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虚”与“实”的两极
海明威写过一篇小说，叫做《胜者无所获》，他的许多作品都潜隐着这个主题。批评家因此常给他戴上虚无主义的帽子。
“胜者无所获”，这又是海明威式的哲学。他那种大起大落的生活使他在30岁的时候就悟出了人生的这一份深刻。
这里面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极端：过程中要取胜，结果上无所获。二者的循环往返，此起彼伏就变幻出多姿多彩的人生，二者之间的巨大空白，靠行动去填写。太阳无论是升起还是降落，它总是在“行动”！
波林在爱的角逐中，赢了哈德莉，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也尝到了“胜者无所获”的滋味。海明威在意大利的乡村教堂祈祷的时候，波林正在巴黎的寓所里独守空房。她在信中讽刺说，海明威到意大利是一次“为了提高男人的社会地位的旅行”，她并且针锋相对地希望他“这次旅行要花很长时间”，因为一旦她成为他正式的妻子，她将全力反对一切方式的分离。
海明威曾赞赏过波林的“坦率”和“洞察力”，现在轮到他领教了。当然，有“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丈夫”这份自知之明的海明威，不会乐于永久性的领教。波林的后面，他又有第三个妻子玛瑟和第四个妻子玛丽。
但身材矮小，曾使海明威的朋友大为惊异的波林，却凭借自己的“坦率”和“洞察力”——这跟海明威拥有的“勇气”和“精明”旗鼓相当——与海明威维持了14年之久的婚姻。这个“战绩”，在以海明威为中心的，几乎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终结的“爱”的角逐中，仅仅次于玛丽。而后来波林又与玛丽情同姊妹，如同当年哈德莉与她。
当然，波林还有一份优势，她不仅有一个富有的家庭，而且有一个富有的家族，其水准远远超乎橡园镇的“中产阶级”群落之上。
她与海明威1927年5月结婚。成为他名正言顺的妻子之后，她的第一个重大行动，就是为实践她的誓言——“全力反对一切方式的分离”——而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她要帮助如日经天却还捉襟见肘的年轻丈夫结束飘泊异乡的生活。
1928到1938年，海明威告别了巴黎塞纳河左岸那个喧嚣的“锯木厂”，定居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
波林的伯父古斯·塔沃斯疼爱侄女，喜欢海明威，又有的是钱，他送给这对年轻夫妇的礼物，是基韦斯特的一所住宅。这里是由波林和海明威选中的，古斯伯伯只负责开了一张8000美元的支票。海明威夫妇在1931年正式住进了自己的“家”。
基韦斯特实际上是一个“海流中的岛屿”，位于美国的最南端，与古巴遥遥相望，岛上有渔村和集镇，居民中有一半是古巴人或古巴后裔。其自然环境有些近似海明威老家夏季别墅的所在地瓦伦湖，但没有位于美国北部的瓦伦湖那种冬日飞雪的景象，而是四季如春，气候温暖宜人。这里民风也很淳厚，颇有“世外桃源”的风味。
波林和海明威的住宅，是一所很大的旧式庭院，怡然自得地坐落在水边，四周尽是棕榈和黄蝴蝶树，室内装修得很舒适。海明威在巴黎求之不得的安静，这里应有尽有。
他在这里完成了构思已久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这是他又一记打向文坛的，力量更大的“重拳”。这部小说在1929年出版，它为海明威博得了“25岁成名，30岁成为大师”的评语和荣耀。
