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春夏之交，或者把时间放得稍远一点，到1936年下半年，日寇的侵华政策，尤其对华北的政策确实有所改变，出人意外地变得温和甚至多情起来了。这不奇怪，因为在日本国内也有“稳健派”，即使那些至死不改的“强硬派”也有握着屠刀喘息的时候。总之，这个时期华北地区的局势从外表上看是趋于平静。
杀人是不会美丽的。日寇正用刺刀尖在蓝天上画着和平鸽。对华北政策的突然改变掩饰着他们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
善良的好心人还有一些列不到善良人中的糊涂人，不少都被日寇的笑脸蒙蔽了。以为刽子手成佛了，因而显得晕头转向，仿佛要坐着白云漫游太空一般的乐观起来。
自然，头脑清醒者大有人在。毛泽东这位伟人就是站在山巅纵观战争全局的。
1937年5月3日，即卢沟桥事变的前两个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这样告诫大家：
“对于中国本部的侵略，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准备着，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在西方加紧准备的强盗战争相呼应，日本在东方正在用尽一切气力在确定的步骤上准备一举灭亡中国的条件——国内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条件，国际外交条件，中国亲日势力的扶植。所谓‘中日提携’的宣传和某些外交步骤的缓和，正是出于战争前夜日本侵略政策的战术上的必要。中国正迫近着判定自己存亡的关头，中国的救亡抗战，必须用跑步的速度去准备。我们并不反对准备，但反对长期准备论，反对文恬武嬉饱食终日的亡国现象，这些都是实际上帮助敌人的，必须迅速地清除干净。”
这是来自高山上的声音，也是大海浪尖上发出的召唤。
中国人必须用“跑步的速度”去准备救亡抗战。
因为行盗者已经跑在了防盗人的前面，越过大洋来到了我们的家门口。
眼下，日军盘算着如何把丰台搞到手。
丰台镇位于北平西南，是平津的南大门，东距广安门12公里，西到卢沟桥7公里。丰台自古就是花卉之乡，乡民以养花为生者占大多数，有“丰台芍药甲天下”之美称。
当然，日寇瞄准了丰台不是眼馋它的花香，而是瞅中了它的战略位置，这里自清末建起火车站以后，交通四通八达，客货运输畅通。北宁、平绥、津浦、京沪、沪杭甬、南满等路联络运输，均以此为枢纽，全国交通以本站为会车点。丰台镇成为军事、经济、政治上的战略要地。
日寇要实现侵吞北平、天津乃至华北的野心，就必须首先占领丰台。眼下，丰台镇的主要地面，尤其是火车站由29军守卫着，这使日军很不安宁，犹如芒针刺背一样不安宁，他们做梦都想着丰台成为自己的天下。
日军驻进丰台镇开始于1935年11月，先是小股的宪兵队。后来又有步兵联队、战车队等。当时日军驻扎的是旧英国兵营，即今天丰台火车站东北处的东仓库。野心勃勃的日寇对所占的这一块“弹丸之地”很不满足，他们要扩展地盘，独占丰台。
29军住在火车站对面，距日军营房仅300米左右，两个敌对的军队相隔如此近的距离，是不可能平安无事的。
日军的挑衅不断发生，制造事端的借口也千奇百怪。
他们连续泡制了两次“丰台事件”。
第一次——
毒辣辣的阳光像砸碎的玻璃碴，溅射在丰台南郊的田野上。不见农人，也没有庄稼。村庄变成了兵营、田禾还没成熟就被铁蹄践踏得紧紧贴在地面上。日本兵在这一带不断地新建着营房，戴瓜皮帽的兵多了，那些差不多像日本兵个头一般高的狼犬比它们的主人还要猖狂，从日军营门前走过的中国老百姓经常被咬伤。
望着那一日多似一日的日本兵营，还有在兵营前称凶称霸的狼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憋满了气愤。是准允许这帮强盗在这儿建营房？为什么他们在中国地面上就像在他们家里一样自由？
丰台镇的居民，附近工厂的工人以及驻守在这儿的29军的官兵们，大家都咽不下堵得心口发疼的这口气。
寻找发泄的机会，尽管这种难以控制的发泄很可能会招来更残酷的报复。
这天中午，丰台镇显得浮躁、动荡，太阳的射线像灼热的针刺扎着人们的皮肉，热辣辣的疼。几只干渴的乌鸦站在一棵枯死了的树杈上，呱呱呱叫个不停。
这时，一列闷罐车运载着满满的一车士兵徐徐地开进了丰台火车站。这是29军第37师110旅219团3营的队伍，他们调防来到这里，加强丰台的防守力量。
