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小说都贯穿了文学作品中具有永恒意义的“生与死”主题。《印第安人营寨》写小尼克随父出医，看到一个印第安男子因忍受不了妻子分娩新生命时的惨痛嚎叫、而割破喉管自杀死去的情景，这使尼克幼小的心灵对生命与死亡的酷烈冲突产生莫名的震骇。
《大二心河》则写了尼克参加欧战，目睹了空前浩大的生死冲突之后，在林间水畔的打猎钓鱼活动中，对人生与世界的若有若无的思考。他们的题材和作者从题材中挖掘出来的“意味”，都是海明威式的。它们在海明威探索自己独特的创作道路上有具小里程碑意义。
《美洲评论》和《季度》为这对姊妹篇的推出正好起了接力棒的作用。
至于《不可打败的人》，海明威起初不愿发在《季度》上，寄给了美国《代耳》杂志。他想用自己相当满意的这个小说，去攻破美国文学刊物的坚冰。
他的作品几乎都是在巴黎推出来的。在美国还没得到承认。他不满足于在巴黎塞纳河左岸取得的那点成功和那份名气。
但《代耳》杂志退了稿，附了一封很客气的信，说小说写得很好，只是斗牛故事和西班牙风情不合美国读者的口味。
海明威很恼火，只得换一个信封把稿子寄给华尔斯。华尔斯慧眼识珠，马上同意在《季度》刊物上发表。
于是，《季度》杂志的资助人莫赫德女士连续签发了两张支票，要华尔斯转海明威作为稿酬，其中一张就有1000法郎。这使海明威有点意外的欣喜，他致信说：“上一年他辛辛苦苦写了一年，总共才得到1100法郎，而此前由迪昂出版社和三山出版社分别出的《三个短篇，十首诗》和《我们的时代》，他一个子儿也没拿到。现在，他有钱交房租了，他还准备去做一套新衣服，买一些杂货蔬菜和几张可以连续观看六天的自行车大赛的入场券。”
有点夸张，但也没有完全脱离事实。大概就在差不多的时候，他曾经对一个有钱朋友的漂亮夫人极为不满，因为她经常带哈德莉逛商店，向哈德莉推荐这样那样的衣服首饰和化妆品。
海明威与华尔斯都是如鱼得水。不料结盟关系又迅即破裂，比《美洲评论》事件还来得快。
海明威的老朋友毕尔·史密斯从美国来信，请海明威帮他在巴黎找一份工作。毕尔曾与海明威有过反目成仇的时候，起因就是毕尔的弟弟肯里·史密斯当年把海明威排挤出了北芝加哥大道100号的肯里文艺沙龙。毕尔以“血浓于水”的理由站在他弟弟一方，海明威很气愤，与他多年无交往。
但时间能化消一切，现在接到毕尔的信，他马上决定帮朋友一把。
他对华尔斯说，他不能老是卷在《季度》杂志的事务性工作中，他一停止创作就感到难受，心情烦躁，他要排除干扰，一心创作，因此华尔斯有必要另聘一位助理编辑，而他的朋友毕尔很合适，毕尔一个人可以把排版、印刷、发行等工作包下来，当然，这要报酬。
自负而正患肺病的华尔斯断然拒绝了海明威的提议，还过于敏感地认为海明威是想再敲一笔竹杠。他的杂志一期就发表了海明威两篇没人要的小说，稿酬也特别从优，虽未另付编辑费，也够意思了，何况是海明威自愿效劳的。
华尔斯误解了海明威。
海明威怒气冲天，三言两语就跟华尔斯闹翻了。从此《季度》杂志再也不登他的作品。
而他也并不很需要《季度》了。
但毕竟这一次是为朋友而牺牲了自己。
3 “怪拳”与“重拳”
海明威不断抛出新作，引起了出版商的注意。出版商似乎比评论家和杂志主编更敏锐地觉察到，海明威将会是一个行情看好的文坛新秀。基于商业效益的刺激某些时候也能给文学带来机遇。
当他的《打不败的人》被《代耳》杂志退稿的时候，有两个人正为他在美国造舆论。
一人是司各脱·菲兹杰拉德，他虽只比海明威大两岁，却已出了5本畅销书。以《人间天堂》一炮打响，又以《了不起的盖茨比》而红极一时。也许是由于思想倾向的接近，他是海明威真正钦佩的为数极少的同时代作家之一。他也属于斯泰因所说的“迷惘的一代”中的一分子。