在《太阳照常升起》和《永别了，武器》之间，也即海明威的婚变时期，纽约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还出版了他的第二个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其中包括《五万美元》、《不可打败的人》、《异国他乡》、《阿尔卑斯山牧歌》、《白象似的群山》、《十个印第安人》等十多个小说。有些已在杂志上发表过，有些是新作。
小说集的总名《没有女人的男人》概括了集子里部分作品的主题，但其主要的意义，似乎还是隐射作者在婚变前后的生活处境。而海明威对编辑帕金斯解释说，他是想用它强调集子里的全部作品都具有男性风格，丝毫没有女性的娇媚。
其中的《阿尔卑斯山牧歌》曾被一家美国杂志退稿，原因是如果被刊登出来，这家杂志会受到社会的抨击，因为这篇小说的内容与高尔基、契诃夫的作品相似，对社会现实的批判非常明显，读了使人害怕。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海明威创作中难得的一个作品。
而其中的大多数篇章都渗透着虚无主义哲学，不过海明威只接受那种敦促人们看重“今天”，看重“行动”的虚无。这种虚无不是叫人在“上帝已经死了”、天堂已经崩塌的时代浑浑噩噩，无所作为，而是让人清醒地意识到，既然已无天堂可进，就只能抓住今天，努力行动。从根本上讲，这里面潜流着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大师们的一脉思想。
海明威在婚变的痛苦中苦苦地思考过这个极飘渺、极抽象的问题。这也许是企图揪住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拔离地球，飞升到宇宙的另一极，以逃脱地狱烈火的炙烤，忘却“没有女人的男人”的现实。
他的思考近乎狂乱，得出的结论却既深刻，又简单：人生结果必然走向虚无，人生过程却绝不可受虚无蒙蔽。
因此，他笔下出现了这样的虚无主义者：
他怕过什么？那种感情根本不能叫成惧怕或恐惧。那根本不是他十分了然的事情。那可说是一切，也可说算不了什么，一个人也算不了什么。那种感情就是那样，只需要光明，同时也需要某种纯洁和秩序。有些人生活于光明之中，可又从来感觉不到它，不过他知道，这都是虚无之上加虚无再加虚无。我们的虚无处于虚无之中，你名叫虚无，你的王国是虚无。让我们生活于这种日常的虚无之中，让虚无使我们的虚无成为虚无，我们也就使自己的虚无化为虚无了，虚无不是引我们进入虚无，而是救我们摆脱虚无，真正的虚无。为虚无欢呼吧。到处是虚无，虚无伴随你。
他笑了笑，在酒吧间的柜台前站住了，那上面有一架明晃晃的气压式咖啡豆研磨机。
“你的名字叫什么？”酒吧间的侍者问道。
“虚无。”
一架明晃晃的咖啡豆研磨机就打破了虚无主义者的狂想，令他不由得发出自嘲的笑。
海明威的虚无虽然走到了虚无主义的边缘，但寻根究底，这是反对世上一切虚无的声嘶力竭的呐喊。他要奋力揭露的是他眼前那个虚伪而怯懦的世界，他想为这个已经失去理想却又不愿正视现实的病态世界提供疗救的药方。
这个世界需要什么？行动！行动是什么？创造生活与享受生活！
海明威的虚无哲学就这样通过他那既复杂又简单，既迷乱又清晰的逻辑关系，与他的行动哲学成为了孪生兄弟。
《没有女人的男人》在《太阳照常升起》销售了2. 5万册的时候问世，不到三个月，它也销了1. 5万本。
海明威成了批评家的热门话题。他密切关注各种报刊对自己作品的评论。他对于批评性意见的第一反应，仍然是烦躁和恼怒，但随之就能慢慢冷静了，他发现通过读了这些评论，能使他对自己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一个人走独创性的道路不难，但要在这条路上走“好”却不容易。
