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马文瑞到了镇原县北三镇，迎接他的不是国民党的县长邹介民，而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吴志渊。吴志渊是安定人，曾在绥师读书，1927年加入共青团，担任过学生会主席，后在北平上过大学，与马文瑞早就相识，是一位老同志。原先的中共镇原县县委书记陈仁麒调任陇东地委组织部长后，由吴志渊接任。吴志渊性情直爽，工作热情很高，缺点是遇事有些急躁。那天，他一见马文瑞就说：“马书记，邹介民这个家伙很奸滑，表面笑眯眯装得好，背后常捣我们的鬼，绊脚绊手，影响我们许多工作不好搞。”马文瑞说：“国民党的县长不听你这个共产党县委书记的话，这也很正常。人家是国民党的县长，你的公开身分只是个民运科长，叫他完全听你的也不可能。你们做统战区工作的同志，主要精力不要放在争取县长上，而要注意面向群众、争取群众，重点是做好抗敌后援会的工作。这个组织不是一般的群众团体，它实际上起着我们在统战区的政权组织的作用。我们掌握了这个组织，加上农会、青救会、妇联会和自卫军，这些方面的工作都做好的同时，我们再在农民中间实行减租减息，就能掌握主动权，实际上也就掌握了统战区的局面。”此后，中共陇东地委根据马文瑞深入统战区各县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和意见，专门下发了《关于统战区工作问题的指示》，对许多具体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有力地指导了统战区工作的健康开展。在1937年前后的工作基础上，依照“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1938年各统战区县抗敌后援会和各群众团体的工作搞得深入扎实。通过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到后来，国民党的保甲长、联保主任以及区县政府实际上成了“光杆司令”，非但统治不灵，反而害怕老百姓，在这种孤立的境况之下，多数和我们都有来往。军队中的民运科发挥了重要作用，科长由我党的县委书记兼任。经过争取，对方的许多基层政权都成了“白皮红瓤子”，表面上挂着国民党的招牌，实际上听共产党指挥。这样，共产党实际上掌握了统战区的政权，群众几乎完全不听国民党的。特别是一提出实行“减租减息”，广大贫苦农民热烈响应。农民长期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榨，对地租和高利贷盘剥恨之入骨，一听说要减地租、减利息，千脆颗粒不缴、分文不给，地主老财拿他们竟然毫无办法。有一次，马文瑞参加一个会议，会上有个名叫任绍庭的地主见了他，哭丧着脸摊开双手说：“唉呀，好我的马书记，租子一颗也不给了，多少给一点吧！”马文瑞得知这个情况，觉得有些过火，不符合“团结抗日”的统战政策，便让干部给群众做解释工作。农民明白了党的政策，才挺着腰板答应说：“原来缴一斗，尔格缴半斗！”统战区农民的负担由此大减。税收也一样，国民党收得多了，农民就抗住不给，它也毫无办法。
在这时，天空中飘来一团乌云。1937年底，王明踌躇满志地由苏联坐飞机回到延安。他没有做过多少实际工作，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是领导中国革命的权威。他在没回延安之前，显然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已经另有所谋。因此在他回到延安不久召开的中共中央12月会议上，提出了所谓抗日战争和统一战线的新纲领。其主要内容是两条：一条是讲“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再一条是讲“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他并不知道，几乎是在同时，蒋介石却在庐山丧心病狂地提出：“要在抗日战争中消灭共产党力量的三分之二。”其后不久蒋介石又进一步提出“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政策。与此同时，蒋介石在陕甘宁边区的北、西、南三面（东面是日本人），部署了十九个步兵军、两个骑兵军、三个保安旅和十七个保安队，共计四十多万兵力。因此，毛泽东说：“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毁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可见王明所谓“新纲领”的提出，是完全脱离斗争实际的。
