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已经读了好几篇对狗失敬的文字。
其实，狗是很冤枉的。首先，并非所有的狗都像那些人那样一个臭“德行”，所有被指责的那些令人齿冷的“德行”，即使在狗界中，也并不带有普遍性。试想在阿尔卑斯山皑皑积雪中的牧羊犬，为冻僵的旅行者带来生还的希望；在地震废墟里搜寻的猎犬，嗅出仍存活着的遇难者，在缉私查毒时、在破案追踪中的那些立功的警犬，这时候人们向它们致敬都来不及的。其次，应该指出，那些人沾染的是一部分狗的恶习，由此一概而论地骂倒一切狗，不算怎么公平。如果狗都像那些人一样的可恶，讨厌，招人憎恨，这世界上还有谁愿意养狗呢？
在我印象里，外国人对狗，持好感者多。我记得儿时，30年代的事了，有一部很煽情的好莱坞影片，叫《义犬救主》。那个狗主角的名字叫琳丁丁，很红极一时的，比二三流搔首弄姿的演员，要走红得多。狗在西方人眼里，是人类无言的朋友，有些孤独的老人，儿女抛弃了他们，惟有一条忠实的狗为伴，这在西方是习以为常的事。还听说过，有的富翁宁肯把多少万美元的遗产，死后传给了自己的狗，也不让子女亲友沾一点儿光，说明他对人已失去任何信心，远不如对一条狗的感情。我读过一篇文章，在法国，在花都巴黎的一个什么区域里，甚至有专门埋葬人类宠物的公墓，其中大部分是狗，为之刻石铭碑，留下悼念的词语，都是相当倾注感情的。
我们这里则不一样了，虽然从孔夫子起，中国人就提倡中庸之道，但好像也形成这样一个奇怪的效应，越是提倡什么，越是缺乏什么，越是强调什么，越是完蛋什么。讲了几千年中庸，看问题的方式方法，倒是非常缺乏中庸精神，非要偏颇不可。几乎不讲辩证观点，很少“两分法”地看人，倘不是极好，好到无可再好，恨不能顶礼膜拜；便是一无是处，坏到不可救药。
对狗的看法，就更糟。
在汉语体系中，凡与狗有关的词语，除了一句“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外，大抵属于詈词之类，这真是十分怪异的现象。如“狗腿子”，“落水狗”，“狗东西”，“狗屎堆”，“狗头狗脑”，“狗头军师”，“汉奸走狗”，“狐朋狗友”，“丧家之犬”，“鸡飞狗跳”，“狗急跳墙”，“狗仗人势”，“狗屁不通”，“蝇营狗苟”，“狗皮膏药”，“狼心狗肺”，“鸡鸣狗盗”，“狗眼看人低”，“狗肉不上桌”，“狗改不了吃屎”，“狗咬狗，一嘴毛”，“狗嘴吐不出象牙”，“狗戴嚼子，胡勒”，“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等等，更甭说“狗日的”，“狗娘养的”这些指着鼻子骂人的话了，可以说没有一句是好话。严格讲，像这最后的两句村话，换上别的动物，也未尝不可，但狗倒霉，非把它挂搭上不可。我也不知为什么把狗置于如此不堪的地步？说白了，其实都是人的种种作呕的丑态，以狗形容罢了，君不见有些见风使舵，巧言令色的人，甚至比狗还要龌龊呢？
我不是保护动物协会的成员，也不是一个狗道主义者，更不像那些有钱阶层，动不动破费数万，数十万地买条名贵犬，如沙皮狗，宫廷狗，消遣玩弄宠物的人士。对于狗的认识，说来惭愧，至今仍停留在那些文学作品上。
也许由于艺术形象的力量，所以，很不以为然那些抹杀一切狗的议论。
在契诃夫的《卡契坦卡》里，那条离别了主人多年，已经沦落到马戏团里，登台表演杂技的小狗卡契坦卡，一听到观众席里它原来的主人，那老爷爷的孙子，在叫它的名字时，便不顾一切地冲下场去，热烈地扑向那爷孙俩的忠诚；在杰克·伦敦的《白牙》里，那条具有狼的血统，来自阿拉斯加的北极狼犬，矢忠于它的主人，在与比自己强大若干倍的獒犬角斗时，和手持武器的歹徒作殊死的搏击中，那宁死也不畏缩的勇敢；在特罗耶波利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里，那条可爱的小花狗，在它主人住了医院后，四处寻找，跑遍了主人曾经带它去过的所有地方，历经艰辛，也不颓丧的真诚感情。这些品德，也不是我们见到的那些小丑身上所具备的。
人有人品，人品有好坏之分，狗有狗德，狗德有高低之别。如果体味一下屠格涅夫的《木木》里，那位长工盖拉新溺死自己那条狗的悲哀，就会觉得人类自身的弱点，远胜于那些四条腿的朋友。所以，对狗的不雅口碑，更多的是那些沉湎于名利场中的人的表演。
老实说，善变，是那些人的特点。至于狗，认准了便通常不那么轻易改变，所以才有那些感人的篇章。称它信守如一，始终不渝，大概不算过分。相反，若是在见利忘义，朝秦暮楚，出卖朋友，六亲不认这些方面，比起那些人脸不红，心不跳的修养，狗恐怕要自愧不如了。
因此，若狗有知，大概也不赞成把自己和那些人类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