列车停稳，首先走下车的是营长金振中，这位30岁刚出头的营官，坐了大半天火车虽然显得有几分疲惫，但威武英俊的基层指挥员的帅气从浑身上下仍能透露出来。他穿的是与他的士兵一样的灰布军装，腰间的皮带上挎着一支手枪，裤腿上打着紧紧匝匝的绑腿。越发显得精悍有生气。
清一色的一个灰布方阵砌在站台上。金振中站在队前适中的地方，对大家训话，他说：“从今天起，我们营就开往宛平城和卢沟桥，在这两个地方值勤，任务就是守卫这座城和这座桥！”之后，队伍分乘几辆汽车，向各自的营地开去。看着中国军队源源不断地进入丰台镇和附近的军事要地，日本军人的心里毛扎扎的像吞下了刺猬，好难受。割了他们的肉？剜了他们的心？两者兼而有之。日军兵营里的那些坐立不宁的兵头们，呆呆地站在营门外向丰台火车站的方向张望着，他们好像在盼着什么，又似乎不知该盼什么。他们望着在阴森森最暗的深处，一团模模糊糊的杀机，从这些盗贼目光的顶端跌了下来。鬼子兵在寻找机会。这一天，又一列载运着中国士兵的火车开进了丰台。几个日本兵恶狠狠地用目光挖着列车，然后聚在一起接交头接耳唧咕什么离铁道不远处的田野里，中国士兵正放牧着军马，五匹马低着脑袋津津有味地啃吃着青苗。
就在列车驶进车站的一瞬间，突然鸣叫的汽笛声惊动了正在吃草的马。五匹受惊的马狂奔起来，冲进月台，尔后又跑出车站。十多个战士紧迫不放，逮住了四匹马，另一匹马仍在撤欢，最后窜进了日本兵营的建筑工地。日军一直企盼并倾心寻找的闹事机会就这样来到了。他们扣留了那匹马。那几个交头接耳的兵这时涌了上来。
不是枪打的伤口，照样流出了血。中日双方围绕这匹马便有了一场刺刀见红的决斗。中国士兵来到日军营房门口，强压心头的怒气，耐着性子与站岗的日本兵交涉，要求他们放还军马。
日军的粗野蛮横，使人觉得人世间的所有公理、法制在这个培育法西斯分子的国度没有任何作用。他们说：要马？没看到。即使看到了也不给。说着就拳打脚踢地痛打中国士兵。
打了人，他们还有理，留下话：这还算客气，没有动枪。一个中国士兵被踢伤，脸上起了青块，腿在流血。中国士兵当然不干了，围着日本哨兵讲理。为什么不还军马还要打人？没有人跟你讲理。这时，不少日本乒持枪跑到了营门，添岗加哨，如临大敌一般。气氛霎时变得异常紧张。中国士兵解释着情况，他们根本不听，还端着枪威胁：这儿是日本的军营，再闹我们就要开枪了。谁能咽下这口气：丢了军马挨了打，还落了个罪名。中国士兵自然不会甘心。他们抗议日方打人，并强烈要求其放还军马。日军撒野说：打你们是因为你们闯入本军营地闹事，打得应该。如果再纠缠还要打。他们只字不提扣留军马的事。侵略中国的赋子反倒成了维护正义的英雄？中因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追寻军马反而有了罪？咄咄怪事！中国士兵硬起来了，日本兵也不软。双方在日军的营门前大吵大闹，眼看就要喷出火药，射出子弹。这时，路过日军营门的29军的几名军官赶来制止了自己的部属，喝令他们离去，这才没有使事态当时恶化下去。如果这几位军官知道自己的“好心”换来的是一场“恶报”的话，他们绝不会多管闲事地规劝自己的部下“偃旗息的确，中国士兵的忍辱负重并没有使日军善罢甘休。他们狂妄的野劲因为得到了短暂的歇息而疯长数倍。第二天，一个朝鲜籍的日本特务，大摇大摆地走进了29军37师的马厩。几个哨兵拦也拦不住，他是冲进来的。“你要干什么？”管理马厩的士兵问他。“干什么？干我想干的事，你们管得着吗？”特务理直气壮他说。中国士兵起初还没听明白他说这话的意思，就反问，这是我们军队的马厩，管你什么事。快走开！那特务听了，脖梗一直，凶狠狠地说：“你们的马厩？哪家文书上写着？这马棚明明是我花钱买来的私人财产，让你们强占了，还不快点给我腾出来。再胡搅蛮缠，我不会给你们好果子吃！”这当儿走来几十军官，他们都是37师师直的参谋，一了解是这个痞子耍赖要占领马厩，就对大家说：“别听他瞎起哄，这马厩一直是我们29军所有，怎么会变成他的呢？神经病，别理他！”
这特务原来就是地痞，他受主子指派闯进29军军营完全是为了起哄闹事。无风不起浪，他才最难受呢！现在他见人来得多了，就拔出随身带的短刀，在眼前抡了一下，又在大腿面上一拍，发出脆脆的响声，说：
“反正这马棚是我的，如果不马上腾出来我就要拿几个开膛试问，让你们瞧瞧！”世界上还真有不怕死的，一个中国士兵应声就走上去，对着那特务一拍胸部，硬铮铮地说：“有种你就拿我开刀！想霸占军队的马厩，又想杀人，我看你是活腻歪了！”那特务真被这硬汉的话和行动给唬住了，一愣一愣的，傻了眼，不由得后退了几步。
