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提出的科学和民主的、彻底地与封建主义决裂的任务远未实现。而且类似中世纪的禁锢居然能在中国重现，实是当年的志士仁人所不能想象的。在通往思维方式现代更新，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融汇的路途中，中国所经受的折磨，恐怕是世界上诸民族所绝无仅有的。上世纪末的中体西用论，本世纪初的夷夏之辩，“五四”时代的保存国粹与打倒孔家店之争，20年代的东西文化比较，30年代的东方文化本位论，40年代大众化和民族化的提倡，50-60年代的“洋为中用”与对于盲目崇拜西方的批判，70年代以迄于今的关于“全盘西化”的批判，这些没完没了的争论和批判折磨了几代人，也将延续到21世纪。
这证实了中国自成体系的稳定的民族意识与开放时代的世界意识的冲突，是中国文化艺术走向世界的进程中的基本冲突。中国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个魔圈？这种矛盾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整体，也存在于中国文化界的个体。有人分析过中国先觉的知识界的两难处境：理智上接受西方文化，而在情感上排斥它；感情上眷念传统文化，而在理智上又批判它。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文化的依恋几乎是一种病态的遗传。
“五四”某些猛士的颓唐，新文学运动几位先驱的沦落，一些新诗的开拓者转了一圈以后又回到旧诗寻找归宿，都是明证。
在长达一个世纪的纠缠推移至今，中国文学参与世界的觉醒伴随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荒凉之感。浪漫主义的影响依然存在，但理想化的情感与实际生活相距甚远而产生了隔膜感；现实主义依然支配文学的命脉，但部分人却感到了如实再现或反映的方式缺乏新的魅力。经过了文化大洗劫之后的新时代觉醒，不仅是人性为神性和兽性所湮没，面对一片物质和精神废墟，几代人有着浓重的失落感。眼前仿佛是艾略特的荒原的重现。现实生活的举步维艰以及它的进进退退，加上动荡世纪之后的人际关系异化，使文学的发展体现出与世界现代文学、特别是与现代主义的艺术潮流有更多的认同感。这种不同时空的“共震”是一种发人深思的现象。
要是说，本世纪20-30年代中国文学对于现代主义发生兴趣，是在总体艺术自由的气氛中出于纯粹艺术兴味的引进的要求，因而与当时的时势民情相脱节，而在大的社会民族变动中受到冷落；而今日的这种超越时代地域的呼应（西方的现代主义发展有年，如今已不具新鲜感），却引发了中国又一次对于西方现代主义的热情。这种特殊兴趣或特殊的亲近感，我们几乎到处可以感到。诗歌发展的超前性已为人所共知。在文学艺术的广泛领域，人们几乎难以掩饰对于“现代派”的热情。
数年前若干文章如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冯骥才的《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都说明了这种“热度”。何立伟在介绍《苍老的浮云》的作者《关于残雪女士》中说到：
“残雪女士取舍作品好坏高低，只有一个标准，即是否现代派。残雪最喜欢的作家是卡夫卡、怀特、以及川端康成，后来便是马尔克斯，这几位其实很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是‘现代派’，这就好。”
这不仅证实本文前面提及的“驳杂”和“不加选择”，而且证明一种遥远的认同感。亲切和认同的趋向是特殊的社会历史所造成。浓重的失落之后面对废墟的苍茫，梦醒之后不知走向何方，加上现实生活的诸多挫折以及迈步的艰难，人们易于从那些变形和扭曲的艺术中找到新的审美刺激。
加上对于旧的形式和叙述模式的憎厌，作家们当然乐于寻找并引用新的表达方式。这些表达方式当然不会是古董和国粹，也不是古典的浪漫主义，更多的则是现代的“舶来品”。那些随意性的时序颠倒和空间转换，那些扑朔迷离的心理错觉和梦境幻觉的捕捉和运用，那些通过拼接的和整体概括的象征性以及人物行动、对话、内心独白的自由交叉、随意穿插的叙述方式，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进入社会发展新时期之后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和手段。当然也有力地反对了业已发展到相当程度的文学艺术教条。
它体现开放文学时代冲决封锁之后的横向移植的强意识。中国新文学再一次事实上确认了与世界文学的亲缘纽带。体现了这一潮流实质的，与其说是形式的模仿与移植，不如说是由于社会内部结构大调整所产生的情感、情绪、思考以及心理上的共鸣。大动乱之后的悲怆与落漠，迫使过去写了缠绵缱绻的《红豆》之恋的温柔女性，倾向了卡夫卡式的变形与扭曲。宗璞承认只有通过《我是谁》这种方式，才能写出人受到严重摧毁失去了自我之后的极度痛苦：
“四面八方，爬来了不少虫子……它们大都伤痕累累，血迹斑斑，却一本正经地爬着。”
同样，也是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驱使力，使一开始便以美好情感的追寻与合理生活的礼赞而体现出女性作家特质的张洁，几乎愈写愈显得激愤，甚而显得“粗野”了。从《方舟》到《他有什么病》，记载了这位作家创作的内涵演进之中浸润了更多现代意识的历程。
