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矛盾痛苦集中表现于以青年追求恋爱婚姻自由为题材的小说中。这些作品中，真正使人物精神产生矛盾困惑的根源，不是暴力的压迫，而是掺杂着束缚人的精神自由的伦理常情。冯沅君小说集《卷葹》中的女青年，不畏大锁禁闭，几次夺路逃跑，但母亲的慈爱却奇迹般地消融了她们的意志，使其成为爱情追求中的失败者。她的人物无一例外地经受着同样的精神痛苦：母爱与情爱的冲突。这两种共属人类天性的美好感情，本不应有任何抵牾，就青年欲求自己的婚姻能得“皆大欢喜”的愿望来讲，在选择爱侣时虑及父母的意愿本也无可厚非。然而，一个无情的事实却是，夹杂着浓厚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母爱，客观上束缚着和剥夺着青年自由选择的基本权利，要求他们就范于旧的道德原则。她们明显感到这两种爱情之间的不协调和互相抵触，“怎么爱情在我们看来是神圣的，纯洁的，而他们却看的这样牟鄙污浊”。她们努力在两种爱情之间进行抉择，那态度不免幼稚却真诚得让人感佩。“因为母亲的爱，所以不敢毅然解除和刘家的婚约，所以冒险回来看她老人家。因为情人的爱，所以宁愿牺牲社会上的名誉，天伦的乐趣”，两种爱情的冲突，“使我精神上感到五马分尸般的痛苦”，即使这种抉择的痛苦得到稍微缓和，冲突暂时解除，作者所给予我们的，也只是意志的弱化与消融，这足令人失望却又真实不过的选择。《误点》中的继之在去见白己的情人，因误午返回家中，看到母亲惊喜的神情时，便“深深感到母亲的爱的伟人，这一刹那间母亲的爱战胜了情人的爱”。不过这的确也只是“一刹那间”的平息，那种“五马分尸般的”痛苦，是难以真正平息的。这种新与旧的内心冲突，是笼罩于五四青年灵魂中普遍的精神痛苦。郁达夫《茑萝行》中的“我”迫尸“母亲的含泪的规劝”，勉强与自己“不得不爱”的女人结合；庐隐的《海滨故人》中，宗莹为自己“始终要为父母牺牲”而痛苦。云青则“为了父母的意见，宁可牺牲她一生的幸福”。
这的确是一种剧烈的冲突，痛苦和困惑使他们甚至怀疑自己的觉醒。庐隐笔下的亚侠（《或人的悲哀》）把自己的精神痛苦归于知识的获得，“假若智慧之神不光顾我，苦闷的眼泪永远不会从我心里流出来啊！”即使她们终于获得了恋爱、婚姻自由的幸福，也仍然无法解脱内心的烦闷，因为婚后琐碎的家庭生活，与她们早先幻想的前景之间尚有较大距离。因此，她们又将痛荞们于结婚。“我只要能找到灵魂的安慰，那可怕的结婚，我一定要避免”。她们向往爱情，又厌恶标志自己追求胜利的结婚，怀恋以往的处女生活。《前尘》中的女人公，婚后两三天就感到苦闷难耐。徂这种心灵上的极端苦闷归于任何一方面都无法真让解除。于是，人生，人间的一切在她们的眼中都是悲剧的根源。一切的事情，都不过像演戏一般，谁不是涂着粉墨，戴着假面具上场呢？”愤激过甚，无法发泄，便抱着“游戏于人间”（《海滨故人》）的态度，企图在黑暗中沉睡下去，但最终发现，反是“只被人间游戏了我”。
这些作者以自己的痛苦作为代价，获取了那么多的经验，精神上的沉重负荷使他们不至于将希望寄于空虚不实的幻想之中，却又像风筝一样无法把握自己的方向，一颗不断遭受压迫打击的不安定的灵魂，不知何处才是归宿，只能徘徊于矛盾的疆场，愤激地诅咒，凄婉地呻吟，在痛苦的夹缝中抒发自己的情怀。作者这种真诚、坦率的态度，“展览自己的勇敢”气为我们揭示出一颗滴着滚烫的鲜血、融合着冷涩的心灵。
最能使人感受到五四小说家情感真率的，莫过于郁达夫等作者对于自己私生活甚至变态心理苦闷、焦灼的暴露。这种苦闷和焦灼来自于个人欲望的追求与外在道德规范之间的冲突。五四小说作者大胆真率的袒露，使人感到触上惊心。