菲兹杰拉德向自己的出版商斯克里布纳推荐说，海明威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新作家。
另一个就是将海明威介绍给斯泰因和庞德的安德森，他也向他的出版商利夫莱特作了相似的推荐。
这情况颇有点像以前迪昂和三山两家出版社都愿意出版他的作品集一样。海明威又进入了左右逢源的顺境。而且，迪昂、三山是巴黎非正式出版社，利夫莱特和斯克里布纳则是美国的正式出版商。
不过，后者名气更大，经营决策当然也更精明审慎，菲兹杰拉德的介绍并没立即使之采取行动。
利夫莱特的出版公司就捷足先登了。他们与海明威正式签订了出版合同，关键内容是两项：一、对于海明威的头三部作品的出版有优先权；二、为海明威已经构思成熟并正在进行中的长篇小说——就是后来的《太阳照常升起》——预付200美元稿费，以解决这位行情看好而眼下正受困的文坛新秀的燃眉之急。
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合同只得了部分的执行，但于海明威无损。
海明威很快就向利夫莱特交了第一部书稿，即《我们的时代》。这是巴黎的“三山”已经非正式出版过，销售仅170册的那本书。不过当时只包括18个短篇，这次海明威又增补了12个新作。这个同名作品集的增订版于1925年10月在纽约出版，印行1300册。
这是海明威在美国出版的第一个作品集。
海明威的朋友认为这本书的销路不如原先想象的好。但海明威本人很满意，这毕竟是他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作品集，而且是在美国出的。“墙外”的花香终于传到了“墙里”。
他父亲埃得蒙医生很快来信说，他满怀兴趣地读完了《我们的时代》，高兴的同时也感到这本书还缺少奋发精神，“相信在你未来的作品中，能看到你描写更多的人物和他们不同的性格。在这本书中，你已经向读者揭示了人的残酷本性的一面，今后你应该多描写人的欢乐、振奋精神以及乐观向上的性格。这是十分重要的，上帝要求我们每个人尽力而为。我每天都想到你；为你祷告，我的儿子。”
父亲永远不可能放弃引导儿子的义务，既要儿子如何写作，也要儿子怎样做人。
评论界也有了众多的反响。
海明威有超乎常人的自信，但几乎与此形成水涨船高关系的是，他也特别看重“人言”，他既走自己的路，也在乎别人怎么说，这并不矛盾，坚持自信与吸取人言可以使人走得更快、更准。
《纽约时报》评论说，《我们的时代》的故事情节使人愉快，文笔简洁，语言地道，用词很新颖，读来耐人寻味。评论家赫伯特·哥尔曼说了一句使海明威很受鼓舞的话：“海明威大刀阔斧地砍掉了一切不必要的繁言冗语，不加修饰地说出了最本质的东西。”
另外还有人说，这个集子里的很多作品还不能称之为短篇小说，但《我的老人》这一篇除外，它的描写十分动人，虽然有安德森的痕迹，可安德森本人写的也不一定能超过。
海明威对那种说他模仿安德森的论调很反感。安德森的作品现在正在走下坡路，而且，海明威历来认为独创性才是作家的荣耀。尽管人家说他比安德森写得好，他也极不情愿被套在安德森那个逐渐黯淡的光环里。
他萌生了一个想法，要写一部与安德森风格完全不同的、以滑稽讽刺为主调的作品，用以摆脱老是有人拿他与安德森相类比的阴影。
不错，他还在习作阶段的时候，是模仿过安德森，也不错，安德森是他的恩师，他现在的成功离不开安德森的帮助和引导。但如果不摆脱那片阴影，他充其量只能作个二三流的作家，而他，事事是要争一流的，包括喝啤酒比赛和喝完啤酒后打碎酒瓶赤脚从玻璃渣子上踩过去也要比人强。
这是物竞天择的原理，也是新陈代谢的规律。
