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被历史遗忘的女性
——评罗莎·蒙特罗的《妇女小传》
《妇女小传》里以纪实手法摹写了十五个杰出女性的生活历史，酣畅笔墨下凸现的是十五颗孤独的灵魂。她们才华独具，却要么被误解，要么被遗忘。正如作者所说，“在我们集体健忘的平淡无奇之后隐藏着一幅奇特女性的斑斓景象。有些女人令人崇敬，另一些声名狼藉。她们共有的是一次背叛，一次逃避，一次赢得：背叛了社会寄予她们的期望，逃避了她们有限的女性命运，赢得了个人自由。”作者所要做的就是抹去岁月尘埃，让她们浮出历史地表，呈现真相。
她不仅仅是在审问男权社会，也在审视女性，女性的弱点，人性的弱点。为什么她们有着与成功有关的一切条件：聪明、才华、美貌、胆量，却落得一个悲剧的命运？
女性可以是优秀的，也可以是邪恶的
《在风中筑巢》里，罗莎毫不隐瞒自己对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欣赏：“这是我最喜欢她的地方：她的才华和知识胆量，反复思考世界并适应我们时代的急剧变化，我们得教我们的孩子在风暴里筑巢。”她所描写的米德是那么可爱，最初的瘦小，后来“炸丸子似的发胖和变扁。”童话故事里的人物一样，是“一个嘟嘟囔囔但善良的巫婆。”她一生都谨严自律，勤奋坚韧，对人类学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她每天五点起床，写作三千字之后去上班，用“军需部将军计划下一次战役的细致来规划她的生活。”在野外进行调查研究的时候，她用极大的坚强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比如热带丛林的孤独，龙卷风的粗暴，疟疾的频繁发作，食人族的威胁等等，她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得益于她的这些优良的素质。同时她慷慨、和蔼、注重细节，关爱所有她身边的人。
同样给予不遗余力赞赏的还有乔治·桑，她用《圆满》这个美丽的名词来描述桑的传奇。在她笔下，桑是那么可爱：穿着男装，有一双奇特的眼睛，“像一个坏念头那么黑，那双眼睛好似淹没了她整个脸庞的幽湖。”从她急风骤雨般的青年到宁静智慧的晚年生活，桑一直以母狮般强悍的力量，主导着内心的自由和自己的生活。她常常成为被闲话的主角，因为她的众多情人和她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但她从不介怀，“她蔑视一切辱骂和恭维，拥有令人惊讶的自由，总是愿意冒险，尝试和犯错。”只关注生命的跳动和自己的作品，更不会让它们影响自己的生活。用罗莎的话说，她“打破了她女性命运的陈规和闭塞”，活得精彩，富有活力。与很多人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衰老，渐渐腐坏不一样，乔治·桑是渐渐走进人生的宁静和深沉，理性和成熟。
还有《世界是一张床》中超现实主义画家弗里达·卡洛。用“千疮百孔”来形容她苦难的肉体并不夸张，在近乎恶梦般的车祸之后，她几乎成了碎片，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是瓦解。”她以顽强的生命意志一次又一次地与死亡搏斗，建构自我。在她的画展上，一顶带华盖的大床——她一生苦难的帆船，把弗里达抬了进来，她穿着印第安人的艳丽长裙，用绸带和鲜花编头发，戴着前美洲的沉甸甸的珠宝。精心打扮的后面是她穿着铁制紧身胸衣的支离破碎的身体，靠毒品和酒精才能止住疼痛。那一刻，她就像一朵开在盐碱地的小花，苦难之海上升起的绚丽星光，美得让人窒息。
罗莎并不愿意为名人讳言，在她看来，女性可以是优秀的，也可以是邪恶的，她们和男人一样，“能够干出一切美好和邪恶之事。”劳拉·赖丁被作者命名为最邪恶的女人，认为她是“本质的恶，是阴暗的灵魂。”“她经过的地方，一切都坍塌。”她用晦涩难懂的诗歌将一个又一个男人抓在手里，控制他们的思想。而这些男人也就真的像中了邪一样，听任她虐待他们的妻子和孩子。——其中有一个被他们送进了疯人院接受电疗。
还有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的作者，那个被称为海狸，在数代女人心中坚强独立的女权主义者。她和萨特保存了五十一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完美温情，随着他们私人信件日记的公诸于众，他们冷酷脏泡沫似的一面也露了出来。双性恋的波伏娃与萨特共享情人，他们在书信中互相无耻地评述风流韵事中最放荡的情节，以伤害那些爱他们的孩子为乐事，“就像一出滑稽歌舞剧那样愚蠢、复杂和可笑。”这些描写解构了波伏娃的女神形象。但作者说，虽然如此，波伏娃还是以她的勤奋，她对自己生命负责的态度创造了辉煌业绩，不管怎么说，波伏娃成就了她自己。“成为自己”是作者对波伏娃的宽恕、理解与尊重之处。
这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或者细节显然为我们认识这些杰出的女性和她们同时代的男性的一个崭新的窗口。重新截取或被重构的历史被一道犀利的女性目光投射着。
她们的梦想是怎样变成梦魇的？
