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时，其他记者都不清楚海明威与玛瑟的关系，只觉得玛瑟总喜欢捉弄海明威。直到有一天早晨，一颗炮弹把他们住宿的旅店里的锅炉炸坏，热水四处流淌，旅客们纷纷出屋，看到海明威陪着玛瑟从卧室里出来，这才明白他们正在相爱。
他们的爱情随时都有可能湮灭在炮火和枪林弹雨之中。有一天，一颗子弹射进玛瑟的卧房，把房里的穿衣镜打了一个圆圆的枪洞，幸亏当时房里没人。还有一次，他们坐着共和军的装甲车到4800公尺高的卡达拉马山地中心防线去采访拍摄时，途中碰到佛朗哥的军队用机枪扫射，装甲车外壳的钢板被子弹打得砰砰作响。
拍完《西班牙大地》以后，他们带着拷贝回到了纽约，三个月以后又重返西班牙大地。这期间，海明威办了两件大事。
他带着玛瑟参加了全美作家代表大会。
大会在纽约的卡纳基大礼堂举行。这是一次盛会，与会者有3500多人，大厅、阳台和两侧都坐满了人。
海明威是带着普通与会者的心态去参加会议的，没料到开幕式的当晚，他被安排做大会发言。他是这天晚上的四个发言人之一。其他三个是：美国作家联盟主席斯迪华特、美国共产党书记布罗德和与海明威一同拍摄《西班牙大地》的伊文斯。那晚会议的执行主席是马克西莱。
卡罗斯·贝克描述了海明威发言的情况和引起的强烈反响，而且从中可以看到这次美国作家代表大会的倾向：
“布罗德的发言既克制又直率。他说，欧洲的独裁者已经用炮弹把象牙塔炸得粉碎，作家当前的职责是关心人民的疾苦、反映人民的生活和要求，人民的生活才是艺术的力量和源泉。伊文斯在会上介绍了《西班牙大地》的拍摄经过和影片的内容……海明威和玛瑟、马克西莱坐在一起听前面几个人的发言。天气很热，他衣服穿得太多了，领带系得很紧，感到呼吸不自如。轮到海明威发言了，当马克西莱向大家作介绍时，会场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他额头冒汗，眼镜片上有一层雾气，黄棕色的脸颊上湿润润的，他十分激动地站起来，掌声刚落，他就开始了他那历时七分钟的讲话。他说：
一个作家要面对的或者说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会变的。作家本人及其思想可能变化，但那个问题是不会变的。这问题就是如何写得真实，和有了真实的材料之后，如何写出来使读者读后感到是他自己生活经验的一部分……任何一个好作家几乎都能在任何一个他的能接受的政府统治下写出好的作品，受到人民的赞扬。但有一种政府是例外。在这种政府统治下不可能出现好作家。这个政府就是法西斯主义。因为法西斯主义是靠子弹和刺刀欺骗人的，而不会欺骗人的作家在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下是不可能生存的。
这次大会以后不久，1937年7月8日海明威和伊文斯应邀为罗斯福总统放映了《西班牙大地》。这次重大行动实际上是玛瑟通过总统夫人伊丽诺争取来的。
那天他们在白宫吃晚饭，饭后，半身不遂的罗斯福总统坐在轮椅上看完了影片。总统和总统夫人都很受感动，表示应该广泛宣传这部电影，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遗憾的是，总统并未表示美国政府将给西班牙共和派以实际行动上的支持。
两天后，海明威和伊文斯又带着这部纪录片到电影城好莱坞去为西班牙共和派募捐。他们在好莱坞举办电影招待会，伊文斯当放映员，海明威作演讲。海明威精心准备了一份长达17页的演讲稿，听众很受感动。
在四周时间里，海明威像旋风一样在好莱坞进进出出。由于他的名望，他的热情，他的一片忠诚，再加上电影所起的作用，他们在好莱坞募到的捐款足以购买20辆救护车。
海明威喜欢离群索居，却绝无孤芳自赏的文人雅士病，他一旦跨入时代的潮流，便是能量极大的社会活动家。
因为，他信奉行动，他拥有赤子般的热诚。
6 烽烟与情变
海明威在基韦斯特度过了他的第38个生日。由于家里危机四伏，这个生日过得很不顺畅。
他要重返西班牙。波林不同意，10年前她就发过誓，一旦成为他正式妻子，她就要反对一切方式的分离。波林的母亲也向海明威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劝他改变主意。
海明威向波林的母亲回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信，他说：诚然，他的妻子波林美貌贤惠，三个孩子也都很可爱，全家倍享天伦之乐，但他已经答应了西班牙人民他将再次到他们那里去。当世界上某个地方的人民正处在危难之中，一味考虑个人或小家庭的利益，未免太自私了。
而且，他估计共和派很快就能打败佛朗哥。“有一个时期我们认为共和国能取胜……那是我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
能打倒野牛、狮子和豹子，是勇士的自豪。而共和国取胜，才是英雄的幸福。
海明威又踏上了西班牙大地。他和玛瑟，还有一位名叫马修斯的记者，是第一批到西班牙内战中最艰险的战区——贝尔柴特地区——进行全面采访的美国记者。
他们爬上陡峭的山冈，骑马通过山间石径，坐着卡车行使在坎坷泥泞的新公路上；白天，经常在露天烧饭，晚上，就睡在敞篷的大卡车里，卡车停在农民的院子里。每天天刚亮就被鸡鸭牛羊猫狗的叫声吵醒。
