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寰》显然站得更为高远一些。“我”明知贺叔叔对父亲的奴役，却与他有着几十年的暧昧纠葛，同样在情感上被他奴役。这是扭曲的时代里扭曲的友情和爱情，但又不仅仅如此。为了强调她写的不是政治而是人性，她绣花针般绵密的叙事针脚串起另一对扭曲的男女关系，“我”和舒茨的情感描写是这一主题的延伸，将这种“扭曲”置于更为宽广的社会场景中，使内涵更为丰富和复杂。六十八岁的舒茨教授和四十五岁的“我”之间的恋情，是对贺叔叔与我、贺叔叔与爸爸关系的集合。他们既是上下属关系，又是恋爱中的男女，也在合作写一本书。再次提到对易感之心的奴役，提到自己与父亲以及祖父一脉相承的清澈的良知、奴性和感恩。反思传统文化的弱点，道德上追求完美使自己在人际交往中往往陷入弱势和被动。统治人、利用人的病毒早已经侵入人们的血液，渗透进骨髓。“所谓的深意，往往在于只鳞片爪的寥寥数笔，仿佛一些不起眼的路标，一不小心错过了，便从此南辕北辙。在这种意义上，小说的阅读并不是消极的消遣，而是一场对读者的敏感、专注、理解，乃至智力的挑战。”舒茨得到“我”的爱也是以各种利害关系为条件，“我”一开始不爱舒茨，主要是为了报恩才接受他的身体。这里已经跳出了政治纠葛，但是理性、清醒、善于控制的强者对易感的弱者的控制并没有结束。
“我”悲哀地发现，“我”和舒茨之间与“我”爸爸和贺一骑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一方是恩典庇护却又含有讹诈和奴役，另一方却是廉价的感恩兼付出过重的人格代价。”而“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人生选择其实也是早年那段人生经历得阴影造成的。两个故事，两对相似的人物关系，一明一暗，形成两两相对的同构叙述，揭示出人性的阴暗面其实是无国界、无时间限制的。而一种心理症结即使漂洋过海也难以解脱。
文革之后讲述苦难的故事很多，但是大多未能跳出意识形态叙事的窠臼，正如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所批评的奥威尔《一九八四》那样，“把那个可憎的社会的生活缩小成了简单的罗列罪状。”严歌苓的高妙在于跳出了这层限制。作者一开始就使故事置身于与心理医生交谈的语境，出现在文章的只是“我”的语言，心理医生蛰伏在我的语言中。“我”是四十来岁的知性女人，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经历过大陆的政治风云，后十年在在欧风美雨里熔铸了西式思维方式。她用这种西式目光审视旧日的生活和思想，既怀着怅惘的眷念，又有着反感和嫌恶。她试图在叙述中描画出知识分子的灵魂，并整理清楚自己情感的归宿。这样做的便利是时刻将叙述者和读者牵回过去，记忆尘封中的每一个犄角旮旯，灵魂最隐秘的处所。而四十五岁中国女人用英语向异国的心理医生讲述自己在中国的人生经历，又使得叙述有了一种奇特的张力，这张力是因为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中国女子不得不边讲边予以阐述来缩小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的分歧。
严歌苓的创作常常落笔于国内的人和事，她非常关注女性的命运，常常与那些底层生存的，有着悲剧遭遇的女性有着感同身受的疼痛感。除了对其生活进行描述外，更是以一颗女性的心灵对作品中的女性进行了精微化、细腻化的心理刻画。
《谁家有女初长成》叙述农家女孩潘巧巧被拐卖到偏远山乡，被拐卖给兄弟二人，不堪兄弟凌辱，杀掉兄弟俩，逃亡到边境一个兵站，最终被逮捕的传奇故事。乖巧聪明的潘巧巧具有好女人的一切素质，本是山野一朵自足开放的灿烂小花，她对人生充满了美好憧憬，对人信赖，对这个世界忠厚宽仁。却被一步步诱入命运的陷阱，被肆意践踏。作者在追问：为什么那些女孩子会被拐卖？她们在想些什么，她们如何面对被拐卖之后的生活？
封闭的山乡因有了电视而吹进了城市文明的风，巧巧（只读到小学五年级）一心向往电视里看到的繁华城市，要摆脱闭塞的乡村。这是无处不在的媒体影响力，是都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殖民和强大的吸附。它给巧巧这类女孩子展示了十分广阔的新鲜的生活空间。在被拐卖之前，这种渴望是折磨她们的最大痛苦。巧巧的向往落在曾娘们眼里，无数个不安份的要强的女子就成为她们谋取暴利的工具，被骗着走向了各自的命运之路。正是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形成的驱动力。
