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奸，有好的吗？当然没有。
但有一种论调，认为附敌者中，确有一些好的，比较好的，由于不得已的难处而落水的好人，譬如周作人，即是。“好汉奸”论，就是这些并非等闲之辈的文章中，曲笔为之回护，粉饰，吹捧，美化，而得出的结论。随着这位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的文运日盛，鼓吹愈炽，“好汉奸”论，也越来越热烈。令人匪夷所思。
想想，也不禁呜呼，与知堂老人同时代，文章写得同样好的郁达夫先生，跑到南洋去，搞抗日宣传，最后，死于日寇的屠刀之下，真不如去当个“好汉奸”了。他有一千次机会当，他不当，偏要让鬼子“死啦死啦”地干掉，实在是天大笨伯了。
也许由于产生卖国贼的年代，离我们越来越远的缘故，那种曾经有过的切齿痛恨的感觉，渐渐淡了。即使在电影里出现戴墨镜，穿黑色拷纱衫裤，腰里别盒子炮的汉奸形象，也多是供人调笑的丑角。可见时间真是一帖最好的安慰剂，人们对于二战劫难的记忆，即或当事者本人，也远不如五十年前那样强烈。
或许，这正是人的可贵之处，不能永远生活在冤冤相报，再无终结的仇恨当中。于是，说不上是宽容呢，还是有意地忘却，就对那些人最坏的方面，尽量不再作过多的计较。罢了罢了，无论如何，半个世纪都过去了，也不能总是没完没了地清算。这样，使得某些心有不甘的先生们，耐不住寂寞，一定要给周作人头顶上增添几道灿烂的光环。
无独有偶的，这种翻过头来倒清算的回潮现象，不仅仅在中国，西方也有呼应的，真是不亦怪哉。
最近，德国有一位叫多洛丝哈根的女作家，出版了《没人逃脱削发的命运》一书。这部名不见经传的洋人着作，国内目前还没有见到全译本，从简介的短文中，大略知道一些内容。二战期间，在德军占领下的西欧、北欧，有许多与德国军人“私通”的女人，战后，她们因此受到了残酷的惩罚。文章的标题，颇具耸人听闻的效果，《字烙在额头上》，副题《二战中与纳粹“私通”的女人们》。读了这篇肯定她们“私通”行为，并谴责民众残暴的文章以后，按照这个逻辑推演下来，中国的周作人“好汉奸”论，自然也站得住脚了。于是，敬奉者视若神明，膜拜者为之洗罪，出版者大把捞钱，别有用心者拿他来否定进步文学，知堂老人名前的兴旺香火，成了近年来文坛的一方风景，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这种脑筋急转弯，未免太快的世道，让人寒心。
二战中，贝当和赖伐尔的维希法国政府，被称之为法奸，那时孤岛上海的法租界里，有一条马路，叫做贝当路，义愤之士要求改过名的；挪威陆军军官吉斯林，给德国人当狗腿子，被称之为挪奸，他的名字遂成为“卖国贼”的同义词，甚至在辞典中，有这样一条专属词语。如果因与法西斯“私通”，就给这些妇女，锡以法奸、挪奸的罪名，钉在耻辱柱上，当然是不合适的。但民众不肯原谅她们，也不是没有道理，她们终究和日本鬼子强征的随军慰安妇不同，不是十分强迫地为德国侵略者献身，怎么说，这是不光彩的行为，本国同胞的谴责，无可非议。
至少在战争刚刚结束之际，对侵略者的仇恨之火，报复情结，不是那么容易淡忘。任何稍有良知的人，不能忘记这样一个背景，当德国女作家笔下这些妇女，与法西斯“私通”时，就在波兰的奥斯维辛的集中营里，成千成万的妇女，还有儿童，正一个个脱得赤裸裸地，排队走进毒气室；当这些“私通”的女人，“为元首贡献一些德国人后代”的寻欢之时，也是那些受难者，头发剪下来作织物，皮肤剥下来做灯罩，金牙敲下来再熔铸，被兽性的法西斯残暴蹂躏之日。那么，饱受二战创伤的愤怒群众，做出一些过头的事，值得在五十年后予以清算吗？
我很佩服这位女作家的无动于衷，对残酷的往事，那种“零感情”式人全然不顾。而战后当地民众，对这些附敌的女人，一时冲动的报复行为，却大做文章，是不是有点儿小题大做？
应该说，与德军私通的女人，某种程度上说，也是？
实话，我觉得大作家萨特，无须大惊小怪，假如他的邻居，是一位这样身份的女人，德国鬼子进来出去，他作为一个法兰西人，会感到开心吗？
