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在跳，全世界都能听到
离别二十三年之后，我这个前中国边防军士兵就要重返白房子了。
遥远的天空下，有一座孤零零的白房子，我曾经在那里度过我那苦难而苍白的青春。它是我的一个梦、一个幻觉。它成为我的创作取一之不竭的源泉。
我曾经这样写道：
“你将像耶稣一样永远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在时空漫游。不过你背上背的不是十字架，而是白房子--你的一段沉重的过去。你像蜗牛一样背负着白房子，缓慢地在生命的里程中蠕动，一直到它的终结。你的病症是无法彻底治愈的，医生的力量已经用尽。医生可以疏导它向好的方向转化，可以采取强力压制它，让它沉默或以另外的方式表现，但不能根除它。”
我还在另外一本书中说：
“我有一件皮大衣。我出了五十块钱复员时将它带回了内地，它现在就在我的箱子底下躺着。大衣有三个纽扣掉了，一个掉在伊犁草原上，一个掉在塔城草原上，一个掉在阿勒泰草原上。现在，每年夏天，我都要把大衣从箱子底下取出，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晒，防止生虫。在阳光下，当我挥动柳条，轻轻拍击大衣的时候，绒毛里不时会有苍耳職出来。这苍耳年年都有。将苍耳放在掌心，我常常感慨地想：它本该是属于草原的，我耽搁了它多少次开花与结果呀！有一天我重返草原，我将带上它，让它重归母体！”
我还说：“我的大门牙在一次骑马中摔磕掉了。它大约如今已经成为一块砂砾，静静地躺在草原的某一处。当游人以手加额，盛赞那一处辽阔美景时，它也成为被盛赞的一部分！”
啊哈！我要去了。白发双鬓，牙齿脱落的我将要完成一次远行。我不能再等待了。我得去。那也许会是我的最后的远行。
我将见到那一切--戈壁、草原，成群的伊犁马，天空飞翔的鹞鹰，天宇下那孤零零的白房子。这一次见到的不是在梦中，而是实地踏勘。
此一刻，我的心跳得多快呀！
有一首通俗歌儿唱道：我的心在跳，全世界都能听到。前几天我听到这两句话时，还一边听一边嘲笑这一代人的夸张作态。现在我不敢笑了，因为面对这一次远行，这句话也许正是我此刻的心情。
28年前河西走廊刻骨铭心的一幕
二十八年前的那个多雪的冬天，我们也是从西安开拔，乘坐火车进疆的。具体的时间是1972年12月16日。
那列火车是一列铁闷子车。在此之前，这车大约是拉过马的。铁闷子车厢里有着干草、马粪和刺鼻的臊味。我们简单地把马粪清理了一下，重新铺上一层干草，再把床单一铺，就一个挨一个，在自己的铺边坐下。
火车哐眶当当地出发了，沿兰新线一直向西。车开得很慢，见到所有的车，它都得让路。车厢像一只铁质的大棺材。只有几个开得很小很高的窗户，如果马扬起脖子来，大约可以够到它。我们得站在被子上，眼睛才能勉强地看到窗外。
没有厕所，小便的时候，是从大铁门的夹缝里向外尿。大铁门用一根铁棍子插着，露出一条缝。车哐当喔当地响着，一会儿缝儿合死了，一会儿又张开。接兵的警告说，尿尿的时候，不能把那东西塞到缝儿里去，防止夹掉。
小便的事儿好解决，大便就无法解决了。只好强忍着，等车停下再解。
好在车常常停。遇一列迎面过来的火车，车便停到岔道上去。车停下以后，值星排长从火车头方向跳下来，戴着红箍，吹着哨子，顺着路基一路跑过去。他号召大家有屎没屎，都下来拉一次，因为下一次停车，又不知会在啥时候。
“男左女右！男左女右！”值星排长喊着。于是我们看到，车上原来还有许多女兵。以这列火车为界分，男兵在火车左边解手，女兵在火车的右边解手。
有时候，有的男兵或女兵会闹错方向，于是在哄笑声中，羞红了脸，从火车底下钻过去，回到自己一边。
从西安到乌鲁木齐用了五天四夜。
