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和布尔人的战争，正如美国人对西班牙的侵略战争一样，那还是环球演讲结束后发生的，马克·吐温当时还没有发表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性演说。在《赤道旅行记》一书里有些章节明显地反映出马克·吐温当时很不成熟的政治观点，他时而赞扬英国人给印度带来了资产阶级文明，时而从描述印度教徒的所谓“罪行”的著作中摘录大段文字。
不过，在这部书里也表露出马克·吐温对受压迫的土著民族的同情。他高度赞颂“有色”人种的美好心灵。愤怒谴责殖民统治者对当地人民的奴役和屠杀。马克·吐温当时把印度称为充满忧患的国家，“不可想象的贫困和苦难”的国家。
印度的普通老百姓生活贫困，英国殖民统治者把他们视为奴隶，这都使马克·吐温回想起美国的黑奴的悲惨命运。马克·吐温在南非了解到英国人与荷兰人虐待土著民族的情况，他感到很气愤，揭露和谴责这些白种人的残暴行为。
《赤道旅行记》不是马克·吐温的优秀作品，但他为写这部书付出了很大精力。可以说，《赤道旅行记》里有些部分写得比较粗糙，有时出现前后矛盾，缺乏有机的联系，但是这部游记在马克·吐温的创作中仍然占有一定的地位。在19世纪90年代，马克·吐温对进入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世界感到忧虑重重，在《赤道旅行记》里明显地流露出他的日益强烈的悲观失望情绪。
马克·吐温一家在英国居住了3年，迁移了好几处地方，后来他们又到瑞士居住2个月，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住了一年半，女儿克拉拉在这里学习钢琴，由世界著名的演奏家指导。
马克·吐温的许多书在奥地利一直很畅销，是人们最喜爱的一位作家，各种报纸经常报道他在维也纳的生活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情况，有时报刊上还登出“这位整个文明世界最杰出的幽默文豪”的大幅照片，发表对他的作品的评论文章，外交家、艺术家、科学家、作家等都来拜访他。他的社交活动愈来愈多，成为奥地利文化界的活跃人物，各种请帖应接不暇，他在宴会上经常发表个人见解，谈吐幽默，观点鲜明，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赞赏。
无论他们一家人迁居在什么地方，马克·吐温从不放松写作，往往书桌上同时摆放着几部书稿，等待他赶紧完成。他写的体裁十分广泛，小说、散文、论文、杂文、回忆录、故事等都有，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还包括历史题材。
《赤道旅行记》出版后，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很畅销，马克·吐温用这笔稿酬和版权收入偿还了不少债务。到了1898年1月底，马克·吐温全部还清了韦伯斯特出版公司的债务，许多报纸也把这一消息当作重大新闻报道，同时发表文章和社论，赞扬马克·吐温的巨大成就和高尚品德。
自从1891年6月马克·吐温离开哈特福德的住宅以来，他们在国外一直过着漂泊的生活，这期间失去了苏西，在维也纳居住时又收到来自家乡的噩耗，欧利恩在基欧卡克镇的家里逝世，终年72岁。约翰·克里曼斯一家的亲人，在美国就只有姐姐帕梅拉健在。
马克·吐温和妻子奥莉维亚，女儿克拉拉、吉恩，愈来愈思念家乡，对国外的侨居生活早已感到厌倦，他们都渴望着返回美国，回到土生土长的老家去。
819世纪美国社会的缩影
在19世纪的最后3年里，马克·吐温继续侨居欧洲。他对周围的世界不免有些隔膜，他喜欢回避喧嚣的人群和造谣惑众的那些报纸杂志的编辑记者，他似乎在过着隐居生活。
其实，马克·吐温仍然密切地关注着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局势，认真地思索着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不管怎样，他是从来不甘于沉默的。
这几年里马克·吐温写作最勤，作品数量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他的创作欲望特别旺盛。可是，他尽管写得很多，但发表的却极少，这种悬殊比例也是过去没有的。
马克·吐温往往在写作时无法抑制自己的真情实感，思想观点十分鲜明，但有时完稿后即将付印时，他却犹豫起来。马克·吐温辛辣地嘲讽道：“承蒙上帝不弃，我们在美国获得3件无价之宝：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我们设法做到的合乎理智的行为。”
如同过去那样，妻子奥莉维亚仍然一丝不苟地检查他的稿子。马克·吐温有次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昨天总算写完了那本书，但我的夫人却删掉了书里的一部分文字。”奥莉维亚很不满意马克·吐温作品里某些别出心裁、标新立异的语言表达方式。马克·吐温却不以为然，他责备妻子限制了英语那极其丰富的表达和创造能力。
