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最能够把小说形式的现代化与民族化完美融合的作家。鲁迅小说具有完整、严密的结构，体现于《风波》、《故乡》、《祝福》、《孤独者》等作品中的那种“封套式”结构，是现代中国小说的典范，但鲁迅又决不囿于这种模式，他凝炼、浓缩情愫和素材，使之寓于完备的结构中，同时更不因适应形式而戚低思想的含蕴。他的作品总是在必要的控制中自由地驰骋，使其思想与艺术完美融合于一体。鲁迅在突破传统的同时，为现代小说寻找到了新的形式“规范”。这也是他高出其他同时期作者的一个方面。
五四小说的主情特征
五四小说注重个人主观情感抒发的特征，使我们在探寻形成这一倾向的原因时，必须从社会、时代和个人主观因素几方面加以考察。
五四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波时代，人的称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以个性解放为中心的启蒙运动，促动了青年对于个人权利的呼唤。《新青年》曾以特大字号书写道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并且留在社会上使后来的个人也能享受。递相接受，以至无穷。”那些涉世未深的热血青年，在这期间自然会用充满激情的笔调抒发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态度以及追求理想的渴望、焦灼与苦闷。
追求个人权利，就是追求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创造、自由的行动的权利，“浪播主义真正的定义是一种自由的权利”，以主观情感表现为中心的新小说产生在这样一个时代中，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五四寸期作家的这种文学观念，使我们想起曾被鲁迅批评过的杨振声关于小说创作的一段言论。杨振声曾在他的《《玉君》自序》中声称若有人问玉君是真的，我的回答是没有一个小说家说实话的，说实话的是历史家。”我以为，杨振声在这里实际上是强调了文学创作要表现主观的思想。同时在这段话里，他说：“历史家取的是科学态度，要忠实于客观，小说家取的艺术态度，要忠实于主观。”他把艺术态度等同于忠实于主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当时整个文学思潮相一致的，他的观点并非荒谬，而是把表现主观的观点绝对化了。他按照这一理论创造出来的《玉君》，并非完全是一个“傀儡”，依然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与艺术价值。
要求文学以表现真挚的情感为中心，已成为五四时代觉醒了的知识分子普遍的社会心理，是否表现了真挚的情感，成为这一时期审美的最重要方面U我们可以从一些作品在当时读者中的反响和评论家的论述中见出。
鲁迅在《随感录四十》中，曾举出一位不知名的少年表现自己受封建婚姻迫害，陷人“不得不爱”的痛苦中的一首诗。这首诗在艺术上可以说是很粗糙且肤浅的。但鲁迅却为它“醒而真”的真挚感情所感动，认为它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真声音”。叶圣陶的《母》在今天看来，无论思想和艺术都不免失之于空浮和浅露，茅质在小说的“附注”里却写了如下感想：“圣陶这篇作品，何等地动人，那是不用我来多说，读者自能看得出。我现在是要介绍圣陶兄的另一篇小说，名为《伊和她》的，请读者参看。从这两篇很可荇见圣陶兄的着作中都有他的个性存在着正是由十这种社会审美心理，才使得那些大量倾泻主观情感的小说久盛不衰。了解了这一特点，我们就不会奇怪，为什么像《超人》那样的充满“干燥的理论的作品，会使茅盾读后也“不禁哭起来”，为什么《沉沦》出版后，有那么多的青年不远千里，乘车赶到上海抢购，其影响和轰动出乎郁达夫本人的预料。可以说，五四时期的作家，他们自己就是时代的典型，他们所倾诉的情感，自然会引起同时代人的共鸣。情感的共鸣，是五四时期读者最高的审美理想，他们阅读作品，是要从中发现自己。当时的青年作者石评悔对庐隐谈到读了她小说后的感想：“《灵海潮汐致梅姊》和《寄燕北诸故人》我都读过了，读后我觉得你就是我自己，多少难以描画笔述的心境你都替我说了，我不能再说什么了。一个人看到别人是自己的时候，这是多么不易得的而值得欣慰的事……人世虽冷酷无情，我只愿恋这一点灵海深处的认识，不再希冀追求什么了。正是这种在创作中寻找自己，发现自己的普遍的社会审美心理，使这一时期的小说作者在主观情感袒露的创作道路上走了较长时间，也使一些尚缺乏应有的艺术素养的读者大胆地拿起笔，写下自己内心的衷曲，由此共同推动着现代小说创作方兴未艾的繁荣局面。
当然，既是以主观情感表现为主要特征，那么，除社会、时代等客观原因外，也应注意考察形成这一倾向的作者本人身上的主观因素。作者本人的出身、经历、性格和气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他们创作的风格特征。郑伯奇在分析创造社浪漫主义风格形成的原因时指出：“他们都是在国外住的久，对于国外的缺点和中国病痛都看得比较清楚；他们感受到两重失望，两重痛苦……第二，因为他们在国外住的久，对祖国产生一种怀乡病，而回国后的种种失望更使他们感到空虚。第三，因为他们在外国住的长久，当近外国流行的思想自然会影响到他们。”创造社作家作品中普遍存在的感伤、孤独情绪以及从中透露出来的反抗情绪，无不与他们流落异乡、怀恋祖国、遭受民族歧视的特殊经历和精神压力相联系。