当王明的“新纲领”口头传达到陕甘宁边区的高级干部中时，马文瑞疑惑不解，心想：“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我们就不能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活动。他真不明白人家磨刀霍霍时，我们为什么却要放下武器呢？马文瑞在延安听罢传达报告，返回了陇东，按照上级要求，向下传达了中央12月会议精神。但这个精神的传达引起了思想混乱，干部中少数本来不坚定的人动摇了，以为共产党放弃了领导权，从此天下是国民党的了。镇原县有两个干部，公然跑到西峰镇投敌叛变了。许多地方的敌人闻风而动，空前猖狂起来。许多在统战区工作的同志，在“新纲领”面前感到很迷惘，感到无万适从。马文瑞面对这种状况，当即召集地委会议，研究对策。他在会：强调要划清阶级阵线，提出要向广大党员干部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他要求地委宣传部立即把毛泽东有关阶级分析的论述编选印发给各级干部学习。他强调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习教育很重要。只有这种深入的学习和教育，才能使同志们从本质上认识国民党反动派，认清它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我们共产党则是代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代表不同阶级利益而性质不同的两个政党，在民族危亡的重要时刻实行合作，结成统一战线，但并不是说我们共产党的一切主张都同国民党是一致的了。既然不可能一致，也就不能什么都听国民党的。”当时王明的“高论”还是有市场的，马文瑞针锋相对地下发毛泽东的论述是要冒风险的。但他觉得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具有扞卫真理的勇气。油印的学习材料下发后，毛泽东阶级和阶级分析的学说，及时拨开乌云，使广大党员干部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上，保持了清醒的头脑。
一天，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来陇东巡视工作，见到了陇东地委印发给干部的学习材料，对这个做法有些不理解。马文瑞对这位和善的受人尊敬的革命老人说：“谢老，我们讲统一战线，放弃自主权，模糊阶级阵线不行呀。这样对巩固我们的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都不利，所以党内宜于进行必要的阶级育。”谢老听了，没有再说什么。
不久，召开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路线。由于及早自觉地予以抵制，王明的右倾错误路线在陇东地区造成的不利影响及时得到纠正，统一战线区的领导权，仍然牢牢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中共陇东地委同时也注意防止搞垄断不搞联合、只讲斗争不讲团结的现象发生。他们依照中央提出的正确方针，积极推行“三三制”，统一战线区的各级政府和参议会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主张抗日的开明绅士也占三分之一。在陇东地区参议会成立大会上，马文瑞登台讲话。他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当选参议会议长的开明绅士刘仲彬。他说：“抗日是全中华民族的事，不只是哪党哪派的事。要战胜曰本帝国主义，非按照我党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不可。我们希望和欢迎一切有爱国思想的人，不论哪党哪派，不论哪个阶级、阶层，一切仁人志士，能紧密地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贡献力量。”马文瑞的讲话在统战区的上层人士中反响很大。那个大地主李子良（李大财东）早先他害怕共产党，跑到西峰镇，后来听说共产党真诚实行抗日统一战线，他敢回来了。后来，陇东统一战线工作和实行“三三制”的经验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
1936年，西安“双十二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在保安一孔红沙石窑洞中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对如何逼蒋抗日的问题，有一个十分生动而形象的比喻。他说：“我们对付蒋介石的办法，就像陕北的农民赶毛驴子上山，你不走，我就要用鞭子抽，前面拉，后面赶，硬逼着你非朝坡上走不可！”果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硬赶上了同共产党联合抗曰的道路。然而，蒋介石这条毛驴子，又是极不老实的，他虽然被连拉带赶地逼上了抗日的道路，但并不一心一意打日本，朝前走了一段，就掉转头想往山下跑。特别对于陕甘宁边区，他更是视若眼中之钉，肉中之刺，一日不除，于心不安。在蒋介石的秘密指示下，国民党的“摩擦专员”们便千方百计破坏边区建设，由开始暗里派遣特务搞破坏，造谣生事，制造摩擦，发展到后来，干脆攻城略地，血腥屠杀。陇东地区，便成了陕甘宁边区反摩擦斗争的前哨阵地。1938年11月，国民党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命陇东诸县解散农民组织。国民党镇原县县长邹介民强令解散农民组织。1939年4月国民党西峰专员钟竟成派保安队到屯子镇逮捕三八五旅民运工作人员及当地干部二十余人，此后又以各县保安队，配合国民党中央军165师一个营进攻镇原县城。与此同时，国民党宁县县长于4月29日亲率保安队七百余人，突袭我警七团一营，打死打伤我方二十多人。霎时烽烟四起，各地武装袭击不断，大有一举消灭共产党和八路军、铲除抗日民主政权之势。日本鬼子也乘机出动飞机轰炸。