她离开家乡，同时也就被家乡抛弃了。“黄桷坪走出去的女孩，如果没有汇款单来，她们的父母就象从来没有过她们一样，就象怀胎怀得有鼻子有眼了，硬给镇计划生育主任押解去打掉的那些娃儿一样，落一场空。那些父母想得很开，这些没有汇款回来的女娃儿就算多怀个十六七年，十七八年的一场空。”这些不带一点叙述情感的语言很有力量。平淡中埋了刺，简简单单，却一层一层不动声色地把真相剥给你看。
认命中的“命”是指命运，也即人力所不能改变的一切客观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综合。老子也曾认命，孔子也说“五十而知天命”，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这种关于命运的认识已经俗化为中国普通民众的思维方式了。俗话不是说“富贵在天，生死由命”“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命里只有三斗米”人们称赏儒家的乐天知命，容易满足现状，轻易地就为自己找到了满足的理由，也就是认了命了。“一个女人认了命，自己是不知道的。巧巧很多日子以后回想起这个晚上时，才懂得自己；她那时才懂得自己其实跟祖母、母亲，黄桷坪一代代的女人相差不大，是很容易认命的。”严歌苓多次用这样的句式来穿插自己对人物命运的观感，假借主人公之口，造成一种反省氛围，一种属于思想者的善于总结归纳的气质。如果没有这些穿插，那么只会是一个简单的关于拐卖的社会新闻故事，并且因屡见不鲜而显得题材陈旧。但是严歌苓高明之处就在于她善于点染。她并不想把小说当作“社会疾病的诊所”，而是想深入到一个女子的心灵世界，了解她之所思所想。她们实际上也是自己内心激情的牺牲品。
这实际上是严歌苓一贯的做法，她是个命运感和女性意识很强的作家，她很有抗争意识，但同时她也认同人在命运中无可奈何的渺茫感。在强悍的人生风暴面前，人只不过是一粒沙子，愈反抗，坠落得愈快。尤其是女性，很难挣脱命运所加诸给她的困局，因而认命，坦然面对，积极承受，苦中作乐，呈现出另一种美来。
严歌苓评价巧巧是个实惠的女人：她的年轻好看，勤劳能干，肯吃苦会过日子，长得丰腴，带点风骚，能生会养。她的带着笑涡的麻利的小手，肉嘟嘟的巧嘴巴，过五关斩六将的笑等，这里“实惠”是指实用，贴近凡俗生活。在那个偏远的兵站，巧巧的到来激发了二十多个男兵的爱心。人人为她动心，为她的美丽勤快，她的伶牙俐齿所吸引。两个男人与她命运息息相关，刘合欢和金鉴。刘合欢是个实惠的男人。在与世隔绝的高原当了九年兵的刘合欢有点痞，他胸无大志，缺少情操，会利用手中职权，用物品同过路汽车兵交易；成熟，世故，带点油滑，玩世，满嘴脏话，但是他能带给困境中的巧巧以真实的温暖和帮助，他真心爱巧巧并愿意帮助她。
而金鉴呢？是一个能让女人爱恋，有野心，冷面的男人。固然优秀，有很高的道德操守，有宏大理想，有才华，却高高在上审视着巧巧，除了高谈阔论，发出一些悲天悯人慷慨激昂的言辞之外，无所作为。正是他的正义感葬送了巧巧的性命，他能为失学率，森林覆盖率，“九亿农民在断自己子孙的活路”之类宏大命题义愤填膺，却不同情身边活生生的生命。他是知识分子的象征，摆出高深莫测的精英的冷面，他们的斥问对底层农民现状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帮助，他们想要启蒙农民，却根本就不了解要启蒙的对象，所以只会吓呆了巧巧，让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让一个温文尔雅的人这般暴戾。而金鉴与巧巧的对话中也透露了真实的乡村困境：过早辍学的孩子们，上山砍树卖给城里人做家具，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金鉴说，这是恶性循环，“你们先是拒绝受教育，选择无知，无知使你们损害自己的长远利益，长远利益中包括你们受教育的权益，包括你们进步、文明的物质条件，你们把这些权益和条件毁掉了，走向进一步的无知愚昧——越是愚昧越是无法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而越是没有教育越是会做出偷伐山林这样的无知愚蠢的行为。”这些义正词严的斥责用错了地方，他不知道巧巧这些乡民才是最大的受害者，他的话使她畏缩，惧怕，崇拜，却毫无助益，巧巧几乎要向他和盘托出她的遭遇了，她已经说了一半，可是金鉴能给她的只是一条毛巾。他的愤世嫉俗、救渡天下的知识分子胸怀，大而化之的悲悯情怀却只是书生式的文邹邹的表达。最反讽的是，巧巧正是在法治聋哑的地方被一步步推进罪恶的深渊，而在她生命的终点，金鉴等人却是以法治的名义裁决了她。
