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通常不会意识到，推动时代潮流的正是人类本身。
一般人们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时代潮流这一巨大洪流来自他方，抵抗者亡，顺从者昌。而当人们意识到这种错觉时，便会发现超越并贯穿时间的真理的存在。
进入江户城时的西乡已不是离开京都时的西乡。他与胜海舟完成开放江户城的交涉后，并未打算亲自进城。
（自己进入江户城悠闲地休息，太对不住庆喜……）
他已经通过铁舟和海舟，明白了庆喜“恭顺”的严肃含义。
笔者以为，在西乡对大久保利通之流的马基雅弗利主义进行反省的同时，年轻的明治天皇也已开始表现出一个罕有明君的成长历程。
该年3月14日，“五条誓文”以天皇名义公布于世。其时，天皇一定以为，自己不得不亲自指挥全军，讨伐贼臣庆喜。这种氛围充斥在以岩仓为首的近侍中间，难以改变。
一、广开会议，万机皆由公论决定。
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三、官武一途及至庶民，亦当各遂其志，以至人心不倦。
四、破除旧有陋习，遵从天地皇道。
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为行我国前所未有之变革，朕欲躬亲先众，立誓于天地神明，努力确定国是，树立保全万民之道。民众亦当基于此旨，齐心协力。
帝名（玉玺）
这一草案是由后来与山内一丰一同前往土佐的土州藩士--大和柳生一族的福冈藤次和越前的三冈八郎所作。先由三冈执笔起草，再由福冈逐一修正字句，最后再附上着名的“天皇御笔”公诸于众。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份“五条誓文”并非天皇向民众颁布之物，而是天皇自己向天地神明立誓的誓文，其中体现出了对此前天皇政治的不变信念，可以称得上是所有议会主义、世界主义的日本人的圣典。
这其中自然极大地反映了年轻天皇的内心世界。想必天皇是站在跨越一切政治问题的立场之上，认真地立下了这一誓言。而且，笔者以为，这一誓言进一步照射到全国民众身上，成为了孕育出明治人真挚而坚定的气质和对天皇敬爱之情的基石。
也就是说，为了追随觉醒的天皇，水户也重新在西乡心中复苏。这似乎并非笔者的独断。
西乡之所以没有进入江户城，是想到庆喜和胜的苦心，为了亲自警戒市内的骚乱。他让东海先锋总督桥本少将实梁、副总督柳原中纳言前光、参谋海江田武次、木梨精一郎、参谋助理吉村长兵卫及其他人等入住迁至城内的总督府，各自住在合适的房间内，自己则一直住在城外，与众多士兵一同起居，警戒叛乱。
不管怎样，自天正十八年（1590年）7月1日以来，历经二百七十八年的德川氏居所终于实现无血开城。
（不能令庆喜的决心蒙上污点……）
针对如何处置庆喜，当时的亲王、三职及其他人等尚未统一意见。
有人提议赐其自尽（剖腹），有人提议处以流放之刑，有人提议将其禁锢于西南诸国领内，有人提议令其终身寄居水户藩，有人提议勒令其于德川家继承人的领内隐居反省……无论哪种意见，都是出于对自己有益的算计。而且，这些人都不知羞耻地表示：“这是时代潮流所决定的啊！”
总之，德川家的存续得到了认可，但关于其所领俸禄，众人却又各持己见。有人说三百万石，有人说一万石--他们竟然以为仅旗本便有八万骑的德川家会接受一万石的俸禄，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三百万石、二百万石、一百万石、五十万石、二十万石、三万石、一万石--仅仅关于所领俸禄，便出现了七种意见。
当然，继承人也未确定。多数公卿主张立尾张公子元千代，因为尾张与官军关系最近。然而，幕府认为继承人非当时年仅六岁的田安龟之助不可，庆喜似乎也深以为然。
如此一来，西乡也不得不顺着这一思路加以考虑。继承人出自田安家，所领俸禄最低为百万石级，所有家臣均自行予以处置。
关于这个处置方法，西乡的想法也与以前迥然不同。
（你我皆为皇国民……）
无论是旗本还是幕臣，只要是英才，便应加以提拔。文武一途及至庶民，亦当各遂其志，如此方为皇国……正因如此，他才身先士卒，亲自担任市内警卫工作，打算等待聚集在上野山中的彰义队自行解散。
军用资金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下去，海舟和铁舟的奔走也逐渐开始奏效。只要彰义队自行解散，德川家百万石存续就会变得大有希望，庆喜的愿望也可以堂堂正正地实现。
然而，世间并非仅仅存在这些计划。大村益次郎以军防局审判员的身份来到江户声称：“应即刻讨伐彰义队！”