郁达夫小说中“性的苦闷”的自我暴露，评论界一直争论不休，而争议的焦点大多集中于这种描写在思想内容及对读者影响上的积极性与消极性两者之间的“比例”。大多数人又喜欢引用郭沫若关于郁达夫“这样露骨的直率”，使道学家和伪君子们“感受着作假的闲难段话，给予这种描写以适度的肯定。伹笔者认为，仅在反封建道德观念这个层次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对这种描写本身的特殊性做剖析，并不能真正把郁达夫小说的性描写与传统的诲淫文学区分开来，因为后者在某种程度或一定范围内，也可与这种进步性相联系。郁达夫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表现了人物在寻求色欲满足过程中的矛盾心理，表现人物变态行为的心理基础，使这些情节与作品整个主题和情调密切相联，成为作品的合理成分。他大胆暴露人物内心的变态心理和卑琐行为，时常让人触目惊心。《茫茫夜》中的“他”为了解除自己的内心苦闷，竟然去骗取女人用过的手帕和针来寻求刺激；同时他又表现人物内心的二重矛盾，这种矛盾首先来自生理欲望与社会一般道德的冲突及自我谴责。《沉沦》中的“他”在苇草丛中偷听一对青年男女的私语时，一面不肯离开，一面又痛骂自己：“你去死吧，你怎么会下流到这种的地步。”《空虚》中的于质夫没有对贸然钻入自己房内的少女做任何过分的举动，尽管他的心在苦闷的恐惧中“被拷问似的苦了好久”，显示出极强的克制力，佴等少女离开后，却又紧贴床感受那“被上留着的她的余温”，一方面不敢也不忍做任何“冒犯”行为，一方面却又用变态举动发泄内心的欲求与渴望，这真是奇特的正常与少有的病态之间的矛盾统一。
矛盾的另一方面来自于同妓女接触时的“同病相怜”之感。《秋柳》中的于质夫，在极端苦闷时溜到妓院，当他真的同妓女海棠在一起时，又产生了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触：“可怜的海棠，也是同我一样，貌又不美，又不能媚人，所以落得清苦得很。唉，侬未成名君未嫁，可怜俱是不如人。”生活遭遇的相似使其心灵得到净化。落泊、穷困、备受歧视等等，把他与这些被别人，有时也被自己玩弄的人物联系起来，精神上产生一种同情之感。
这种在生理欲望的追求中所产生的精神上的一歌矛盾心理，才是郁达夫小说的性描写之所以不为人厌恶的主要原因。这一特征贾穿卜他几乎所有类似的作品之中。他揭示了这种生埋苦闷与人物其他的苦闷之间的必然联系，使其成为人物整个悲剧命运的一部分。让是由于这一原因，读郁达夫的小说“发生兴味及感兴”，根本区别于张资平所描写的“抽象的情欲感应”。诚如沈从文所言郁达夫作品告诉我们生理的烦闷，我们却从张资平作品中得到了解决。”
创造社另外名作者郭沫若，也在其小说创作中袒露了自己的内心隐秘，《叶罗提之墓》记述叶罗提对自己嫂子的内心爱恋；《喀尔美萝姑娘》中的“我”大胆袒露自己精神上对一个陌生少女的依恋以及这一过程中复杂的内心矛盾。
这些作者大胆、坦率的创作态度的确是惊人的。他们完全意识到了这样做可能遭到的非议。“我把我的内生活赤裸裸地写出来时，我恐怕一切的朋友们都要当面唾骂我，不屑我”。然而，“我要求自己的真诚”，希望在这种真诚态度之下从事的创作，能得到世人的同情与共鸣。