“大师”毕竟不是由自己封的，不论你名气多大。
著名女作家弗古尼亚·沃尔夫的意见使海明威触动最大。她在《纽约论坛》报的书刊评论栏上发表文章说：海明威有胆略，直言不讳，写作技巧好，但言词过于咄咄逼人，容易刺痛别人的心，他的才能因此受到约束，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海明威骂骂咧咧过后，觉得写作再不能随心所欲，追求独创性也并不是一意孤行。沃尔夫的意见同波林如出一辙，看来他追求的那种男性风格还必须有女性的批评来矫正。
就在这样的时候，他开始写《永别了，武器》。
2 忧患中诞生的明珠
名作的产生似乎总是伴随着忧患。海明威也好像非要在忧患之中才能写出名作。他在婚变以后开始写《永别了，武器》，尽管此时他已经与穷日子永远告别，却仍然接连遇到忧心和倒霉的事情。
“贵人”确实“多病”，困顿日子一过去，健壮如牛的海明威就闹起病来。开始是喉咙肿痛，他没当一回事，结果导致胸部感染，被迫卧床休息。
其间，他的眼睛又受伤。
他和哈德莉离婚以后，4岁儿子约翰由他和波林带养。一天晚上，他抱约翰撒尿，约翰迷迷糊糊中双手乱舞，指甲刮破了他的左眼球，这只眼正好是他的好眼，这一来两只眼睛都派不上用场了。接着又闹重感冒，痔疮出血和牙痛。
他最担心的是眼睛。约翰的小手虽无缚鸡之力，可眼珠毕竟太娇嫩，球面上留下大概像一片鱼鳞那么宽的伤痕，痛得厉害，好几天连可卡因麻醉药也无济于事。他担心会失明，郑重致信一个瞎了一只眼的朋友请教治疗经验。
眼睛治好以后，他想赶在冬天将过，雪将融化之前去滑几天雪。
夏季到西班牙看斗牛，冬季到瑞士、奥地利滑雪已成了他多年必不可少的两大户外活动。
以往每年滑雪都很开心愉快，可这次倒霉。一些地方的雪已化得只剩薄薄的一层了，他一次滑大坡时，雪橇碰到硬地脱落，他一头栽到只蒙了一层薄雪的坚实的山地上，护镜立时粉碎，鼻子和脸碰得乌青。
更倒霉的事还在后面。滑雪后回到巴黎旅馆养好伤，一天晚上，凌晨两点了，他莫名其妙地想到卫生间去洗澡。进去以后，感到里面很冷，原来换气的天窗打开了，他睡眼惺忪中生出几分恼怒，把天窗绳子哗地一拉，天窗破了，祸从天降。他的右额被一块匕首一般锋利的玻璃刷出一道两寸长的伤口，血流如注。他头部其他地方还遭了许多说不清的打击。
波林赶忙叫了几个朋友帮忙送医院。在他眼前发黑、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夜班医生给他缝了九针。
后来他的右额上就留下了一道刀疤一样的深痕，配上他那浓密的胡子，粗犷的长相和水手一样的走路姿势，引得不明伤疤来历的人对他无端地产生敬畏。他则像五岁时煞有其事地说自己从幼儿园回家的路上降服了一匹烈马一样，根据不同的对象和当时的兴致，编了许多为这块“刀疤”增添荣耀的故事。他住进基韦斯特岛的新居时，岛上居民窃窃私议来了一个大海盗，谁也没想到他是个写书的大作家，他也无意于澄清，甚至还自得其乐。
他像古希腊的斯巴达人一样崇拜勇气和伤残，而有形的伤残——当然必须是战争和搏击中留下的——正是无形的勇气的永久性标志，也即男子汉标志，硬汉子标志。
“勇”与“残”是他早期作品中很多人物的共同特征，二者鱼水难分。当他的同时代作家热衷于在“丑”中发掘“美”的时候，他却喜欢在“丑”中发掘“勇”，大而言之，这堪称他在独创性方面的一个追求。
他的大儿子约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右肩负伤，他很自豪地对人说，他儿子的伤口里至今还可以塞进一个拳头。当然，他说这话时，约翰已经伤好复员。
