以东的大瓦窑地区。与此同时，调第一大队向卢沟桥前线集中阿边坐镇丰台，他是总指挥。牟田口和河边在合谋走一步棋：9日拂晓前攻击宛平城。
回尤庙和铁路桥被中国军队夺回的消息传到了大枣园河边的临时指挥所。他稍稍一震，之后，仍然很镇静的样子。9日拂晓前的行动计划不变。河边这样悦。他嘴里分明咬着狰狞二字。远方田埂上一头猪的影子和他溶为一体。
北平。秦德纯的私邪。今井武夫正和秦德纯会商。不是谈判，谈判不会在家里进行，也没有这种轻松的气氛。赵登禹师长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张荣允也在座。会商取得了一个原则上的意见：不扩大事态。但是，没有具体解决的办法。夜。一只不知什么动物掉进水田里，溅起蛙声一片。之后，就是静，长时间的、子弹也射不透的寂静。大瓦窑地区更是像死僵了一样的寂静。河边正三，还有牟田口，以及所有的日军都在等待9日的拂晓——那时，他们早已部署好的援军便会赶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