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会津为中心的奥羽诸藩之中，有很多人认为，在将戊辰战争视作战争之前，首先必须将其视作“政治”。
身居天皇膝下发号施令者是官军，随意违抗其意者皆为贼人。这种形式化的皇宫争夺战是正要面向世界打开国门的日本人的理性所无法接受的。因此，倘若官军之中存在哪怕极少的一些关心“政治”之人，那么好不容易才实现的江户无血开城，便不应该如此急于毁灭彰义队。
显而易见，倘若彰义队败北，愤愤不平的旗本自然会分散到东北地方一带。与其如此，倒不如将这些愤愤不平的病菌悄悄封闭在上野山中，向他们慢慢渗透圣虑的宽广及五条誓文所宣扬的朝廷传统。
然而，这些都被企图利用时势的冲动和大村益次郎富于西洋式智略的作战头脑彻底破坏掉了。
在诸外国眼中，明治以后的日本十分好战，被指责为军国主义。事实上，最初的好战萌芽便出现在明治元年（1868年）的戊辰战争中。
原本只需一些时间，这种对立便可冷却下来。然而，急功近利之心反而亲手将不平和憎恨的病菌散播到了东北。他们藉攻陷上野之势，将战线扩大到了整个东北。
“不并肩战斗一次，士兵是不会变强的。”
官军以此为由，除了萨长以外，还自加贺、尾张、土佐、大垣、越前、高田、松代、松本等诸藩借兵，之后甚至还向西国借兵，最终将十万大军送上了战场。
另一方面，东军（关东幕府一方）的主力则是会津和长冈两藩士兵，另外还有仙台、米泽、庄内、南部、二本松、三春、棚仓及其他二十余藩的联合军队六七万人，也不得不加入这场战争之中。
其中，只有仙台、米泽和会津三藩向其他领国出兵，其余诸藩皆守在国境作战。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算不上是聪明的作战计划。
官军故意在人间扩大战祸，煽动起反朝廷的怨恨，这样的战争很难说是符合朝廷之意的。当然，诸藩的主张和战意各有不同。事实上会津和长冈便绝不相同。
长冈藩的河井继之助从一开始便明确标榜严正中立，他已清楚地看出，只需过一段时间，这种激昂便会冷却下来，而庆喜的恭顺自然亦出于此意。
“所谓王师，不应好战而苦其民。而今萨长之兵恣意滥施兵威，逞其暴意，胁迫各藩，陷他人于不义。此实为藉王师之名而逞私威之贼师。其炮口指向长冈之时，身为男儿自当为国家未来奋起！”
这不仅仅是河井，也是当时不得不挺身而起的东北诸藩武士们的真心。笔者相信，经过明治元年（1868年）之战，河井继之助与西乡隆盛、胜海舟一样，都是贯彻先见之明和武士之道的一大卓绝英才，值得大书特书。
该年3月1日，他拥护着藩主牧野忠训撤出了长冈藩位于江户的藩邸。官军决定于3月15日对江户发动总攻，3月1日正是总攻的半个月之前。
他在撤回长冈的同时，便向一众藩士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此际，助会津、桑名诸藩抵抗王师有悖大义名分（这一点与庆喜看法相同）。然响应萨长而讨伐德川氏，则有悖君臣之义，因而眼下应坚持局外中立。我长冈藩应独立独行，首先镇抚领内，静待时局安定。然若官军不容局外中立，欲行无道之处置，我藩亦须断然防止。诸君，但请勿疑吾意！”
自然旗本和会津都曾固执地请其起兵，但他的主张依然没有发生丝毫动摇。
奉还大政的将军庆喜蒙受贼名，却仍保持恭顺。身为谱代的长冈藩万万不能无视庆喜的恭顺，反抗官军。然而，倘若主动投靠官军，对付旧主德川家，即便只是一个普通人也等同是人格丧尽。
于是，在事态平息之前，长冈藩并未支持任何一方，而是一边整顿内政，一边保持局外中立，其做法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随着官军迫至国境，他身为执掌一藩的总督，自然也不会袖手旁观。
闰四月二十六日，他将大本营设在离城一里远的摄田屋，在所有重要位置布置了兵力，而后手捧希望准许局外中立的请愿书，前往已经逼至小千谷的官军军营，拜访了监军岩村精一郎。
此次岩村与河井的会谈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了戊辰战争的本质。
河井继之助当时的心中怀有同拜访西乡的山冈铁舟和胜海舟同样的期待。只要对方肯听，他完全具备说服对方的口才、自信和能力。
“我们自然不会抵抗官军，但请不要提出令长冈藩兵站在前线攻打会津这样无视人情的要求，希望可以认可我们局外中立的为难立场。”
若是能开诚布公地说，河井继之助本身或许还有意在官军与会津之间斡旋。
其时，河井继之助四十二岁，正值盛年。他不仅师从齐藤拙堂、古贺谨一郎、佐久间象山、大槻磐溪等人，还前往备中松山拜访山田方谷，学习实用经济学，并奔赴长崎与中国人交往，在荷兰人叩开大门之后，又接触到了新世界的风潮。他与昭和时期的山本五十六元帅极为相似，是一位出类拔萃的英才。