在书的扉页，罗莎用近乎调皮的语言写道：“（将书）献给我的女友，所有那些对我来说曾经和现在都很重要的女人……”之后是长串的名单。是的，她这本书是献给天下的女性的，尤其是那些拥有才华和梦想的女人。她将近乎惨痛的故事告诉我们，越是优秀真挚，才华出众的女性越是容易踏入悲剧。因为她们的心灵更容易敞开，她们的情感更炽烈，她们一点点性格上的弱点就会把自己的人生捅出一个大窟窿。而女性要想在壁垒森严的男权社会里有一点成就，有一点突破，是谈何容易？她们因为出类拔萃，反而更容易被攻击被排斥被误解，她们以对世俗传统的冒犯而获得了艺术上的成功，却得到了世人的白眼，有人甚至被送进了疯人院。
她们被要求无条件的奉献和牺牲。比如《带着钢爪》中说，“男人把婚姻视作为自己服务的一个机构，而女人把婚姻视为一个甜蜜的童话故事。”看看那封趾高气扬的信，一封婚前古斯塔夫写给阿尔玛·马勒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长信，”信中竭尽嘲讽傲慢地宣布：“……你只该有唯一的一个职业：让我幸福的职业。你得放弃所有那些表面的东西（所有与你的身份和你的工作有关的东西）。你得无条件地献身于我，你得让你的未来的生活在所有的细节上都服从我的愿望和需要，除了我的爱情，你不该再要求得到别的什么。”在整夜失眠和哭泣之后，美得如同神话的阿尔玛答应了不平等条约，十年未曾作曲。
她们也心甘情愿地躲在男人的身后，艰辛地支撑起男人的成功。《沉默》中，格雷戈里奥·马丁内斯·谢拉是二十世纪西班牙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但真正的作者却是他湮没无闻的妻子。格雷戈里奥长相极丑，“患佝偻病和肺结核”，贪财，好色，对才华横溢的妻子极度榨取。而玛丽亚·莱哈拉加毫无怨言，她像一架开足了马力的机器一样勤奋的工作，所有的作品都署上丈夫的名字，将名利辉煌都披在他的身上，留给自己的只有无边的孤独的沉默。像玛丽亚这样天资聪颖的女子又岂能不明白自己在被无耻的掠夺？她在作品里近乎悲愤地写道：“妇女沉默是因为受宗教的教诲，她们坚定地相信顺从是美德；她们沉默是因为害怕男人的暴力；她们沉默是因为屈服的习惯；一句话，她们沉默是因为在几个世纪的奴役威逼下，已经具有了奴隶的灵魂。”在妇女没有发言权的时代，她的智慧和才华只能以这种“谦卑的骄傲”呈现在人们面前。
比如《梦想与梦魇》中的卡密尔·克洛代尔，她曾经聪慧美貌，富有才华和胆量，她带给罗丹灵感，甚至在罗丹大多数成功的作品上都留有印记，而她却只在历史上留下了这样短短的一行介绍：“罗丹的模特和情人。”她的飞扬的才华被时间的粉尘湮没，离开罗丹想要独立的她却因为世俗的偏见而陷入极度困窘之中，后来被冷酷的母亲送进了疯人院，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地方度过了灰暗的三十年，寂寞无声地死在了那里。她的凄苦的一生就此漫无踪迹。一株名贵的兰花就这样枯死在臭水沟里。
那么她们的梦想是怎样变成梦魇的？是不是都是社会和时代环境造成的呢？她们自己是不是也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呢？
《致命生活》里开宗明义：“有人把任何事情都称为爱情。例如对他人病态的需求，最残酷和毁灭性的寄生习性。”塞诺维亚·坎普鲁维就是这种“爱情”的牺牲品。她的丈夫胡安·拉蒙·希梅内斯，195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胡安是一个非常厌世消沉的人，并以他的弱赢得了她的母性的包容，无条件地答应丈夫的一切要求，不管这个要求是多么不近情理，完全消融了自我。曾经因为他需要绝对的安静，她可以一整天都躲在卫生间里。把为了某人而毁灭自己，变成了“一种邪恶和致命的乐趣”。他以一种病态的依赖紧紧攥住了这个女人，而这个女人以病态的奴性留在他身边。两个人的人生变成了一个人的人生，这就是致命之处。
作者用一种深刻的悲悯和阔大的人类眼光反思这些天才女性的悲剧起源，对她们，她有着极其复杂的心态，有不满，也有同情和理解。
相比较起来，勃朗特姐妹似乎要幸运得多，虽然她们贫穷，生活在偏远的荒原，恶疾缠身，都在盛年去世。但是起码她们有姐妹情谊的相互扶持，彼此灵魂的安慰，没有爱情，也就没有人借着爱情的名义行使掠夺。她们有着苦难的一生，可是她们的作品却让她们永远成为人们心中的传奇。那些黑沉沉的夜晚，在孤单的荒原，壁炉的火光映照下，她们围坐在一起，总有一个激情昂扬的人在朗读自己的作品，幽暗的空气里“充满她们美妙话语的火花”，这样的画面穿越时空来到我们面前，依然回荡着动人心魄的魅力。
人类的历史既是男人的历史，也是女人的历史，是在男人和女人之间行走的历史。阅读这部《妇女小传》，我们似乎处身剧场，穿越时空，在观看一幕又一幕的戏剧人生。虽然场景和时代在变化，服饰和面貌在更改，但人物的表情和她们的故事情节仍然有着惊人的相似。在漫长的岁月里，那些才华独具的女性一直致力于塑造自我，她们通过言说破解女性的隐匿之谜和寻找女性的正确位置，来摆脱坟墓般狭隘的命运和社会的禁锢。
罗莎以这些优秀的女性为个案来剖析女性群体，可谓慧眼独具，也非常有说服力。“镜子般的特性”也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自身，这些女人的困惑在今天依然在追问，我们并不比这些女性更智慧，我们的困境依然残酷地存在。也“地图”一样让我们多少可以描摹出自己的私人地图，躲避一些挫折和困难。
（［西班牙]罗莎·蒙特罗著，王军译，《妇女小传》，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1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