海明威决定在文坛上打出一记“怪拳”，不仅要以讽刺为主调，而且讽刺对象就是包括自己许多朋友在内的一批欧美文坛的文人雅士，甚至还准备影射安德森、斯泰因、门肯等人。正有人说现在美国文坛缺少斯威夫特、缺少菲尔丁、缺少高水平的讽刺作品，那么，让他海明威来填补这个空白吧。
谁也想不到，评论家并非恶意的评论与海明威那特殊个性的碰撞，竟会使海明威想要打出这样一记“怪拳”。
这简直是阴阳二电相遇，会爆发出震耳的雷声。
雷声是春天到来的信号。
海明威就将这部小说定名为《春潮》，再版的《我们的时代》打破了美国出版界的坚冰，引起了还从来没有过的众多反响，这使他感到欣慰。可这些反响似乎不温不火，这使他很不满足，他愿意在痛苦或狂欢中激荡，就是不能忍受平淡，平淡就意味着平庸，是“第一流”的死敌，这与白雪皑皑的山村宁静是两回事。没有一记“怪拳”，恐怕冲不破平淡，没有一声响雷，带不起滚滚春潮。
海明威的逻辑很奇怪，很顽劣，但在商业手段已渗透到了社会各个角落的20年代美国，也是很实在，很精明的。这样用攻击朋友和“大人物”来换取“名声”的把戏，在别人做起来，无疑是大逆不道的，你总不能咬那只喂你饭吃的手，但海明威做起来，却像一个顽童做游戏。
拳击场上的对手，并不都是仇敌，有许多还是至亲至爱的朋友。海明威就是这样来看待他那些文坛上的“恩师”和“友人”。
随着《我们的时代》的反响逐渐冷寂，海明威的愠怒日益递增。终于有一天，他噼里啪啦敲响了打字机，突发猛劲，一鼓作气写完了《春潮》。
7天后，他的案头出现了这部长篇小说的一大摞书稿。尽管作为长篇，它的篇幅不大，但写作速度实在惊人。
海明威知道，这一拳击出去，将会使许多冒牌的和真格的文人晕头转向。他也知道，同时也会招致各方的还击。他没有急于发表。
《春潮》不仅是打向文坛的“怪拳”，也成了他与出版商周旋的锦囊妙计。
为了确保自己不至于栽倒，他还有一记“重拳”殿后。
这就是另一部长篇——《太阳照常升起》。它已在《春潮》之前完成初稿。海明威后来说：“我是在26岁生日那天在巴伦西亚开始写这本书的，后来是在巴伦西亚、马德里、圣塞巴斯蒂安、昂代和巴黎等地花了三个月写完的。”“小说初稿上的最后一行字是：‘全书完。1925年9月21日于巴黎。’”这以后，他花了很长时间去修改。
“写一部长篇小说，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我写得太快了，后来又得重写一遍。”海明威这里说的就是《太阳照常升起》的“快写精改”的过程。实际上，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这样产生的。他那有时非常急躁有时又特别耐心的性格正与这种写作习惯相吻合。
海明威对这部长篇非常满意。他写的过程中非常投入，常常写到晚上二三点。直到脑袋变得“像一株冰冻的大白菜”，才昏昏沉沉睡去。几个小时之后又突然醒来，原来模糊的词语已能联结成清晰的句子，他立即翻身下床继续写下去。
那种持续而长久的艰苦，在他的创作生涯中称得上空前绝后。后来的修改又花了他一个冬天和半个春天，他带着书稿在欧洲大陆到处寻找离群索居的环境，其间大部分时候，连哈德莉也没在一起。——这倒不光是为了摆脱干扰，而是由于另一个女人的介入，使他和哈德莉之间产生了危机。
全著尚未修改完毕，他已对这部长篇满怀信心，寄予厚望。
与他签约，对他的前三部作品拥有出版优先权的利夫莱特出版社也在翘首等待他的第二部作品，他们已为这部作品预付了部分稿酬。
偏偏在这时，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也对海明威投以青睐了。这个出版公司的审慎而精明的编辑帕金斯已从种种信息中预测到，海明威的这部新作，不会让出版商失望。