印象中，河西走廊十分漫长，火车像牛一样喘着气走了一个下午，还在一架山的山坡上转着。印象中，祁连山积雪的山头，一轮落日停驻在嘉略关古老楼头上的情景，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印象中最深刻的是这样一件事。
这列火车路经甘肃定西的一个路口时，路口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在飕飕的寒风中，这些人呐喊着，或扬起手臂，或挥动帽子，向我们欢呼。
开始我以为这是当地政府组织的欢送我们的人群，后来想这不可能吧，我们没有这么伟大，他们也不可能把时间算得那么准，冒着严寒在这里等候。
这样，我又以为他们大约是送了自己这个地方的新兵，又见我们的车来了，于是顺便欢送一下我们。
火车徐徐地走动着，每一个路口上都聚着这样的人群。这些人群都大声呐喊着，向我们招手。
刚刚走出校门的我在那一刻情绪激动极了。用一句书面语言来说吧，就是有一种“崇高感”。尤其是当我们的车厢里唱起“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时，心情更是激动。
激动的我也效仿着路口的人们，向他们挥手，呐喊。
这时候接兵的过来拍了我的肩膀，叫我安静。他说如果口袋里有多余的钱和粮票，或者挎包里有饼干麻花之类，可以扔下去，如果没有，就悄悄地呆着，不要站在那里瞎激动，浪费感情了。
原来这是庞大的饥民队伍。
我永远记得这一幕。按时间推算，我看到这一幕的时间应当是1972年12月17日的下午到黄昏。
我的兵团兄弟
《绿洲》杂志的朋友们，总是如期将新出的杂志寄我。每一本杂志都会引起我好几天的惆怅。那些普通的字眼，例如条田、转运站、春小麦、油葵、康拜因、斯大林一百号、翻浆地、夏潮地、沼泽地等等这些字眼，别人也许仅仅只将它看做字眼，但是在我的心中，它也许是一阵痉挛，一声哭啼，一种深陷其中久久不能自拔的情绪。
于是我在某一次收到杂志以后，惆怅了几天，写出了一段一万多字的文字，名字叫《我的兵团兄弟》。我记下在那个非常时期，我眼中看到的兵团人。我说，在那个险恶的时刻，我们曾并肩撑起白房子那555平方公里的阴霾四布的天空。
我说，好几次中苏战争一触即发，边境一线进人非常时期，拖家带口的兵团人，男人们从大车上卸下了马，背着老式的花筒冲锋枪，在边界游弋，女人们则把家中的一点破烂打成包揪，坐在家门口，准备后撤。
我说，这期间，我曾经从白房子到185团团部去过一次。我眼睛所见，沿途这些兵团村庄，都好像面临一场大劫难的前夜的景象，如死亡一般的静寂，鸡不叫，狗不咬，孩子们也知趣地闭上了嘴巴，眼睛里露出恐怖的神色。
男人们打仗去了，骑着劣马挎着老枪，像唐·吉诃德一样去迎接界河对面轰轰发动的坦克装甲车。那情形我不敢用“滑稽”两个字，我只能用“悲壮”二字。那些家庭妇女们将值钱一点儿的东西，包在一个包袱里。人就坐在包袱上，随时准备撤离。家具无法带走，就在门口的沙地上挖一个坑，将它埋起来。在一家门口，我看见一户人家将手摇缝纫机卖给一个游牧过来的牧人，价钱是三十元。
孩子们仍然在上学。从一所小学校里，传来孩子们歌唱的声音。那声音有些低哑，有些压抑。童声在这块草原上回荡着，这声音叫我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在文章的结尾我这样写道：
我用这篇短文向我认识的每一个兵团兄弟致敬。我献上我对那块土地的热爱和对你们的热爱。时过境迁，那一段日子已经不复存在，并且日渐为历史所尘封，后来的人们已经不会知道那些为共和国承担过巨大责任的那些普通人们的事情了。但是我们有责任让人们知道。