陇东地委接到延安方面的防空通知，党政军机关迁往曲子镇附近较为隐蔽的铁匠沟。马文瑞亲自主持召开有各县负责人参加的反摩擦动员大会。他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列举许多令人发指的事实，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行。有些同志听得激动，主张和敌人硬拼，哪怕碰它个鱼死网破，也不能受这份窝囊气！也有人埋怨不该在统战区大规模地开展群众运动，说如果不这样做，国民党也不会翻脸。马文瑞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讲道：“同志们，眼下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我们必须给予有力回击！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既不破坏统一战线，又不束缚自己的手脚。说得更具体些，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同时也应当注意斗争策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总之，反摩擦是要适当地给敌人一点颜色看，同时不能破坏统一战线，只能通过斗争加强统一战线。”从此，陇东的反摩擦斗争全面展开。1939年12月，顽军首先向陇东地区发动进攻。12月10日，国民党宁县县长又亲率保安队，在国民党中央军第97师一个团配合下，突袭八路军驻该县县城第三营。三营奋战两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奉命撤出县城。顽军反共气焰有增无减。12月12日，国民党合水县长率保安队一百六十人，袭击八路军城内驻军。马文瑞和王维舟、马锡五等党政军负责人一道分析敌情，为了打击顽固派的反动气焰，决定出其不意，给敌人一点颜色。马文瑞说：“看来这仗是不打不行了，不光是我们搞群众工作他们限制，连我们的驻军他们也容不下了。我们的办法应该是针锋相对！他们把我们的驻军赶出来，撤了我们的县委，咱们干脆给他来个一锅端，趁这个机会把统战区变成解放区！同时还要在政治上揭露敌人破坏统一战线的罪行！”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很赞成马文瑞的意见。这位年长马文瑞三十多岁的老革命，对年轻的地委书记很信服，也很支持。他们一老一少在一道配合工作的这一时期里，王维舟已经深深感到，马文瑞虽然年轻，但是一个公正、稳妥、原则性强，也有斗争经验的领导同志。由于二人的默契配合，也由于地委主要负责人的威信和工作能力，使得陇东地委已逐步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党政军领导核心，这在当时实属不易。队东地委不光很协调地处理好了党政关系，地方和军队之间历来存在着的一些隔阂也逐渐消除了。地委书记的意见，甚至在军事领导人之间出现分歧时，也常常起到缓解作用。这种党政军之间钢铁般的团结和步调一致，有力地保证了激烈复杂的反摩擦斗争的胜利。按照党政军联席会议的意见，八路军当机立断，一举接管国民党庆阳县政府办事处等机关，驱逐其在该县第三区和第四区的反动势力，同时逮捕了国民党合水县长，驱逐了其政府和其他反动分子。
此后敌人变本加厉，拼命反扑，镇原县国民党县长邹介民率保安队四百余人突袭八路军驻县城第二营，敌97师派步兵一个营、炮兵一个连参战。我军奉命撤出县城。其后不久国民党环县保安大队队副赵老五率三百余人，横行五个区二十一个乡，捣毁区乡政府和学校，抢劫合作社，杀害区乡干部四十七人，抓走二十余人。我军警二团奉命进剿，将其打垮，赵老五仅带十余人逃脱。这一阶段的斗争以敌人失败结束。
敌人无奈，只得同意谈判，达成“暂维现状，听候双方中央解决”的协议。马文瑞在总结时讲道：“在这次反摩擦斗争中，我方虽付出了一百八十人的伤亡代价，但毙伤俘敌四百余人，解放了镇原马渠、孟埂等区，宁县第四区，庆阳三、四区及环县第五区和合水县，成立了庆阳、合水、镇原三县政府，扩大了解放区。顽固派偷鸡不着反蚀了一把米。”在接二连三的反共高潮中，国民党顽固派不光出动军队破坏捣乱，还采取各种办法收买争取民心。这一手往往比动武还厉害，使得反摩擦斗争更加复杂起来。
驻西峰镇的国民党专员钟竟成，本是个很顽固的反动家伙。但他老奸巨滑，口蜜腹剑，深知争取民心之道。他平日在官邸养尊处优，吃香的喝辣的，甚至抽大烟，关了屋门享福，但出门却往往要轻车简行，甚至脱了绸缎穿起粗布衣裤，遇公开场合，必摸着光亮的歇顶，大讲“勤政、廉政”，“如今抗战啦，抗战时期乃非常时期。战事频繁，民多疾苦，政府人员，务必勤政清廉，勤政者亲民也，廉政者怜民也……”云云，可谓滔滔不绝。他还有个特点是爱摆花架子给人看，时不时就要来一点小题大做，哗众取宠，借以蛊惑人心。譬如他定了开会迟到要罚款的制度。有一次开会，他自己托故晚来几分钟，当时，他走进会场，二话不说，很夸张地从腰里摸出几块银元，很响地往桌子上一拍，检讨道我身为会议的召集人，又是主持者，虽因故迟到，也属失职，我甘受加倍处罚。”几句话，竟然引来一阵掌声。他这一篇表面文章，做得很认真，也很有效果，有人遂跟在屁股后面说他的好话。久而久之，这个钟竟成，在西峰上层人士中间，倒是很有政声，在一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中，反而也有一定威信。正是这个钟竟成，在背后却干了许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丑恶勾当。真可谓是一个“满嘴仁义礼智信，腰别尖刀斧子棍”的摩擦专家。