海明威似乎毕生都没有在顽童的天真与壮士的勇猛之间划出清楚的界线。文明与野蛮在他的世界里是一碗搅混了的蛋黄和蛋清。而“搅”就是“行动”，就是在意大利追赶炮火，在卢浮宫揣摩名画，在下等酒吧里嚼陈面包，在豪华音乐厅里欣赏名曲；就是在打字机前彻夜打字，在庞鲁洛纳的斗牛场上欢呼；就是钓鱼、打猎、拳击、滑雪和写举世无双的小说……
眼下海明威正痛苦不堪。由于他是文坛上刚刚升起的“太阳”，电台还特地报道了“天窗事件”。
庞德从地中海边的别墅马上拍来“慰问”电：“你这只笨猫，一定喝多了。要不，怎么会爬到天窗上去，又给摔下来呢！”
前妻的哈德莉也立即写信慰问：“可怜的人呀，怎么会这么倒霉被这鬼东西打中。我希望你不会因生活中受挫折而感到沮丧。”哈德莉深知海明威是个坚强而又脆弱，执拗而又敏感的男人，轻婉的言语中饱含关切。
海明威还患了一场黄疸病。这种病很讨厌，虽于性命无关紧要，却能把人的样子弄得像魔鬼一样狰狞。
以“天窗事件”为高潮的这一连串倒霉事都发生在1927年与1928年相交的几个月，这种怪事还从未有过。以前已对“虚无”问题深入探索过的海明威，也曾想从中找出点什么说法，但后来不了了之。
病痛可以抗过去，他恼火的是《永别了，武器》——不过此时还没有这个标题——写不下去。
关于这部小说的构思，他已经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写1918年他在欧战中的经历，这在题材上刚好与《太阳照常升起》相关联。旧作写的是战后，新作再追溯到战时，那一段经历10年来经常引起他的创作冲动。二是像英国作家马洛那样，把战争与爱情两条线索交织起来写，这可以把“崇高”与“优美”结合起来，让“男性风格”与“女性风格”形成映衬，他与阿格纽丝在战地医院的热恋恰好可以扭合起两条线索。三是他强调“事情应发生在别的国家里”，他的现实感和艺术感使他很注意这一点，这个问题看来简单，但在海明威那里很复杂。
他当记者时热衷揭美国现实的脓疮，但写起小说来总是回避美国，不光是《永别了，武器》，他的其他很多名作，特别是带点史诗性质的作品，都是如此。欧洲大陆上的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总是他的故事的发生地。这当然与他那“边缘人”的生活相关，但恐怕也与他从小受到的橡园镇文明中的爱国主义熏陶相关，此外，还有很多值得探究的东西。
总之，他强调这部小说的“事情应发生在别的国家里”。
十年前的战争场面，战地医院，阿格纽丝和众多人物都非常鲜明、非常清晰地活动在他眼前。
但是，他仍然觉得艰难，他还缺少一个能流贯全篇的立意。他写了好几个开头，有的已写到了几十页，他都不满意。加上伤病袭击，他停停写写，越写越烦恼。后来，是他以前写的小说《异国他乡》激活了他的思维。这是《没有女人的男人》那个集子里的一个短篇，小说开篇第一句是：
“整个秋天都有战争，但我们谁也不关心。”
这句话里有一个宏阔的气象，包容了生动的画面，而且意蕴无穷。
他的朋友菲兹杰拉德非常赞赏这一句话。
于是，好像一粒火种点燃了一堆篝火，又好像一根手指拨动电钮，启动了水闸，海明威觉得头脑里豁然开朗，他一把揉皱已写出的稿纸。噼噼啪啪重新敲响了打字机。
于是，几乎到写完时才从《牛津英文诗选》中得到名句“永别了，武器”作为标题的这部长篇小说的第一章，就像泉水一样随着轻快而有节奏的打字声，潺潺流出：
那一年的夏晚，我们住在村庄上一幢房子里，望得见隔着河流和平原的那些高山。河床里有圆石子和漂漂石，在阳光下又白又干硬，清蓝明净的河水，在河道里流得好快。部队打从房子边走上大路，扬起尘沙，洒在树叶子上。树干也粘满了尘埃；那年树叶落得早，我们看着部队在路上开着走，尘沙往上飞扬，树叶儿给微风吹得往下飘坠，士兵开过去之后，路上赤裸裸的只剩一片落叶。
平原上正有丰饶的收成……山岸间正在打仗，夜里我们看得见战炮的闪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