自离开那块争议地区，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回去过。不过总有一天我要回去的。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请将我一分为三》。我说，假如有一天我死了，请将我的骨灰一分为三，一份撒人我故乡的渭河，一份撒入我生活和工作过的延河，一份撒人我驻守过五年的额尔齐斯河。
“是的，我将回到那块土地上。我将乘着马穿过那铺天盖地的葵花地，穿过那一个又一个的兵团村庄，我将向每一个熟悉的和不熟悉的面孔深深祝福。额尔齐斯河春潮泛滥时期那喧嚣之声，里面会有我年年的歌唱。”
文章写成以后，《解放军文艺》的朋友们打来电话约稿。这样，征得他们同意，《我的兵团兄弟》一文，在《绿洲》和《解放军文艺》同时发表。
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是我们有责任让人们知道”这句话，令读过文章的兵团人感动。
我服役地方的兵团人是农十师。这样，我收到了农十师文联主席杜元锋先生的邀请信。他请我到他们那里去，为文学作者讲一次课，还说他和我原来的部队联系过，还和阿勒泰军分区联系过，他们也知道我，并欢迎我重返老部队去看一看。
老杜的话叫我激情难掠。
离开新疆已经二十三年了。这些年，随着老境渐来，我年年说去新疆，但是总是说说了事。也许这样延捱下去，我此生是再也没有机会踏上那魂牵梦萦的白房子了。我如果聪明的话，我应当当机立断才对。
于是我向遥远的位于北屯的老杜打去了电话，告诉他我一定去。
2000年7月14日，在这个炎热的日子里，我乘坐火车，踏上前往新疆的旅途。
和我一起去的是一家杂志的记者陈旭，一个刚走出大学校门不久的能干而有才华的年轻人。
这一次的路途
那一次坐的是拉牲口的铁闷子车，这一次坐的是设有空调的客车。
那一次用了五天四夜的时间，这一次按照列车表推算，只用不到两天两夜的时间。而据说今年10月1口火车提速后，还要更快些。
那一次车上坐着的，是一个面色苍白的孱弱青年，他脸色茫然地望着世界，他混迹于一群不着标志的草绿色人群中，他的体重是102市斤。这一次车上坐着的，是一个大胖子，体重165市斤，是一个牙齿脱落，两鬓斑白的老者。
那一次车上坐着的，是一个有无限前途的人，是一个有无数充裕时间可供挥霍的人。这一次车上坐着的，是一个油即将干灯即将熄的人，是一个时时躲进回忆中的人。
从西安出发，经宝鸡、天水、定西、兰州、武威、张掖、玉门、嘉峪关、敦煌、哈密、吐鲁番，即达乌鲁木齐。
线串起这些地名，简直像用一板儿串起一串儿麵芦。
列车还要继续开，它的终点站是奎屯。而据说铁路线到奎屯以后，还要经博乐抵达阿拉山口。这就是那条著名的欧亚大陆桥，它的终点是荷兰的鹿特丹。
但是我们是在乌鲁木齐下车的。兵团农十师的老杜三天之后来这里接我们。
沿途所见的山，形态各异。我们的行走，简直是一次对山的检阅。
兰州以东的山，属黄土高原。山体支离破碎，平庸、单调、一色的蜡黄。今年是中国中西部百年一遇的大旱，这里也沾了个大旱的边儿。川道里的麦子只有一尺多高，恐怕连籽种也收不回来了吧！川道两边的大山不见一丝的绿色。
兰州以西的山，是石头山。山势变得险峻起来，裸露的岩石，是赭红色的，像被火烧过了一样。至乌鞘岭，山更高更险，山顶像一束束乌黑的花朵，凶险、浄狞。
过了张掖以后，川道变得宽阔起来，山势也变得平缓起来。山坡上能见到绿色的草。漫平的山坡上，有斑斑点点的马群牛群在吃草。人们说那里正是匈奴古歌里唱到的“失我祁连山，令我女儿无颜色”的地方。现在这里是山丹军马场。
敦煌往西，山变得又矮小了。山只剩下了一个骨架。亿万年的日晒雨淋风吹，将山石一层一层地剥离，这是山变得低矮的原因。
