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个仿佛是世界末端的小岛上，就在钓鱼、拳击的生活中，海明威那根与世界脉搏同振的神经跳动起来。在一个骄阳似火的夏日，他写下了《注意下一次战斗：一封措辞严肃的信》，寄往《绅士》杂志。
文中，他重提起1918年他在意大利战场上受伤时所发的誓言。他当时心想，如果那天晚上他能度过死亡关，他以后就要不遗余力地反对新战争。这个誓言，他每年都向自己重提一次。
就是在这篇文章里，他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于1937年或1938年爆发，美国毫无疑问会卷入这次战争。原因是多方面的，或出于国际影响的需要，或由于贪婪成性，或渴望通过战争来摆脱内部危机。他在文中说：
任何独裁者和蛊惑人心的政客，当他们无法实现夸夸其谈的计划或治理国家不得法而引起人民不满时，他们就设法向人民大谈特谈爱国主义，分散人民的注意力，把他们引上邪路，使大家相信发动战争的好处。而我们应该看到，在美国，不论是谁，不论地位高低和能力大小都没有权力把这个国家拖入早已预谋筹划，并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去。
不论他是凭直觉还是凭思考，你都得佩服他的敏锐。你可以指责他关心不够，但他决不糊涂，而是异常清醒。
海明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1934年7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全面爆发，比海明威的预言推迟一年。但作为导火线的日本大举侵华、意大利侵占埃塞俄比亚正是发生在1937年到1938年之间。
还有西班牙的全面内战。
西班牙，这是海明威的第二故乡。他第二次旅居欧洲的将近十年时间里，年年都要到西班牙看斗牛。
他的生日在7月，这正是西班牙庞普洛纳圣佛明节的狂欢，斗牛活动期间，他一生中几乎有1/4的生日是在西班牙斗牛场上度过。这个国家在他生前每次来访时，在他的生日，后来还在他的逝世日，都要挑选几头公牛以海明威的名义举行斗牛。
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演习场，它使海明威热爱的国家彻底分裂，血流成河。他发誓要竭尽全力反对战争，他不会空喊，正如他要当作家却不愿泡在沙龙里空谈理论一样。他实践誓言的方式是——行动！用行动去支持他认为正义的一方。
他在基韦斯特的安乐窝里坐立不安，在比米尼岛这个地球的末端再也呆不下去，大海中的马林鱼、金枪鱼和丛林中的野牛、豹子都不能让他兴奋了。
因为西班牙共和国正在与法西斯分子进行战斗。
1936年冬，海明威为援助西班牙共和政府展开广泛的募捐活动。他个人捐献了4万美元，购买了战地救护汽车支援西班牙人民。以此为起点，他用各种方式，与西班牙人民一道，一直战斗到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失败，也即马德里陷落。
1937年初到1938年底的两年间，海明威四次踏上西班牙大地，先是以战地记者身份进行采访、报道西班牙内战情况，后来参加国际纵队，直接拿起了武器。
在这场反法西斯斗争中，海明威进一步了解了西班牙人民，接触了国际纵队的战士和很多共产党人，这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改变了他对待生活的态度，使他的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海明威从不媚俗，纽约的批评家很难改变他，但他愿意追随时代的潮流，特别是两个世界发生大搏斗的时候。
他在西班牙战争中获得了新的创作源泉，写出了剧本《第五纵队》，电影解说词《西班牙大地》以及一些特写和短篇小说。西班牙内战以后，他又以这场战争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他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品都表现了放弃个人幸福、献身正义事业的思想。
几乎与此同步，他在家庭与婚姻上也打了一场内战。
《丧钟为谁而鸣》1940年出版的时候，他与波林的婚姻解体，同第三个妻子——作家兼记者玛瑟·盖尔荷思结婚。随即从美国佛罗里达州
的基韦斯特迁居到古巴哈瓦那附近的瞭望田庄。
5 西班牙大地
1936年7月，西班牙的法西斯头子佛朗哥发动了反对共和政府的武装叛乱。几个月以后的1937年2月，海明威就踏上了西班牙流血的大地。由60家报社组成的“北美报业联合会”聘请海明威到西班牙去作战地采访。
海明威一到西班牙，就急于履行一名反对法西斯战争的战地记者的职责，他冒着雨雪，奔向离马德里仅50公里的前线战场。
他看到了他所热爱的人民的涕泪，看到了大教堂被炸成瓦砾堆，斗牛场变成废墟。美丽的西班牙现在到处是断垣残壁，遍地是丢弃的枪械与车辆，泥泞的战壕里躺着战死者的尸体。
他的心情无比沉痛。
更为痛心的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支持佛朗哥，苏联支持共和政府，英美法等国政府对佛朗哥空喊抗议，实则采取绥靖政策，隔岸观火，静候事态发展。西班牙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揭幕前列强显示各自军事力量的彩排场所。
他那充满战火硝烟气息的报道从西班牙飞往北美报联，然后又通过电台、报纸传向整个世界。