五四小说的特殊风貌，也来自作者本人的现实处境与内心追求之间的严重分离。他们常把恋爱痛苦作为倾诉内心情感的突破口，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本人往往有着同样的不幸遭遇与心灵痛苦。他们许多人在少年时期就接受了封建家长制安排下的婚姻命运，这一“因袭的重担”与他们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形成悲剧性冲突，这些切肤之痛必然会成为人们创作时的重要题材。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都是封建婚姻的直接受害者，庐隐在恋爱婚姻上的遭遇更加令人同情。在五四时期，不知有多少青年遭受着类似的痛苦和不幸。当这些作者把这些痛苦在创作中直接抒发出来时，尽管他们在艺术处理上显得不很成熟，但那种真挚的情感却照样能找到知音并引起强烈的反响。
五四小说的抒情倾向，也来自于这些作者正属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除鲁迅步人中年外，其他作者大都在二十五岁左右，青年时代对人生理想的渴望以及因受压抑又无法真正清醒认识所引起的焦灼、迷惘、苦闷，都大大加重了这些作品的主情色彩。
主情倾向对现代小说的影响
五四小说作者大胆、直率地袒露自己真挚感情的创作倾向，在中闰现代文学乃至整个文学史上都具有巨大的贡献和深远的影响。
首先，把主观情感作为创作的表现中心，在表现个人中反映社会，这是对封建抑情主义的有力反拨。中国传统文学由于长期受封建礼教的抑制，在文学创作上形成了“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原则，温柔敦厚、典雅庄重的文学风格是封建道德在文学领域中的投影。因此，尽管情感在古代文论占有重要的一席地位，但它却常常被囿于“中庸”的框框当中。五四小说家大胆突破禁区，对传统的文学观念迸行挑战，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当然，作为叙事文学，小说在情节表现上应当有自己的特殊性，尤其对现实主义小说来讲，个人主观情感应渗透到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塑造中去应当建立在“细节的真实基础之上。但这一要求对五四小说作者来讲，似乎太高了，如前所述，当时除鲁迅外，大多数作者对新文学的建立还没有清晰的认识，还难以在一种成熟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创作。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从不顾忌何理论上的约束，要求创作的自由，同时又作大肫的探索中，寻找最适合自己的艺术表现方式。随着国内形势由思想革命运动转人政治革命斗争，大多数作家自觉地把注意力转向广阔的社会生活，加之。经聚集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大部分作家在客观反映生活与不：观情感态度流露之间寻找到了较为得当的分寸，为新文学的建设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五四时期，他们用极端的形式反抗极端的传统观念、反映极端黑暗的社会现实，是无可指责的。
其次，五四小说的主情倾向，为现代小说新形式的建立与发展起了歌大的积极作用。把情感当做艺术表现的核心，使小说从揭示层次到艺术形式都具备了深刻化、多样化的特征。小说的叙事角度、体裁、结构等，都为现代小说新形式的建立与发展起到厂开拓性的促进作用。
在创作中直率地袒露自己的主观情感，使五四小说发射出特有的光产，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作家的创作。把情感抬到不切实际的地位，甚至认为“孤单的凄清就是艺术的酵素”，使一些作者在艺术创作探索的道路上出现了一定时期的停滞。过分重视主观情感的体味和直露的抒发，限制了作品可能达到的深刻性和广阔性，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也缺乏丰富性和多样性；创作的题材难以超出知识分子的领域，作品情调往往流于哀伤肤浅、狭窄虚亲之中；个人情感不能和丰富的现实生活结合，自我精神的封闭体系割裂了与历史和现实内容的密切联系。这些缺陷与极端化倾向，在当时文学界就有反应，有读者对《小说月报》提出意见，以为“以前几期，常有神秘的创作发现，使读者读了以后，都感着‘模糊’、‘昏沉’的痛苦！……最好把民众的，短小的都选登几篇，我预料一部分的读者，都有这种遗憾的允其对于那些发泄苦闷颓废情绪，动辄以自杀结束的小说表示不满，恳切地“希望从积极的文字上提倡，解除青年人们烦恼才好”。王统照于1923年就指出，当时“突进的许多文学刊物中间，都犯了两种弊病是：创作过多而介绍量少，情绪方面的作品多，而艺术上太缺欠。第二种缺点，几乎成了中国新文学作品通有的缺陷”。“只知直抒一己情绪的挥发，而没有相当的艺术，成功的作品固然少了，有时还可将其深沉、美妙、悲哀的情绪丧却。这是我们所不可忽视的”。由此可见，情感表现的分寸得失，的确是我们研究、总结五四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五四小说的主情倾向，同时给予了我们深刻的理论启示，即文学的真实性问题与情感在文学中的地位。
