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时代
我相信我们那一代人的中学时代很少人不是在动荡中度过的。如今回想，仿佛整个生命陷入迷乱的星云中。时局的不宁、环境的多变、生计的困难，压迫着我们，使我们还没有真正开始生活，便对生活怀有畏惧心理。我的家乡是福建省的福州市。那曾是一座南国风景佳好的花园城。闽江蜿蜒流过市区，市街两旁种植着白玉兰--那是北方看不到的一种高达数丈的开花的乔木。郁达夫曾经极口称赞过我的家乡：“山间的草木一年中无枯着的时候，最奇怪的，是梅花开日，桃李也同时怒放；相思树、荔枝树、榕树、杜松之属，到处青葱欲滴，即在严冬，亦像是夏的样子。”
南国温暖的太阳，照射着常绿的四季，1932年1月，我便诞生在这片美丽的山水中。但陪伴我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却是一连串凄苦的日子。我整个小学阶段在抗战的炮火中度过，断断续续地换了好几个学校才念完。抗战胜利后，我进入了中学。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度过了这一人生阶段。我的中学母校是福州三一中学。这是一所外国人办的学校，收费甚高。那时社会不安定，通货膨胀严重，我父亲已失业多年，家境十分艰难。我每学期开学都为缴纳学费发愁。但我还是坚持念完初中并升入高中。我之所以能够如此，全靠两位最值得我感激的人的帮助。一位是我那时刚刚孀居的姐姐谢步韫，她以自己的积蓄，甚至变卖自己的婚饰供我学费；一位是我在仓山中心小学读书时的老师李兆雄先生。他通过自己的影响，使我每学期都获得部分减免学费的优待。要是没有他们，以我当时的经济条件，是完全上不起这样的中学的。我在上小学时便喜欢读书。进入中学又对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诗和散文。在这方面，对我影响最深的是语文老师余钟藩先生和林仲铉先生，他们都是南京中央大学国文系的毕业生。林先生是替余先生代课才来到我们学校的，虽只短短一个学期，但我们之间的关系甚至现在也一直保持着。他现在是福建师大的教授。余钟藩先生文学修养很深。他给我们讲《论语·侍坐篇》，用接近古音的闽方言吟诵，如听典雅的古乐，如今回想，依然充满了激动。我是从古典文学入手，然后接近现代文学的。进入初中我便读《水浒》、《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名着。那时我通过自学已能全文背诵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尔后，开始大量阅读新文学作品。从冰心的《寄小读者》、《南归》，到巴金的《激流三部曲》，那时我也读过鲁迅的杂文，但不能理解他的精深博大。
文学不仅给我清贫困苦的生活增添乐趣，而且陶冶了我的性情。可以说，新文学作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冰心和巴金。冰心教我爱，巴金教我反抗。他们的作品都以震撼心灵的人性的力量滋养了我。那时，我的生活十分艰难，物价飞涨，真如马凡陀诗中写的，是“这个世界倒了颠，万元钞票不值钱”。经济来源经常断绝，我们一家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我和弟弟有时不得不去捡一些稻穗，砍一些柴禾以度难关。但我钟爱文学如挚友。我节省父母给我的极可怜的一点零用钱买自己喜欢的刊物，如《中国新诗》、《诗创造》等。姐姐家住在福州城里，我住南台，相距甚远。但每到周末，我总步行进城到她那里取过时的报纸--因为报纸的副刊上有我热爱的文学。我那时买不起报纸。对文学的兴趣使我忽视了其它功课，我不喜欢数学，虽然都能及格，但一直没得过高分。三一中学是英国教会办的学校，重视英文的程度超过本国语言。英文课在全部课程中是最重要的主课，占的时数最多。辅助这门主课的，尚有一系列课程，如单独开设的英文法、英练写、英会话、英作文等。三一的校歌是用英语演唱的。但那时我的全部兴趣都被文学夺去，加上对教会的反感，影响到我以近乎敌对的态度对待英语的学习和掌握。这种偏颇所造成的损失，直至今日我还在责备自己。在中学，我因为过早地专注于文学，使我的学业不能全面发展。我并不是班上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我最喜欢的功课，除了本国语文之外，便是作文。那时的作文，大体都是余先生命题，间或也有自定题目的时候。遇到作文课，我兴奋得有如过节，往往借题发挥，当场把先生出的题目写成文学作品，有时是散文，有时则是小说--虽然是幼稚的小说。我第一次在报刊发表的作品《公园之秋》，便是课堂作文。
这篇作文很短，我一气呵成，余先生给了92分，并写了“立意精新”之类的评语。我受到鼓舞，便偷偷地投给了福建当时最大的一家报纸的副刊。
不几天，我到报栏看报，居然加上花边登了出来，这是1948年11月26日的事。这篇有点像散文诗的《公园之秋》全文是这样的--
黄昏，我走进公园。
我没有闲情来享受这绮丽的秋之景色！
枫叶红似榴花，我不想作一首华丽的赞美诗，我想，那是血；那是苦难大众的血迹；他们，这批可怜的被献祭的羔羊，被侮辱了，被宰割了，在黎明未降临之前，他们被黑夜之魔夺去了。血，斑斑地染在枫树叶子上。