过了火焰山，进入东天山以后，两边的山峰又变得高大、雄伟、庄严。高大的山脉分列左右，一直陪伴我们到乌鲁木齐。
祁连山也是天山，“祁连”据说是蒙语“天”的意思。
晚上/点半，车到乌鲁木齐，新疆经济报的朱又可和一心书店的李志民来接站。用饭以后，我们歇息在西北饭店。一心书店就在西北饭店的地下室里。我答应我从阿勒泰回来以后，在这里讲一次课，题目叫《热爱新疆》。
烤肉摊前老段的一句话
晚上通了三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是给北屯的老杜打的，告诉他我们已经到了。
第二个电话，是给新疆军区创作组的周涛打的，告诉他我明天上午去看他。
第三个电话，是给当年边防站的指导员张吉林打的，告诉他我明天下午去看他。
张吉林是陕西安康人，1963年的兵。原来在新疆军区警卫团。1969年铁列克提事件后，警卫团充实到中苏边界各边防站去，他去了北湾。我在北湾边防站当兵那五年中，他正是我的指导员。
我离开后，他调到阿勒泰军分区维护连当指导员。后来转业，到八钢家属单位。先在八钢经警中队当教导员，后来在八一铁厂当党委书记，再后来，担任八钢的组织部长。几个月前，年龄到线，离休。
长期以来，我一直和指导员保持着通信联系。可以说，这是我和白房子的最后一点联系了。
今年春节期间，我们几个居家西安的前白房子士兵聚会。聚会的地点是一家烤羊肉摊。我们中的一个战友是下岗职工，眼下夫妇俩开了个烤肉摊。
虽然同时居住在一个城市里，但是我们彼此并不知道。只是经过许多年的寻找，才一个串一个，在今年的春节聚在了一起。
烤肉摊前轻烟缭绕。我们张开肺叶，张开全身的毛孔，贪婪地呼吸着烤肉焦糊的味道，呼吸着孜然味和膻味。我们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我们永远的话题是那遥远的白房子。
在吃烤肉、喝啤酒的过程中，一位年纪最大的战友突然端起酒杯说：“当年如果发生战争，我们几个现在肯定是在一座烈士陵园里的！”这话说得大家好一阵子不说话。
最后，我们抓起电话，给远在乌鲁木齐的指导员打电话。
我这次来，还带来我们几个的合影，送给指导员。
除了见指导员以外，我还想见见指导员的女儿。
走近白房子的第一步
按照约定，下午我去八钢看望当年的指导员。
我感到白房子越来越近。感到自己正向一团巨大的沼泽地走去，向我的青春的年代走去。我听到了远方的呼晡声。我有一种惊悸的心情。我有一种一步一惊的感觉。我的心里直打颤，手直哆嗦，眼睛也有些潮湿。
远方的朦胧的白房子哪！
我曾经无数次地走近它，但那只是在二十三年的每一次的梦境中。而这一次，是真真正正地向它走近。我得硬着头皮向它走去，别无办法。
我努力地要求自己平静。
我对自己说：你已经不是个孩子了，你应当有成年人的感情，应当懂得约束自己。
早在西安，当行程决定下来之后，我就明白该给指导员打个电话了，而且最好是能够约他同行。那一整天，我都在家里烦躁不安，寻找各种借口，来推迟打电话的时间。后来到晚上的时候，我终于鼓起勇气，拨通了“0991”那边的电话。
电话那边没有人接。指导员一家可能是周末外出了。这叫我像死刑犯遇到特赦一样，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不是我没有打，是那边没有人接！”我对自己说。
到了乌市住下以后，我又鼓起勇气给指导员家里打。
这依然是晚上。电话里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她说她爸爸到楼下散步去了。听这样说，于是我松了一口气。我留下了房间的电话，请指导员回来后给我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