五四小说作者的真率。一方面是个性解放思想在文学创作实践中的体现，另一方面也由其思想上的局限造成，他们从事创作的根本目的是要借文学之力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态度，张扬自己的个性。他们几乎都没有更多的诸如希望成为作家的功利目的，所以创作时便较少虑及艺术表现方式上的变化。他们的创作大都显得缺乏凝炼和必要的组织，整个作品的构成，没有一祌游刃有余的弹力；在他们激流倾泻地涌出的激情后面，没有足够丰厚和深广的含蕴。丰富的生活经验同时时处于激奋当中的情感世界，因缺乏应有的思想认识水平，而成为一股不知该向何处流去的潮水。在当时，“尚没有本小说把新旧思想不同的要点及其冲突的根本原因，用惊人的文字，赤裸裸地描写出来……这似乎也是个缺点”。
最终写出这种“惊人的文字”的，是鲁迅。鲁迅也在探索和寻求冲破现实黑暗的出路，但他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使他没有像同时期部分作者那样，把理想寄托于“美”和“爱”的天国，而是暗示植根于现实土壤的前途和希辑，虽然他本人对这种理想的具体情境难以准确把握。《故乡》中的“我”，同样忧患于人与人之间精神上的隔膜，他希望后代“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末经生活过的”。
主观情感中的时代精神
主观情感的大胆袒露，无疑是五四小说创作的共同倾向，但如果仅仅在表现“个人”的层次上将这一时期小说纷纭复杂的面貌加以集中是远远不够的。构成五四小说创作共同趋向的实质，是他们在个人情感的抒发中散发出的那种共同的“顽强的渴望--躭是力求要理解、感觉、猜想国家的未来，它的人民的命运，它在地球上起的作用。”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激情，共同构成这些作品的情感主调。
五四时期的小说作者普遍地表现内心的烦闷，这是因为“现代青年的烦闷已到了极点”。他们表现“美”和“爱”的理想，是因为他们同时想把“光明指给烦闷者，使人与人之间无形的界线泯灭”。文学“为人生”的呼吁，不仅是真实地再现现实生活的文学见解，同时也包含着“改良人生”的欲望和要求。从许多作者的文学见解中可以看出，他们有时把文学的作用看得过大，准确地说是想象得过大了。把文学视为“是超于时与地与人的，是常常立在时代的前面，为人与地改造的原动力”，以为“人们的最高精神的联锁，惟文学可以实现之由此沣致对“美”和“爱”的虚幻埋想的赞美与歌颂。这种把抽象的人类之爱当做人生，理想的倾向，是他们努力摆脱现实烦闷，却寻找不到现实出路而又要努力做出表示的夹缝中的产物。正因为如此，才使他们尽管对这种理想一边怀疑，一边还要反复讴歌。我们也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冰心在“爱的实现”业巳完成的问时，还不忘“奋斗”的呼喊。“美”和“爱”不是使他们变成“超人”，恰恰是从“超人”意识和自杀念头中拉回到现实，策新获得对生活的信念与希望。他们除了借此使自己的精神得到暂时的慰藉外，更希望同时代的存年能像自己笔下的人物一样，从中摆脱内心的烦闷。温情脉脉的吟唱无法隐藏他们内心的焦灼不安和那种真诚的社会责任感。正是在这一点上，使他们根本区别于那些“象牙之塔”内的作家。