帕金斯许诺，愿先付给海明威1500美元，愿出华美的精装本，愿按高于通常标准15%的数额计付稿费……
海明成立志献身文学的第一天就有严肃的追求。观其一生，他完全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他没有为金钱写过一个字，他心目中第一位的是艺术。早在芝加哥肯里沙龙里用退稿信糊墙壁的时候，他就教训过文友：“艺术家，艺术家，懂吗，就要有艺术。”
他后来还总结出一条赤裸裸的真理：“虽然好作品终究会赚钱，可是作家去挣钱是危险的事情。”
海明威再潦倒，也不愿让他的文学事业成为金钱的奴隶。他认为毁掉作家，把作家弄得不伦不类的，“第一是经济”。
不过，他的作品一旦写出来了，他就会像犹太商人一样看准行情，“待价而沽”。他的《五万元》写了一场为保住五万元巨额赌注而既斗蛮力又斗巧智的拳击，他的好几个小说都表现出对“欺骗与出卖”问题的浓厚兴趣，他绝不推崇或者毋宁说深恶痛绝“欺骗与出卖”，但他也有的是办法对付那些剥削作家的“剩余劳动价值”的文化商人。
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财大气粗，擅长发现和推出畅销书，菲兹杰拉德就是摆在海明威面前的大获其益的先例。明珠不可暗投，这谁都懂。何况怀抱《太阳照常升起》的海明威？
可利夫莱特出版社有约在先，并慷慨地预付了200美元。
这个局面可能使别人进退两难，却不会使海明威尴尬。他没有“哈姆莱特式的踌躇”，只有果断的行动，但不是“堂吉诃德式”的盲目行动。
于是，海明威打出了那一记“光明正大”而又迫使对方犯规的“怪拳”，这颇有点像《五万元》中因为自己暗中将赌金押在对方身上而希望裁判判自己输的次轻量级拳王杰克。
他把那一大摞《春潮》的稿子作为自己的第二本书，交给了对他的前三本书有优先出版权的利夫莱特出版社。
利夫莱特退回了这部书稿，其中讽刺的对象许多是利夫莱特的朋友，也即稿源供给者，特别是安德森，更是莫逆之交，他不能为了海明威的三本书和已付出的区区200美元而出卖朋友，其中的“文坛大腕”，他更是得罪不起。
库尔特·辛格的《海明威传》中写道：“博奈和利夫莱特说他在传播丑闻，是个阴险的作家，因为他故意写了一部他们不会出的书，其目的就是叫他们退稿，然后让那个较大的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去出他的书。”
巨大的勇气加极端的精明便是所向无敌。利夫莱特犯规了，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海明威“光明正大”的一记“怪拳”把出版商打得晕头转向，七窍生烟，还只能和着血水把打落的牙齿咽到肚里。
海明威哪里“阴险”？他极守信用，但是，你若毁约，则我也不仁了。海明威哪里“是叫他们退稿”？他只是像中世纪奉行“放血疗法”的医生，猛刺文坛歪风劣习，同时为美国文学增添一部讽刺杰作。
精明而无勇气，非阴险即狡诈；勇气没有精明，非鲁莽即野蛮，喜欢在边缘地带行动的海明威，二者兼备，或许正因为此，他才成为“这一个”海明威。
他坦然而迅速地与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签约。
他那突发猛劲写《春潮》的七天，推倒了前进的障碍，抓住了崛起的机遇。而他真正的威力还在那一记殿后的“重拳”。
机巧固然能一时凑巧，但只可偶一为之，真要立于不败之地，还得靠硬功实力。
4 太阳升起来了
如愿以偿，《春潮》与《太阳照常升起》都由斯克里布纳公司出版。这是1926年，海明威2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