在美西战争爆发的1898年，马克·吐温发表了短篇小说《寄给泰晤士报的通讯》，他勇敢地支持法国著名作家左拉和犹太血统的法国军官德雷福斯冤案的其他辩护人，对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反动势力进行抨击。
马克·吐温对德雷福斯冤案的判决和左拉的斗争活动十分关注。他在笔记本上写道：“宗教和军事法庭都是由懦弱无能、假仁假义和投机钻营的人组成，他们每年都要制造出大量冤假错案，同时留下一大堆毫无用处的材料。为了塑造贞德或左拉这样的人物，需要500年的时间。”
在《寄往泰晤士报的通讯》里还有一些科学幻想色彩，马克·吐温当时就预言将来会发明电视。不过，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是讽刺反动分子。马克·吐温淋漓尽致地挖苦法官们的荒谬绝伦的观点，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决德雷福斯服苦役。
小说的主人公被指控谋杀了发明家热巴尼克，但热巴尼克却安然无恙。当时高等法庭的首席法官宣布道：“审理德雷福斯案件的法国法庭的判决表明，法官们的判决是无可争议和不容上诉的，我们有责任尊重这一先例，并且以此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因为法律学的永久坚固性就正是建立在这一系列的先例之中。根据这一情况，我要说，以控告所谓谋杀热巴尼克而判处被告死刑是完全合法的，同时我认为，我们可能还只不过做出了一个判决，只是绞死他罢了。”
受冤枉的被告者上诉要求无罪释放，而高等法庭的首席法官却荒谬地宣称：“要我们宣判无罪是不可能的，因为被告者已经得到没有被他谋杀的那个人的宽恕。不能由于没有造成犯罪的既成事实而赦免被告，那样的话就恐怕显得更加荒唐。”
马克·吐温在这篇小说的结尾写道：“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其他许多国家，都一致反对这些道义上的敌人。愤怒谴责所谓‘法国式的判决’，声讨那些卑劣无耻的军人颠倒是非，还强加于其他的信奉基督教的国家。”
1899年马克·吐温发表了中篇小说《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可以说，这部作品对美国19世纪的历史做了独特的艺术性的概括。美国100年来在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中究竟取得了哪些“精神文明”呢？马克·吐温回答道：“谎言代替了诚实，贪污代替了廉洁。”
在我们面前又呈现了一座典型的美国小镇。不过，马克·吐温并不是要把我们带回到美国南方的蓄奴制时代。他一针见血、鞭辟入里地刻画了19世纪美国社会的人情世态。
赫德莱堡，这不能简单地看作是美国数以千计的那种小镇，这是整个美国社会的缩影，它的命运也就是作家的祖国的命运。这篇小说的有些话寓意深刻，使人回味无穷。马克·吐温在这篇小说的开头写道：“赫德莱堡是公认的这一带最诚实、最完美无瑕的小镇，它的美名已经保持了三代人之久，这比任何金银财宝都更令人感到自豪。”
那么，近几年来在“廉洁”的赫德莱堡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马克·吐温运用丰富的想象力，编造机智幽默的情节，使隐秘的东西全部暴露无遗，揭示了生活的真谛，撕下了骗子和伪君子们的假面具。
原来，正是他们这些最富裕和受人尊敬的赫德莱堡的市民们，这些“绝对正确”和“永远诚实”的优秀人物，败坏了赫德莱堡的名誉。实际上，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是盗贼、骗子和恶棍。他们贪财如命，弄虚作假，干出种种卑鄙下流的勾当。我们不难看出，正是由于贪财而导致道德败坏。
在《镀金时代》里厚颜无耻的工业资本家与正直的理想人物形成鲜明对比，而在《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这部小说里，所有的富翁全部被描绘成最阴险的人，显然，争夺财宝的斗争使人们变得卑劣无耻、人格低下。
马克·吐温使赫德莱堡的最富裕的市民们一个接一个地在道德上自我暴露。作家揭示他们的卑鄙的内心世界，对他们进行冷嘲热讽，给予猛烈的抨击。
在《败坏了的赫德莱堡的人》里，马克·吐温反对的不是普通老百姓，他认为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那些代表人物贪婪成性、爱财如命，在他们当中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他们的外表也许是“镀金”的，而内心世界却非常肮脏龌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