小河呜咽着。
河畔的享乐者歌唱着。
我该作如何的心情呢？
唱吗？我不应该这样作，哭吗？又不合时宜，于是，我忍住泪，“心沉向苍茫的海了”。
秋风中飘零的枯叶，像纸币，红的，黄的，也有绿的……
风，像一把利刃，刺向人民的咽喉，哀呼一声，血流出来了，民哭了，哭声恰像秋的风，飒飒地响。
忧郁的山啊！你皱着眉，屹立在对面，泉水潺潺地从山凹中流下来了，是孤独者的泪啊！
看！公园外，一片广漠的田地。绿色是大地母亲的胸脯；金色，是血汗付出的代价呀！是收获的季节了，原野上轻荡着稻草的清馨，菜畦上，农夫开始播种了，明天，又将是收获的季节了！
我的写作兴味受到了鼓舞，诗、散文，有时也试着写小说和文艺随笔。当时福州的几家主要报纸我都投稿。那时才十六七岁，胆子大，敢闯。我没有熟人，也不找那些编辑先生，但寄去的稿子大体都能发表。对那些默默地为我改稿子、发表像我这样一个中学生习作的编辑，我至今都怀着深深的谢意。可是，我不认识他们，也无从表示我的谢意。只有一位是例外，那便是当时在《福建时报》编《詹言》副刊的郭风先生，他是当代着名的散文家和诗人。直到80年代我们相识了，提起旧事，他才知道当年的谢鱼梁（我使用的一个笔名）就是我。这益发加重了我对他的敬意。1948年，我初中毕业，解放战争正在紧张地进行。国民党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国统区人民的生活十分痛苦，满街都是饿殍。我目睹这一切，加上自身的生活体会，产生了朦胧的反抗意识。我陆续参加一些学生的进步运动，以实际行动抗议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从一些同学老师那里，我阅读了从香港转入内地的解放区的作品，如《白毛女》、《白求恩大夫》等。这些书籍打开了我的眼界，给我以明显的革命的启蒙。我继续写诗。这些诗多半是在课堂上写出来的。它们的总主题是歌颂光明、诅咒黑暗，艺术上则大多取法于具有现代倾向的诗作。渐渐地，诗风也趋向了朴实。
1949年3月，在国民党的高压中，我在一家报纸上发表了《见解》。诗并不好，但思想倾向却鲜明：
泪是对仇恨的报复，
锁链会使暴徒叛变，
法律原是罪恶的渊薮，
冰封中有春来的信息。
黑夜后会不是黎明？
有人在冀企着春天！
历史的车轮永不后退，
寂然的火山孕有愤怒的火焰。
这时候，我已开始不大注重诗的艺术磋磨，我一心一意要通过诗呼喊出人民的声音。我当时诗的信仰，已鲜明地倾向于人民性的追求。在一首题为《诗》的诗中，我确认诗应当“呼喊出奴隶的声音/是被损害与被侮辱者的咆哮”。那时的一代人似乎都因饱经忧患而早熟，我在写这些诗、作这样思考的时候，才16岁多。三一中学设小学部、初中部和高中部。本校初中生升入高中不用另行考试。我只在那里读到高中一年级。但就是这一年，我们从事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我们进行了民主竞选学生自治会主席，还举办了读书会。高中一年级下半学期，解放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人民解放军渡江后，上海迅即解放。这时，盘踞在我们内心的是如何以实际行动迎接福建的解放，我们对学习也不大专心了。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我们走上街头欢迎人民解放军。不久，一位解放军文艺工作队的干部来我们学校动员我们参军。当年8月29日，我就告别了母校和家庭，穿上了军装。来到部队，我仍然想念着哺育了我的那些报纸副刊，我满怀激情给《星闽日报》的《浩瀚》副刊，投寄了我中学时代的最后一篇稿子：《我走进了革命的行列》。在这篇散文中，我写道：“我看见了无数的至今还在受难的人民，向着我，他们伸出了呼援的手，我看见了广漠的、至今还在兽蹄践踏下的土地在哭泣。呀！是的，我应当为他们献出我的血和汗。因为我向往于一个美丽的人民共和国，因为我向往于一个世界大国的人民的乐园，于是，我以激动的心情，张开了热情的两臂，向着广大的人民大众拥抱。”
上述那些话发表的时候，是1949年9月16日，距离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大典，还有半个月。当然，另一个新学年也已开始了半个月了，但我已经结束了我的难忘的中学时代，尽管我才读完高中一年级。我的中学时代充满了忧患与抗争。我几乎每一个学期都过得十分艰难，我不断地为筹交学费而奔波。因为时局的混乱和家境的贫寒，我那时也少有欢愉，唯一能够安慰我的，是对文学的兴趣和爱好。它是我不宁和暗淡生活中的一朵温馨的火花，凭着它我以我尚未成年的生命领略着人世的甘苦，它领着我追求崇高的人生价值，文学催我早熟。我那时知道，中国解放了，我们将生活在明朗的天宇之下，自由的土地之上，重新开始我们的中学生活。我也许会成为某一方面的专门人才。但是，更有意义的生活在向我招手，我终于告别了我的母校和我的家庭。当然我选择的这条道路是更为艰难曲折的。它是充满了痛苦和随时都要准备做出牺牲的道路。我为它付出了比全部中学生活还要多的时间。换来的东西是宝贵的，那便是非常充实的为广大人民而工作的战斗的青春。
1984年除夕于北京蔚秀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