特别是后者，女作家着意于写病态和丑恶，其中无处不渗透着她的恶讽的意图：许多人都害了病，又说不准害的什么病。然而，她的机锋却遥遥地指着这个古老民族的传统文化的积淀，一个稳固、封闭，千古难易的精神世界，正是由于它，这个民族失去健康。文学发展的现实指出，理想主义情趣的失落以及对于现实生活从批判到嘲讽意向的推移，证实了现代西方哲学、心理学以及文学理论的深刻潜移默化的过程。许多作家的实践说明，与其用那种甜蜜的语言诉说与实际很少关联的美妙娟好，不如用这种失去常态的扭曲和变形方式，“零乱”和断续、乃至颠倒的方式，更能体现出这几代人困顿、惶惑，以及因人际的隔膜和世情的乖谬而萌生的荒诞感。
现代主义在西方已经成了历史。我们则把这种历史当作了现实。原因在于久远的封闭之后，中国需要知道这些。如同我们已经知道了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一样，我们也需要知道艾略特、卡夫卡。这原因很清楚，中国属于世界，世界也应当属于中国。抛弃了自我封闭以及单一选择之后的中国，想要以自己的创造加入世界的中国，不了解甚而排斥现代主义的艺术，只能是一种不健全。何况，现代主义自身还有那么丰富的、令我们感到新鲜的吸引力。
几年前那一场关于现代派的“空战”，由几位老作家和几位有实力的中年作家挑起，它的最大功效在于给麻木的中国文坛以刺激。它充其量只是一种对于僵硬的创作模式和欣赏惰性的挑战。
一些神经过敏的人感到了现代主义的威胁，他们担心现实主义将被取代，甚至担心子孙后代会忘了中国的传统。这是被夸大了的危机感。而问题的实质是，中国既然谋求重返世界，中国要成为现代世界的一个成员，中国文学就应当接受这种现代的洗礼。这将造成一个非常积极的后果，即在中国文学多元格局的争取中，合理地嵌入对于现代世界来说至关重要的现代主义的成分。而且这一成分如前所述它与中国社会的实际又具有那种特殊感应的魅力。中国文学事实上已从这种“引进”中得到好处。
它不仅有效地完成了中国文学多元的建设，而且拥有了一种对中国来说具有陌生的引力的艺术表现系统。它能够弥补已有的艺术手段的匮乏，和改变对于某些特定领域的“无能为力”状态，特别是在表现变态的和畸斜的事理方面。许多作家已经以随心所欲的，各取所需的方式把这些艺术成果运用到自己不断推出的新作中。当前中国文学的层出不穷的和令人目不暇接的动人景观，多半受惠于这一次广泛而深刻的吸收与引进。
在西方用了一个多世纪才告完成的文艺流变的全过程，中国以不到十分之一的时间同时展开。如同中国当前社会的一切形态一样，文学上最古老和最现代，最正统和最激进，最民族化和最西方化的现象同时并存。这现象甚至也在同一作家的同一时期创作中并存。这样的极端复杂性足以使文学史家和文学评论家感到综合的困难。
这种广泛交流的深刻性也是空前未有的，它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即使在表面看来和传统文化保留了最深切联系的领域，也渗透着这种交流的积极性。例如当前的文化寻根的热潮。尽管表现了广泛深刻的对于古代文化风习的兴趣，但并不是简单的对于传统文化的复归。
作家的注意力为古旧的乃至蛮荒的题材所吸引，似乎是一种与西方文化相悖的潮流，但若把这一思潮与最具现代意味的命题联系在一起，便发现它与“现代人无家可归”的思考与寻求存在着一致性。这是一种对现实失望之后的深潜的欲望的表达，它是对无家可归者寻找灵魂的曲折意愿的承认。现实生活的空漠之感，期待着以业已失去的或根本不存在的现象的填补。世界现代文学广泛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
在那些最平静甚至最无动于衷的固守旧有观念和方式的角落，人们也不难发现这种悄悄的“侵入”和无声无息的骚动。这种世界性的新潮的袭击以非常广泛的方式进行着。
它与迪斯科音乐、软饮料、牛仔裤相谐调而构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流行。在当前中国，只要是还在创作的作家即使不是直接，也必定以悄悄的间接的方式接受它的渗透：陌生变成熟悉，焦灼地抗拒却又不自觉地接近，充满警觉地疏离却又身不由己地吸附。一方面是忧心忡忡地告诫危险性，一方面却依然以不动声色的方式影响着文学的面貌。这一代中国人真正有福，他们有幸目睹这一时代巨变中的文学奇观。一个民族的文化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它必须在与世界的广泛交流中勇于吸收和择取。
固守已有的一切--不论这一切是多么深厚和丰富--而不求发展将无出路。这作为一个潮流或规律恐难违逆，尤其作为一种觉悟的心灵的愿望尤难违逆，如下一位作家的渴望，传达的是中国多数作家的渴望：
克服一切距离和障碍，使我的文学与世界的文学交流，使我的个人与世界的众人交流是我过去以及将来所作努力的主题。这是一个狂想般的希望，我要了解这世界有史以来的所有的人，然后使这世界有史以来的所有的人来了解我……（王安忆：《渴望交谈》）
这就是现今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的参与意识。获得了这意识的民族，事实上不会同意重新禁锢和重新封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