世上总是存在某些专家，认为不顺应时代潮流便会落后，事态将会进一步恶化。大村益次郎便是这样一名军事专家……
在军事方面，长州的大村益次郎无疑是一名杰出人才。他生于周防铸钱司村的医药世家，倘若世道未变，他一定会成为一名笃学不倦的兰学医师而受人景仰。
他起初进入绪方洪庵的私塾学习，深感掌握西洋学的必要，便前往长崎，通过奥山静叔的介绍，跟随西博尔德学习，并担任洪庵塾的塾长。自从他被宇和岛的伊达宗城发掘，便开始讲授西洋军事学，走上了一条不可思议的道路，可以说是个时代之子。
他之所以得到毛利家的重用，是因为在庆应二年（1866年）6月，当幕府计划第二次讨伐长州时，他作为石州方面的参谋，曾立下卓越功勋。于是，这个男人从医生变为军人，于该年正月同毛利世子一同进京，其才能得到认可，便以军防局审判员的身份来到了江户。这位风云人物独具特色，既可以称他为战争承包人，也可以说他是新知识、新制度的推销者。
与历经漫长岁月磨砺而形成的日本武士道不同，他懂得西博尔德的荷兰学、赫本的英国学等新知识，并利用这些知识逐渐地出人头地，可以称得上是面向乱世、面向新时代的英才。
因此，到了明治二年（1869年），他被任命为永世俸禄一千五百石的兵部大辅。他不仅巩固了征兵制度的基础，还确立了明治陆海军的制度--陆军学习法国，海军学习英国--这一点与庆喜是一致的。此外，他还设立兵工厂、军医院，并上书提议在海军设立镇守府，在陆军设立镇台。
当然，他因锋芒太盛，于同年9月4日在木屋町的旅馆内被长州藩士神代直人、越后的五十岚贞利等人砍伤，于11月5日在大坂的医院去世，享年四十六岁。
像他这样不得善终的英才都如同商量过一般有着同样一种习惯，那便是无论对待何事，都恃才放旷、急于求成。大村益次郎出现在彰义队面前后，官军立刻决定于5月15日对上野山发动总攻，而且他们并不打算夜间进攻，而是决定在白天光明正大地发动炮击。
“夜间进攻，若被纵火则损失难以估量，因此一定要在白天进攻。”
事实确实如此。但如此一来，是否应该对敌人即刻施以讨伐，便成为了对五条誓文中所谓的天地公道最大的疑问。
其时，算上无家可归的少年和苦力，彰义队的士兵也不足两千人，而进攻的官军包括列藩二十一家，约有一万两千人。上野山的防守面积为三十万坪，总共约百万平方公里的大范围，而且必须守卫的入口多达八个。此外，在上缴军器之后，彰义队便一直面临着新式枪械数量不足的问题。
彰义队不管怎样都没有胜算，纵然不是大村，任何人带领官军进攻都能获胜……
但打必胜之仗究竟是否为名将所为呢……
于是上野山就此沦陷。那些意欲贯彻悲怆信念的人们血流成河，壮烈牺牲。根据天野八郎的手记记载，弃尸六百有余，伤者不计其数……
彰义队的战斗是何等惨烈，此处已无法描绘。总之，如此一来，庆喜的“恭顺”上便多了一道伤口。
对坚决贯彻国体尊严的人们而言，这道伤口绝对非同小可。官军将“蛮不讲理”的贼名强加于彰义队，却意外地令国体本身溅上了污点。而在物质上德川家原本或许能够保留一百万石的俸禄，也因此减到了七十万石。这一算计应加以注意。
陆上有彰义队，海上有榎本的逃脱--只需冷静地玩味这两个事件所代表的意义即可。榎本等人也好，彰义队也好，只要他们无法将对手视作皇军，便不会停止抵抗。
“挟天子而入歧途！”
绝不能默默地屈服于如此行为。纵然这种想法之中存在极大缺陷，但仅仅加以责备也是无济于事的。
不，萨长之间已经开始对此进行反省，年轻的明治天皇的双眸也在熠熠生辉。倘若此事并非发生在日本，而是发生在欧洲，则上述两件事一定会被大肆宣扬，庆喜的愿望也将彻底化作泡影。大东亚战争时的山下奉文和本间雅晴被毫无争议地处以绞刑--想想这个例子便可明白。
总之，虽然发生了两起抵抗事件，德川家仍以七十万石大名的身份留在了骏府，由此可见日本国特有的反省的强大。
在任何集团中，既有良心，也存在企图顺应时代潮流的效仿者。不，这些集团行动的双方面都有着不可思议的清晰脉络，互相影响着四周的事物。
就结论而言，西乡深体圣意，救了庆喜，而黑田清隆则将榎本武扬从北海道救到了天皇膝下。
西乡和黑田均为萨藩出身，而对此事感到最为欣喜者之中便有长州的木户孝允（桂小五郎）。正是这些人的存在构建了明治天皇伟业的基石。而站在更高的境界来看，可以说，这才是日本传统的天地公道，因为其中流淌着致力于寻找这种公道并鼓舞人心的水户雄浑的精神。
总之，彰义队在上野的惨败绝不会简单地仅以这一局面下的惨败告终。以此为契机，以会津为中心的奥羽诸藩顺势整装，愤然而起。
庆喜绝对恭顺的态度虽然也令他们有所反省，但先入为主的强烈憎恨之情使他们异常愤慨：“是他们蛮不讲理攻打过来的！”“怎能束手挨打！”最终，固执的武士之道和本能的自卫相连，对官军的反感深深地扎入了众人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