面对这样一个戴着假面具的反动家伙，马文瑞认为最有力的办法，还是针锋相对，即千方百计地揭露他的反动本质，剥去他的伪善面具。当即要求八路军驻西峰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注意了解掌握钟竟成的种种劣迹和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反动言行，利用各种宣传手段进行揭露。《陇东报》就是一个重要的宣传阵地。针对钟竟成经常造谣说：“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是空喊口号，游而不击，国军将士在前方抗战，共党八路在后方捣乱。”马文瑞安排撰写文章，发表在《陇东报》上，严厉批驳钟竟成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反动言论。文章列举了铁的事实后，质问道：“究竟是谁空喊口号，游而不击？又是什么人在后方捣乱？
是国民党顽固派，是像钟竟成这样的整天吃着抗战饭，却不事抗战，专门制造事端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摩擦专员和大大小小的摩擦专家们！这类以抗战的面目出现破坏抗战的人物，同公开投敌的汉奸卖国贼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文章写得有根有据，简明雄辩，鞭辟入里，使人读了心悦诚服。钟竟成看到那份《陇东报》，气急败坏，不住地用手摸着光顶脑袋，再也沉不住气了，公开叫嚣：“国民党和共产党不共戴天！”完全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嘴脸。他再度下令出兵进犯八路军防区。结果，那个伪装爱国的钟竟成，到头来却戴着一顶“摩擦专员”的帽子，被人们唾骂，成为制造“内战”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魁。不久，这个钟竟成在西安遇上彭德怀，声言陇东马文瑞太厉害，整得他们搞不成统一战线。彭老总知道内情，一气之下，给了钟竟成一个耳光，打得其夹住尾巴逃走了。
边区以外的敌人一搞摩擦，边区内的反动势力和各种社会渣子也蠢蠢欲动。顽固派乘机派出特务四处活动，密谋策反。正当反摩擦斗争空前激烈的紧要关头，发生了环县自卫军叛变的严重事件。几百名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土匪坏人的煽动下，武装暴乱，占领了区乡政府，屠杀、殴打区乡干部和共产党员，并扬言要杀到县城活捉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县长。情况十分危急。地区党政军紧急商定，立即派军队前去镇压。马文瑞也当即亲自率领干部赶到出事地区了解情况，进行平息工作。
1940年春季的一天清晨，由庆阳通往环县的黄土大路上，有两个人策马飞奔。前面的那匹毛色像炭火一样光亮的枣红马，驮着骑手，扬开矫健的四蹄，腾跃而起，粗壮的尾巴像一道火焰扯平了拖在后面，更加增添了那种刻不容缓、十万火急的气氛。春日的阳光照耀着宽阔的马岭河川，经过了一个漫长冬天的磨难，刚刚解冻复苏的土地上，农民们开始吆喝着牛犋犁地。飞奔的轻骑，吸引了道路两边远处近处人们的目光。人们看不大清骑马奔驰的那个穿着灰色军服的人是谁，只想着是八路军的人，或是地区的什么领导人，因为那人的身后，还随着一个背着短枪的警卫员他骑着一匹杂毛马，也是火烧火燎地飞跑，从那急火火的阵势看，一定是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
“哎，那不是地委的马书记？”“就是马书记，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紧靠路边犁地的几个农民，终于看清了由身边疾驰而过的骑马人是马书记。平时一看到地里有劳作的老百姓，态度总是显得和稳又从容的马书记，总要下来牵着马慢慢地走过来，很亲热地同大家打着招呼，问长问短。常常是人们一听说马书记来了，许多人都会停了牛跑过来，他的身边很快就会围上许多满头满脸是尘土、赤脚打片的老百姓。他很亲热地同每一个农民，无论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握着手，嘴里一个劲儿说：
“噢，你们辛苦了。”那一双双沾着泥土的粗大糙硬的手，仿佛对他有着无比的吸引力，他握着那些手，就让人觉得总有些舍不得丢开的样子。“马书记吃了没？”“马书记哪去呀？”“地墒还好吧？”“麦子开始耙耱了吗？”这样的对话，始终都是在握着手的情况下进行的。老百姓的心目中，他们的马书记和马专员、王旅长一样，都是些最亲切而又值得信赖的人。人们私下里常常议论，这个马书记，论官职比庆阳城里原先的县长还高一头，但却没有一点儿官架子，见了咱老百姓总是那么喜乐，想的念的总是怕咱老百姓光景不好，吃穿不富裕。这么一传十、十传百，连许多许多没见过马书记的人，也都知道他是个天底下最好的人，也随着众人传说着有关他的事情。今天的情形却是一反常态，想必是出了什么大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