山地里已经下雪，刺骨的寒风从车后档板飕飕地往车里吹。玛瑟以罕见的勇气和沉着忍受着艰苦，海明威对她的英勇和吃苦耐劳的精神非常赞赏。
他们的车子经常遭到佛朗哥军队的炮火袭击。海明威幽默地说：“炮弹嘛，就是那么回事，不打中你，你就没有事迹可写；打中了你，你就写不成。”
在高寒山区的共和军一个指挥所里，海明威听到嘴唇冻得发紫的士兵唱歌：
我的先辈给我留下一笔遗产，
那就是太阳和月亮。
它们航行全世界，
不知疲倦，
永远不落。
这支歌使海明威倍感振奋，后来长久保存在他的记忆中。
弹痕累累的乡村、硝烟弥漫的城镇、国际旅的指挥部、共和军的前沿阵地、游击队的营寨、老百姓的农舍，都有海明威的足迹。
他帮士兵修理枪械，跟游击队员学习用酒瓶制炸弹，与军官一起研究战术，和同行记者讨论时局。
他还跟游击队员们一起吃坚硬的玉米饼，喝山里人自己酿成的酸酒。他随身带着一本“英雄录”，记满了他钦佩的人的姓名和事迹。他的挎包里时刻装着军用地图。他的照相机拍下了荒芜的田园，无家可归的儿童，死难者的尸体，和被炮火摧毁的断垣残壁。
他蓄着浓密的胡子，外貌很英武，即使看东西写东西时要戴上眼镜，也还是仪表堂堂。熟识他的官兵和老百姓都亲热而充满崇敬地称他为“将军”。
海明威为西班牙共和军和国际旅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真诚，直到共和军退守到最后一个城市马德里的时候，他仍战斗在这个城市里。他一边发急电，一边还在帮助共和军训练新兵，西班牙共和政府崩溃时他十分痛心。他“像难民一样越过比利牛斯山逃进了安全的法国”。
西班牙内战期间的两年里是海明威30年代中的创作高峰，他重写并出版了长篇小说《有的和没有的》，同伊文斯合拍了电影《西班牙大地》，写了剧本《第五纵队》和十多个短篇，向“北美报联”发出价值1. 5万元的新闻电讯——合约规定，每1500字付酬1000元。
这一段岁月还使他在两年以后写出了长篇战争小说《丧钟为谁而鸣》。
更重要的是，他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作家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对人民的热爱、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
《第五纵队》在海明威的创作中独具一格。它是海明威唯一的剧本，是在不断遭受敌机空袭的马德里写成的。它把西班牙内战与海明威在家庭婚姻爱情生活中的个人体验融合起来，表现了放弃个人幸福、献身于伟大正义事业的基本思想。
剧中的男主人公菲力普·劳林斯具有自传性质，剧中的女记者朵罗西·布里杰斯则是玛瑟和波林的综合。
劳林斯是个美国人，名义上是美国某报驻马德里的战地记者，实际上在西班牙共和军中从事反间谍工作。法西斯分子的特务组织第五纵队潜入了共和国首都马德里，破坏社会治安，四处搜集情报，为法西斯空军轰炸马德里指点投弹目标。劳林斯和他的战友的任务就是迅速侦破这个特务组织，保卫马德里的安全。
劳林斯住在佛罗里达旅馆，紧张地工作着。他在这个旅馆里遇见一个有钱而且漂亮的美国小姐朵罗西，并且爱上了她。朵罗西要劳林斯放弃工作，离开西班牙，同他一起返回美国。
两人的房间只有一墙之隔，劳林斯只消迈出一步，就能得到金钱和美女，但因此却必须离开正义的事业。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毅然断绝了同朵罗西的关系。
为了防止敌人新的空袭，劳林斯和共产党人马克斯一起勇敢地袭击了敌人的观察哨所，抓了一名佛朗哥军队的高级军官，获悉了敌特的地址和接头暗号。他们为侦破法西斯第五纵队间谍网，保卫马德里，做出了重要贡献。
劳林斯是海明威以前的作品中从未出现过的新型人物，他没有迷惘和空虚之感，他的生活态度是积极的，他具有崇高的生活理想。他虽然有时也免不了产生消极情绪和疲惫感，但能在正义事业的鼓舞下自觉地克服它们。为了西班牙人民的自由和幸福，他把个人幸福和生死置之度外，在同法西斯间谍的斗争中不畏艰险，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终于胜利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劳林斯和朵罗西的关系既是海明威同玛瑟在西班牙生活经历的写照，也表露了海明威在《乞力马扎罗山的雪》中隐含的嫌弃波林的内心情绪。朵罗西的战地记者身份和美丽迷人的外表，是以玛瑟为原型的，而她的富有和企图让劳林斯离开西班牙回到美国，沉迷于家庭生活的小圈子，则又是隐射波林。
海明威总是不满足于已经拥有的东西。他与哈德莉在巴黎塞纳河左岸那个锯木厂楼上艰苦奋斗的时候，金钱问题在他心目中是有分量的。
但30年代起，他在基韦斯特村有了安乐家庭，富有的波林家族给予他们慷慨的资助，他自己的创作，特别是被好莱坞改编成电影的那些作品，给他带来相当可观的收入；这时候，他又日益深切甚至是不无惊恐地感到：金钱与安乐很容易变成侵蚀作家创造力的鸦片。
而他的“终极关怀”是要在前辈大师们没有涉足过的领域里写出世界第一流的作品，为世界文库增添文学瑰宝。
当他在西班牙内战的炮火中构思《第五纵队》的时候，当他在马德里的旅馆里写出劳林斯不愿随富有而美丽的朵罗西回美国去的时候，他的内心深处已经产生了摆脱波林的念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