随后，我在电话里问了几位作家，和几位非作家，询问他们对于这则报导，这个镜头，和当时西方民众的粗暴做法，有些什么看法，是不是也像萨特那样惊呼？出乎我意料的，所有人的反应，都相当平淡。一位非作家的前中学校长，“哼”了一声以后，大不以为然地反问我：“在‘文革’当中，这种将头发剪掉，予以示众的刑法，我还亲身领教过的呢！至今被薅的头发，还留下疤痕呢，也不就这样了吗！”接着我又问，如果，万一，有人认为汉奸有好的，你怎么看？
她的回答倒也简短，说：“别扯淡了。”
看来，中国人和外国人看事情，谈问题，着重点是很不相同的。外国人把脸上刺上耻辱标志，比之与侵略军睡觉这件事本身，还要在意些。中国人，认为当汉奸，是罪不可恕的，而受一点应该受或不应该受的惩罚，时过境迁，往往不太在乎。削去女人头发，以示惩戒，从多洛丝哈根的书，和萨特的惊呼，证实外国人当回事的，而在中国人的眼中，就不大当回事。
因为，外国自中世纪以来，文明渐进，野蛮稍寝，削发刺面的黥刑，已不存在。而在我们这个文化古国里，将头发剃掉一半，或在头发中间，像犁地似的豁开一条沟，这种官方用，民间更用的刑法，从宇宙洪荒，到十年“文革”，断断续续，从未绝迹过。红卫兵还想出一个挺富黑色幽默意味的名称，叫做剃阴阳头。这种惩罚一旦成了家常便饭，中国人自然“虱多不痒，债多不愁”。羞辱多了，也就“死猪不怕开水烫”，还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她奇怪我征询她对这篇文章的意见，当即幽我一默：“你当过右派，在‘文革’中，没关进牛棚，没给你剃度过？”说实在的，若非她的提示，我也差点忘了个干净，可见“好了疮疤忘了疼”，是我们许多人从心灵深处特别贱皮子的根源。所以，多洛丝哈根的书中，那种对于羞辱惩罚的敏感，我们中国人是不能体会的。
这或许正是东西方人的差异之处，凡着意于人身的侮辱，凡损及到人格的尊严，外国人敢跳出来，下帖子邀请对手，到郊外树林子里去决斗；普希金就一辈子与人决斗，一言不合，便掏出枪来，最后他终于死在决斗中。而中国人，一旦碰到无法咽下这口气的时候，虽然有十分豪壮的成语，“士可杀而不可辱”，把脖子梗起，把脑袋抬起，但真打算作殊死一战，来个鱼死网破者，极少。大多数到了非低头不可，不低头就杀头的那一步时，通常也就苟且偷安了。好在这时候，在汉语言里另一句差堪自慰的成语，“忍辱负重”，又能派上用场。
逆来顺受，是从有皇帝那个时代，就渐渐成了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剃个阴阳头算什么，又不是我一人被剃，剃了也不是不能再长，即使不再长出来，又如何，人又不是为头发活着。一个民族的语言，多少能表现出一点儿民族性格。“好死不如赖活着”，不晓得外国是否也有类似的民间谚语？这七个字，可以说概括了大多数中国人信奉的人生哲学。
那一天，被拘押到场的，谁也没有发出惊呼，谁都把脑袋乖乖地伸出来，等候剪子推子的光临。庆幸的是那天批斗时，比我更该“剃度”的走资派，也多了些，小将们急着往台上押解，不知哪位造反大佬发话：“算了算了，小不拉子就免了，台上也站不下，让他们滚蛋！”于是我抱头鼠窜而归。当然，免剃者我，摸摸头发尚存，竟有获得保全首级的侥幸感。但我环顾左右，同在牛棚里其他被“剃度”者，也不因为失去头顶的半壁江山，而痛不欲生，而气冲牛斗，照吃照喝照睡不误。多洛丝哈根描写的两个男人按着，两个男人推剪的场面，像我等久经沧海的老运动员来说，司空见惯，肯定不在话下的。
萨特惊呼，因为他是西方人，因为他崇尚人道主义，因为他在那个具有一定文明质素的社会里，中世纪的野蛮行径，早被资产阶级革命扫进历史垃圾堆，尽管他在二战期间，曾是法国地下抵抗运动的一员，或许他也并不能宽容这些与法西斯“私通”的妇女，但决不会与愤怒的民众同仇敌忾，因之，他不赞成这种削发刺额的私刑，不支持民众回到圣女贞德那个时代，是出自他的良知和文明精神，无论如何，人类已经进展到20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