然而，他所拜访的监军岩村精一郎却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极易冲动的青年而已……
年轻人的特点便是勇气十足。但只有在勇气上加入虔诚的思考，才能体现出一个人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勇气和虔敬是令才能变得成熟的必要条件。
在小千谷军营中迎接长冈军总督河井继之助的岩村精一郎尚未听说过河井继之助的名字。在年龄足以做其父亲的继之助递上穷尽道理的请愿书后，岩村精一郎却若无其事地将请愿书放在桌上退了回去。
他一定无法想象这份请愿书之中隐藏着何等宝贵的内容，视情况而定，不管是长冈、会津甚至是官军在极大程度上都能减少流血。
“事到如今，你还想说什么？”他傲然地挺起胸膛，口中发出冷笑，“时至今日，已经没有必要看什么请愿书了。你们应该立刻上表恭顺之意，派出藩兵，讨伐贼军。倘若不能遵奉朝廷之命……”
说到这里，他再次低声笑了起来：“届时，天兵将前来讨伐，你们就等着吧！”
有心之人是绝不会在东北地方说出这种话来的。自孝明天皇以来，他们便一直在天皇身边侍奉，因此对天皇如何驾崩一清二楚。
（这当真是朝廷之命吗？）
决定长冈去处的焦点便集中在了这种怀疑和憎恨之上。而对岩村的第二句话，人人均会自心底感到一股愤怒：“这些萨长的私兵！”正是因为有旧将军庆喜的“恭顺”才勉强压制住了这股怒火不致爆发。
河井继之助心中自然亦存在同样的愤怒。他将请愿书重新放到年轻的岩村面前，并以训诫般的口吻说道：“王师对民众应以宽大为怀，我藩决不会反抗王师。可否请你将请愿书转交上司？”
“没有那个必要！如此一来，如何作战？要么迅速讨伐贼军，要么等待天兵讨伐，只能二者选一，任你决断。至于这种请愿书，没必要看，也无须转交上司。”
说罢，岩村便猛地站起身来，准备离席而去。
继之助慌忙抓住他的袖子，开口说道：“监军，你的行为可直接关系到锦旗的尊严啊！即便不能转交请愿书，至少听听我的解释……”
“不必了！方针早已决定。”
借着年轻气盛，他甩开继之助的手，嘴角浮现出嘲笑的神情，傲然离开了房间。
继之助握着请愿书，一时陷入茫然。
“这便是王师对待民众的态度吗……”
瞬时，他感到一种仿佛被拽入地底的寂寞。不久，这种寂寞便变成了强烈的愤怒。
（他们绝非王师！只不过是喜欢流血的……猖狂之兵罢了！）
昭和时代后期的人终究无法理解庆应四年（明治元年，1868年）时武士的这种意气。当时的武士生活在幕末的急剧动荡时期，肉体和精神都在危机感中得到了彻底的锻炼，是现代人所无法相比的。而且，从何为正义、如何贯彻士道的观点出发，他们拥有可以泰然决定自己生死的意志和决断。
至于河井继之助，倘若他遵从“顺应强者”的生存方式，自然另当别论。然而，作为历经磨练的“知耻武士”，这是他难以接受的。
而岩村精一郎（高俊）这位高知藩士，后来担任过佐贺县令、鹿儿岛县令、农商务大臣等官职，并于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被授予男爵。可想而知他身上一定存在着年轻人毫无顾忌的意气。
于是双方意气的碰撞最终令长冈藩毅然抛弃了“严正中立”这一极其自然的理性之路。
就这样，河井继之助身负战伤，于盐泽的战场之上含愤而死。长冈士族最终尸横遍地，并背负上了可耻的贼名。至于会津，其下场比长冈更惨，这里便不再赘述。
此事造成的影响一直残留到了山本五十六元帅在太平洋战争中战死的时期。元帅虽然明确断言“半年则胜，不然必败”，但他仍然没有反对开战，而是作为联合舰队的司令官，在战争中以长官的身份赴死。其行为深刻而清晰地反映出了这种意气。
元帅在这场戊辰战争中失去了祖父母，他一直忍不住问一个问题：“究竟哪一方才是真正的勤皇？”他的夫人是会津士族，自然也因这一场战争而吞下了同样的苦酒。对日本人而言，尊皇、勤皇的思想与如此根深蒂固的意气紧密而不可分割。
在这种氛围下，庆喜隐居在水户的弘道馆中，只是一味坚持“恭顺、反省”的生活。虽然这种坚持遭到了后世史学家的批评，但应该说，这也是水户可悲的意气。
只不过，在隐居反省的庆喜和他所继承的德川家之间，还存在御三卿之一的田安家。对他而言，这是最大的支撑。
田安家人才济济。上一代当家齐匡膝下有继承越前的庆永（春岳），还有庆永的弟弟--代替庆喜向官军开放江户城的庆赖。
为了德川宗家的存续，此二人在公武之间着实费尽苦心……
朝廷最终决定，德川家以田安庆赖之子龟之助（家达）为继承人，作为骏府七十万石的城主得以存续。做出决定的时间是5月24日。其时，东北诸藩尚不肯归顺，不安的气氛也愈发凝重。于是庆喜为了表明自己不变的决心，便上书请求能尽快进入龟之助的新封地骏府隐居反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