就是这时候，谁也没有提防，“忽啦”一下不知从什么地方拥了上来二三十名日本兵，全副武装，一个个握着明晃晃的刺刀为那特务帮腔助威，当下就有几名中国士兵负了伤。那特务见有了救星，便凶劲倍增，又有一名中国士兵被他刺伤。
至此，在场的29军官兵才明白，原来这个特务在中国军营耍赖霸占马厩的事是与日军一起合谋导演的一场挑衅。事情到了这个份上，如果再不还手，那正好中了敌人的奸计，也有辱我们的军威、国格。于是，战士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便自卫还手，几名日本兵也在刀下见了红。
特务和日军被迫退出军营。风雨在瞬间便凝固成鬼子恶狠狠的双眸。退出并不是日军的目的。他们有了这个制造事端的口实之后，便向宋哲元提出了抗议。抗议的内容有四条：第一，29军向日方道歉；第二，赔偿损失；第三，惩戒肇事军官；第四，中国军队自丰台撤出。宋哲元让人把这四条要求给他读了一遍。沉思良久，才似问似答似怒似骂地说：“娘的，不老老实实地呆着，跑到马厩里来惹事，挨了打，活该！”他似乎发觉自己责骂的对象错了，忙改口说：“这小日本也真是，有什么事不能协商，非得动武才称心！你来硬的，我也要当英雄，还能不流血？”之后他闭口不吐一个字了，只是用中指反复地抓着光脑壳似乎仍在沉思他的什么问题。部属提醒他：如何答复日方提出的要求？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一拍桌子：“接受前三条！”撤军，他没同意。日军当然不干了。从本质上讲，他们提出的四条要求中最核心的一条是要中国从丰台撤军。日方继续提抗议，四条要求一条也不能打折扣。如果宋哲元真要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军队的威望，其实并不复杂，只要他对日军的抗议来个反抗议，质问他们凭什么在中国的领土上霸道称强，信口雌黄地要强占29军的马厩，退一步讲，为了他这位29军首领的威严，他也应该提出这一抗议。但是，他没有，日军第一次抗议时他没有。第二次抗议时他仍然没有。
面对日军第二次攻势凌厉的抗议，宋哲元已经没有像第一次那样断然拒绝接受第四条的勇气了。怎么办呢？他来了个“变通”，将与日军发生冲突的部队调往北平西郊颐和园驻防，又将37师的另一个营调到丰台。
宋哲元再三声明：仅仅限于与日军发生冲突的那个营，其它部队一律不动。大概他以为这个声明会堵往一些人可能会“说三道四”的嘴。他也以为自己十分巧妙地出卖了原则，践踏了国格。一声长长的叹息，显然他如释重负似的轻松。
不，宋哲元错了。中国民众的嘴他堵不住，日军更不会领他的情。贪婪的日军远远不是要看一出“狸猫换太子”的闹剧，而是要把所有中国的军队都赶出丰台。这是他们既定的不变目标。
现在，这个独占丰台的目的还没有达到，日军便恶狠狠地抱怨宋哲元，你太不够意思了，姓宋的！只要气温停在冬季，落雪是随时可能的。日军干的所有事情都会违背宋哲元的意愿的。宋哲元越来越感觉到了这一点。华北驻屯军给驻丰台的日军下达了一项特殊命令，加速兴建营房、让大部队旱一天驻进丰台。
果然，不到两个月他们就完成了本该近半年才能干完的营建工程。步兵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强行进驻丰台，兵力大约2000人，是中国在这里驻军兵力的5倍。
有了这样雄厚的兵力，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地在丰台一带挑衅闹事了。于是，便有了“第二次丰台事件”——这天，日本侨民森川大郎没有任何理由地闯进丰台中国驻军营地，他先是纠缠哨兵，后来冲撞卫兵，卫兵不依，双方殴斗了起来。森川太郎被刺受伤。森川的拙劣表演很容易使人把他与那个朝鲜籍的痞子特务联系在一起。他们都是流氓，都是授人以柄的工具。日军走了与上次一样的路，对中国军队提出抗议。所不同的是这次简化了“要求”的内容，就留下了赤裸裸的一条：29军撤出丰台，让防。还有一点与上次相异，他们提出了让防的理由，“驻车台日军感受到了29军的威胁。”这分明是贼入的逻辑：我要偷盗你的家产，还抗议你门上的“铁将军”威胁了我。日军想在丰台得到的“安全感”，对中国人来说，就意味着亡国，当奴才。宋哲元很可能是装糊涂，接到日军的抗议后他根本没有理会“撤军”的事，派人交涉赔偿、道歉、惩办打人凶手，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