其实，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个人都不能脱离现实的制约，主观情感的表现中或多或少地透露着社会和时代的内容，即使“象牙之塔”内作家的作品，不同样可以显示出他们作为社会存在的因素吗？远离现实社会本身就是对现实社会态度的表征。当然，五四小说作者在反映现实和表现时代时，有着非常鲜明的态度和自觉的意识。他们剔除自己心灵世界中的复杂成分，只将那些与社会现实问题相关的东西表现出来，甚至因此造成情调上的单调与内容的狭窄。他们自信“自己知道的国事比别人多些”，“自己比别人更有十分沉重的责任感”，所以才固执地表现个人主观情感。在文学观上，自认为“由个人的苦闷可以反射出社会的苦闷，可以反射出全人类的苦闷来”以为“人生的文学”，“就是个人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从而“由一个人的心灵中，传达到无数量的心灵中”。这种自认为自己是社会一员的信念支撑着他们创作的动力，更不用说，他们本身生活圈子的狭窄，对于力求以“真”为创作的根本要求的他们来讲，除了表现自己，别无选择。
正是由于这一一原因，使郁达夫、郭沫若这些留学国外的青年作家，依然能在特殊的异邦环境中写出包含时代精神的作品。在郁达夫那里，那种产生或激化人物内心苦闷的，是民族自卑感，而这种思想，正是他们要求自尊而不得的结果，爱国主义精神是贯穿郁达夫小说始终的一条线索。由于异邦环境，使他笔下的人物时时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存在，他的小说因此与那些为民族、国家寻求出路和前途的青年的思想意识合拍，使广大青年从郁达夫那带有浓厚“自叙传”色彩的小说中，同样可以“发现自己的模样”，“认识了自己的脸色与环境”。我们也就因此不会奇怪，为什么《沉沦》中的“他”在个人“生的苦闷”和“性的苦闷”不得解除，被逼到死路上时，会发出“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那种含着血泪、带着愤激之情的呼喊。今天，在纪念这位倒在日寇枪下的爱国志士时，人们已经真正认识到了郁达夫小说中的这一闪光思想，纠正了过去那种视其为颓废文人的偏见。
在郭沫若小说中，则是一种更为激昂的反抗帝国主义的激情爆发，《行路难》中的爱牟那“日本人哟！日本人哟！你忘恩负义的日本人哟！我们中国究竟何负于你们，你们要这样把我们轻视？”“你们的帝国主义是成功了，可是你们的良心是死了。”这愤激的呼喊，不知激动了多少同时代的热血青年。
个性解放和意志自由，是五四时代的思想主湖，它几乎渗透于这一时代知识青年精神追求的各个方面。在表现青年男女对恋爱自由的追求时，与其说他们是为了爱情本身的满足而奋斗，不如说是向往种个性自由得以张扬的美的境界。他们追求恋爱内由更主要的，是向往个人意志的自由。《隔绝》中的“我”在绝命书中写道：“亲爱的阿母……我爱你，我也爱我的爱人，我更爱我的意志自由……现在因为你的爱情教我栖牲了意志自由和我最不爱的人发生最亲密的关系，我不死怎样？”他们对爱情的追求，更多的是为了精神上的满足和慰藉。庐隐小说中的青年女性，并不因为得到别人的爱而兴奋，也不为最终结合而满足。她们只注重于精神上的满足。《或人的悲哀》中的亚侠，看到两个男子为得到自己而“互相猜忌，互相倾轧”，并没有因此得意，反而深感“人间实在是虚伪的可怕！”“人类的利己心，是非常可怕的，并且他们要是喜欢什么东西，便要据那东西为己有！”他们追求恋爱自由，似乎只是为了争取一种自由选择的权利，以显示自己在个性解放上的胜利。正因此，才使她们在既得之后，又怀恋以往的生活，对麻木、琐碎的家庭生活表示极端的厌恶。郭沫若《喀尔美萝姑娘》中的“我”，虽为没得到一个陌生女子的爱而痛苦，却仍然有足够的内在精神力量拒绝“有名的美人”、品性放荡的S夫人的诱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