文学的真，往往被认为主要是反映现实生活的真实。就文学的社会作用来讲，自然是正确的。但作为艺术，文学在反映和表现生活时，具有其他学科不可取代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突出地表现为它的整个过程都伴随着情感活动进行，情感融注于艺术作品的最终成果中。如果一部作品只具备某种程度上的“史实”记录的真实，缺乏真挚的情感，就不能成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文学创作中的失真其根源就在于作者本人的情伪，瞒和骗的文学是最低劣的文学。五四时期的文学虽然在表现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暴露出明显的欠缺，却依旧是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文学时代。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其中所包含的真挚的情感、真诚的创作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作家其他方面的缺点和不足。
由此，情感在文学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也可从中得到印证。深刻的思想认识、真挚的情感以及高超的艺术技巧，是创作优秀作品的条件，而其中情感则起着举足轻重的中介与核心作用；情感，是构成艺木家心理素质的最重要的因素。
五四小说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必须要有相应的社会条件，即创作的自由以及对这种自由权利的正确利用。五四小说家们以自己大胆的探索精神和奋斗勇气，获得了创作的自由，同时又能把个人自由与社会、时代需要较好地结合起来，在表现个人时反映社会，抒发主观情感的同时透露时代精神，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他们那种时时牢记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今天，我们的作家获得了创作的自由，处在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如何正确地利用这一神圣的权利，将个人才能的发挥与社会、时代的责任完美地结合起来，赋予文学以真正的生命力，五四小说的创作经验不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吗？
略论五四小说中的“母爱”
时代对文学的影晌是巨大的，即使对一些普遍的人类感情，也不能完全按照“人类天性的权利”来赞美，而常常要“根据历史的权利”来表现。五四时期，有许多表现母爱的小说，在这些作品中，我们除领略到类似“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伦理感情外，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呼吸到五四时代的强烈气息，他们不属于别的任何时代，而是只有在五四时期才能唱出的母爱之歌。
在创作中表现母爱的现象，出现在一个以反抗封建制度和封建意识，向往和追求个性主义为思想主潮的时代，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在当时，对个性自由的追求与反抗封建意识和习惯势力的斗争是同时进行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觉醭了的肯年对婚姻恋爱自由的大胆追求和以父母为主要代表的封建家长制的严重阻碍。但对大多数青年来讲，个性主义虽然是他们信仰和追求的新思想，但它还未与他们内心的道德观念、行为准则融为一体，还不是一种“无意识”的意识。相反，封建的道德观念并未在他们灵魂中完全消除。这样，对新的进步意识的渴求与旧思想的“因袭的重担”在他们内心形成一种子盾冲突。他们把阻碍自己婚姻自由的封建观念仅仅看成是家庭的反对，而这种反对，又与母爱这一伦埋感情混为一谈，由于他们对所谓“母爱”怀着不容置疑的珍视态度，从而形成了他们心灵中情爱与母爱的冲突，陷人了无法摆脱的矛盾闲境之中。其次，五四时期，由于一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形成尖锐冲突，孤独感、寂寞感普遍存在于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渴求人与人情感沟通，句注充满“爱”的理想天围，就成为当时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而这种“爱”在许多作者那里，是以母爱为中心的。由此，五四小说在表现母爱时呈现出两种倾向：一是把包含着陈腐性质，事实上已在阻碍着理想实现的母爱缩小到只是必须珍视的伦理之情；一是把一般的伦理感情夸大到人牛理想的最高体现者的程度。前者主要以淦女士（冯沅君）的《卷葹》集为代表，后者则表现于冰心、叶圣陶的部分作品中。
早在1919年，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痛苦？》（《新潮》第一卷第三号）中，就把情爱与母爱的冲突宣接表现出来。小说描写名叫叔平和素瑛的两位男女青年志同道合，相爱无间，但叔平因迫于家庭压力，只得回家接受父母为自己安排的婚姻，虽然他曾想以拖延婚期和离婚结束这种命运，却因念及父母多病，顾虑社会舆论而最终饮恨。虽然作者的描写非常浅薄，但已经表现出家庭对自己追求自由的抑制以及二者之间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