《谁家有女初长成》中人贩子也并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是曾娘一样的熟人，是“戴着眼镜，笑着一个白净书生的笑”。养路工大宏与傻子二宏，更是一对纯朴、勤劳的兄弟，虽长相丑陋，但是对巧巧百依百顺。之所以会花钱买妻，是因为娶不到妻子。在巧巧初来时并未对她动粗，只是做好吃的让她感动，让她心甘情愿的自己把自己送给大宏。二宏虽然傻得让人厌憎，但他也是像狗一样爱着那个巧女子。大宏对弟弟的无条件的爱更是让人为之心动。正是这样，才让故事更为可悲。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中说到一种悲剧“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
小说“可以记录潜在于历史学家的不以个人为主的编年史之下的人类经验。”而这些经验可以帮助说明事实。巧巧被拐卖对她个人来说只是人生命运的瞬时拐弯，是偶然事件，所谓命运，就是人力无法改变但它却改变了你的一种强大的力量。“你看那偶然性：谬误是它的兄弟，愚蠢是它的婶娘，怨恨是她的祖母，而它却统治着这个世界；每一年每一日，它通过或大或小的灾祸加重了大地上每一个孩子的生活的苦难，当然也加重了你们的孩子的生活的苦难。”“上帝统治着万物，而偶然性和机会又与合作来治理人类的事物。”而读者清晰看见了它的必然性，文明世界创造了物质丰盛之后，也制造出太多精神垃圾，电视机让她们知道了深圳，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对文明和繁华的向往，沦落到了偏远山乡大宏处时最渴望的由此发生血案的还是那一台电视机。从巧巧踏上远方的行程开始，她就注定是城市文明这架无情机器下的牺牲品。曾娘和李表舅那类人不是个别的存在，他们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是都市文明滋生出的垃圾，他们坑蒙拐骗，以钱和性（放黄色录像）污脏了淳朴的乡村，将颓靡的都市气息吹向黄桷坪，将巧巧那样要强能干的女孩子推进悲剧。道德沦丧、良知泯灭，这种巨大的邪恶的吞噬力量代行了命运的功能，改变了一个又一个乡村女孩的命运。在现代化的今天，逃离乡村成为她们的梦想，但她们能去哪里呢？即使巧巧她们没有遇上曾娘，顺利来到了都市，就能实现梦想，就能幸福吗？小说中一直没有正面现身的慧慧可以看作是另一种命运，她们在发达城市的工厂流水线上做工，然后拿到极其微薄的薪水，累成肺痨之后只能在家中等死。“一天在流水线上坐十六个小时，吃饭只有五分钟而买饭的队要排一小时，就这样也不耽误深圳天堂般的好。”没有文化，没有技能，被趁虚而入的人贩子抓住她们的天真无知，拐卖到更为偏远的山乡，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满足那些饥渴男人的性欲；还有另一类女孩，那是在《谁》文中没有出现，却在另一些作家笔下浓墨描述过的女子，《泥鳅》（尤凤伟）中那些被迫或者心甘情愿卖身的女子，她们隐没在一盏盏红灯后面，构成城市另一种不乏诱惑但是堕落的风景。对于巧巧们这类乡村女子而言，似乎没有太多别的出路。她们原本清纯如山间一汪清泉，却在现代化的步伐中迷失了自我。这类女子是在九十年代以前的作品里所没有的，专属于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化创造。谁来救她们？潘富强，长脸警察都知道底细，曾有机会阻止，但他们有能力阻止吗？被金钱、欲望牵引着她们这些山窝里的金凤凰，无数个巧巧都在踏上这条路。
大宏对傻兄弟的仁义、袒护和娇纵，固然是他对死在兰州的傻兄弟的愧疚，也是对这份傻的痛惜和血缘的维护。在大宏的逻辑里，二宏是他在父母临终前发誓要照顾的傻兄弟，是与他共享一切的。他认为女人就是用来享用的物体，如同衣服，而兄弟才是手足，是骨肉。而女人，无论多么喜欢，都是泄欲和生育的工具。是花钱买来的物品，买巧巧的钱里有二宏一份，所以二宏是有资格共享巧巧的。何况二宏对巧巧傻里傻气的好，更何况这个女人不肯给自己生孩子。所以当巧巧被二宏糟蹋后找他评理时，他冲口而出一句：“你又不是没给人祸害过”让巧巧彻底绝望，这使巧巧彻底省悟了自己的遭遇：“所有人——从曾娘、姓曹的，到大宏、二宏，全都串通好了的。他们串通一气，把巧巧化整为零，一人分走一份。谁都在她身上捞到好处，就是她自己成了好处提取后的垃圾。爹疼妈爱的巧巧，最初也不过是这些人手里一块糕饼，大口吞小口啃，巧巧给他们咀嚼，咂巴着滋味，消化。巧巧感到自己此时是一堆秽物，消化后的排泄。”自尊的彻底丧失，所有的屈辱和仇恨都被瞬间唤醒，那一句话拂去了她最后一层面纱，让她看清了真实处境和真实的自己，看清了男人的爱，具体说大宏的爱，这种觉醒残酷得无法面对。“捆只母鸡到场上去卖，你还得费劲撵它一阵，还得抓把好米诱它。拴头羊去宰，也得听它咩咩地吵闹一阵。一个在黄埆坪一贯逞能的巧巧，竟一点都没让他费事，绳子都不要他一根，自己就跑来挨宰了。”这是巧巧最深的隐痛。所有仇恨在瞬间爆发了，提刀杀了兄弟二人，酿造了人间惨剧。于是，荒谬成为合理，守信义重承诺成为罪恶的推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