西班牙内战中居然发生了这样的惨剧：共和派战士被列队枪决。“报数！”“一、二”，“一、二”，随后枪弹齐发，报数“二”的都倒在血泊之中，无姓名也无罪名，只因为报的数是“二”。
海明威第一次深刻体会到人类世界的苦难。他痛恨法西斯暴徒。
然后，更令人气愤的是，西班牙的教会都支持佛朗哥。佛朗哥大元帅对教会虔诚而慷慨，佛朗哥大元帅从来就是个好教徒。
海明威对教会第一次产生了反感和嫌恶。他并不是虔诚的教徒，但从来也不怀疑宗教的善意。然而，在正义、和平与人类苦难的试金石上，西班牙的宗教却与法西斯主义狼狈为奸，海明威对此十分气愤。
气愤之下，他竟然抛弃了他的基督教信仰。卡罗斯·贝克在他的《海明威传》中说：
“惟一能使他的生活过得体面的是基督的教规和宗旨对他的约束和指引。问题是西班牙国内的教会都站在敌人那一边。这种事实深深激怒了他，一气之下他连祷告也不做了。一种宗教信仰竟同法西斯主义这样紧密勾结。这种现象多么奇怪，多么发人深省。”
海明威与苏联记者接触频繁。苏联也是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的。
他早就听说，他的作品在苏联很受欢迎，销售量大大超过德莱赛，帕索斯，刘易斯和其他许多美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他的《死于午后》在美国受到攻击时，在苏联读者中都引起了轰动。
他定期到苏联记者下榻的盖洛德旅居去，从苏联《真理报》记者爱伦堡，高尔特索夫那里得到不少新闻情报，以致“北美报联”的经理维勒对他发回去的电讯经常皱眉头。
他也接触了一些帮助西班牙共和军打仗的苏联军官。他对朋友说：他喜欢行动中的共产党人。
海明威这次到西班牙的一项重大工作是与荷兰著名的电影导演伊文斯合作拍摄电影文献纪录片《西班牙大地》。他想用这部纪录片去争取美国政府对西班牙共和派的支持。
1937年4月的整整一个月里，他一心扑在这部纪录片的拍摄和制作上。
海明威要求这部电影中一定要有真实的战争场景。
有一天他们得到一个可靠的情报，说共和派军队将向盘踞在马德里西北山上的佛朗哥军队发动进攻。这天清晨六点，他和伊文斯，还有两名助手，来不及吃早点就扛着摄影机出发了。
他们开始选中了一片林间高地。这里可以看到两军对峙、交战的情况。但不久就飞来几架轰炸机轮番轰炸，炸弹掀起烟火柱，刚好挡住了视线。敌人的狙击手也发现了他们，向他们开火。
他们拼命保护住摄影器材，在炮火硝烟弥漫的山坡上另选摄影地点。最后找到了一栋空无一人的山间住宅，房前有一个水泥平台，几间房子都弹痕累累，有的只剩下断垣残壁，只有一间房子还有一个顶楼，从这里可以清清楚楚地拍摄到山谷里的战斗情景。他们用破布将摄影机伪装起来，在这里整整拍了半天。林间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的坦克，迫击炮弹在空中划出白光，漫山遍野时而奔跑时而匍匐的士兵都进入了他们的镜头。
黄昏时候，他们把笨重的摄影机化整为零，躲过了好几次炮火和飞机的袭击，冒着生命危险把摄影机扛回了住地。
战斗仍然在进行。他们第二天清晨又摸到那个房顶上，还带来了一大群美国记者。拍摄中，海明威忘记了自己的角色，情不自禁地当起了军事评论员。
他激烈地批评佛朗哥军队方面的坦克行动太慢，像老牛拉破车一样没有一点威力。其他人指责他这是为敌人喝阵，他方回过神来，忙又制止别人对自己的攻击：“我们千万不能暴露目标，否则会招来敌人的炮火。”
海明威经常产生置身在斗牛场的幻觉。
西班牙行动中，战争与爱情在海明威的生活中同时出现。将近五个月时间里，年轻貌美的女作家玛瑟陪伴他始终。
他又重温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意大利米兰经历过的“战地春梦”。
来西班牙之前的两个月，即1936年12月，海明威与玛瑟在基韦斯特岛上初次相识。玛瑟和她的母亲、弟弟来基韦斯特度假，她正在马沃学院念书，已经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狂热追求什么？》和一个短篇小说集《我意识到的问题》。
玛瑟很有抱负，决心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职业女性。
他们在一个酒吧间里碰到海明威。玛瑟那本长篇小说的卷首引语就是来自海明威作品中的名言。海明威与玛瑟很谈得来。
几天以后，玛瑟的母亲和弟弟启程返家，她自己则成了海明威家的客人。深知丈夫性格而且富有“洞察力”的波林陷入痛苦，她尝到了十年前的哈德莉的滋味。
海明威的家里又出现了“两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的局面。
西班牙的战火使海明威迅速摆脱了家庭中的尴尬。也许是志同道合，有约在先，也许是阴差阳错不谋而合。总之，海明威一到西班牙，就与玛瑟不期而遇。
可海明威的态度有点不冷不热，玛瑟为此感到气愤，她觉得在这样的时候和这样的地方见面应该充满热烈而浪漫的气氛。过了好久，海明威才没头没脑说：“好姑娘，我料想到你会来的，因为我早就这么想过。”
玛瑟还没有战地记者的正式身份，海明威把她介绍给新闻督察机关的官员，问题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玛瑟也得到了住宿证明，供应汽油的证明和安全通行证。
他们一同爬上红土山冈，观察共和军发起的进攻，一同盘坐在前线的战壕里，与士兵们边谈笑边抽烟，一同实地拍摄《西班牙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