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从政治形势来看，清王朝已经腐朽至极，而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也已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宣传海外新文化的报刊杂志数量日增。“民智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咸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梁启超《释革》）革命之机日渐成熟，革命派在国内经过多次起义，终于在１９１１年取得了武昌起义的胜利，１９１２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不久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中国又开始了漫长的军阀割据、战乱频繁的动荡岁月。
在政治上动乱无序的状态下，文化界却空前地活跃，形成了颇为热闹的场面。首先是报刊杂志的繁荣。清末民初，各种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不下数百种，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报刊的传播内容空前丰富，传播范围空前广泛，传播速度空前迅速。黄遵宪早在写《日本杂事诗》的时候，就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了报刊的巨大作用，他说：“欲言古事读旧史，欲知今事看新闻。九流百家无不有，六合之内同此文。”自注云：“新闻纸以讲求事务，以周知四国，无不登载。五洲万国，如有新事，朝甫飞电，夕既上板，可谓不出户庭而能知天下事矣。其源出邸报，其体类乎丛书，而体大而用博则远过之也。”甲午回国以后，为开启民心，以言救世，于１８９６年８月在上海创刊了《时务报》，为宣传维新变法起了重要作用。后来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等也曾发生过相当广泛的影响。可以说，晚清的思想文化启蒙是以报刊作为主要工具的，没有报刊就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使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启蒙产生广泛的影响，辛亥革命也不会来得那么早。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清季报刊的大繁荣，就具有巨大的价值。其次是通俗文学（以小说和戏曲说唱文学为主）的繁荣。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创刊《新小说》，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用夸张的笔墨，宣传的口吻，强调了小说的社会政治作用，认为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格，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随后又有狄葆贤、金天羽、夏曾佑等起而鼓吹，在较短的时间内，促成了通俗小说创作的风靡。吴沃尧说：“吾感夫饮冰子《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月月小说序》）与此同时，戏曲、说唱体文学也是方兴未艾。如李伯元的《庚子国变弹词》，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陈季衡的《非熊梦》，感惺的《断头台》，吴梅的《风洞山》，萧山湘灵的《鉴湖女侠》等等不断涌现，据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统计，在１９０８年一年竟有二十种以上戏曲作品问世，而宣统元年小说创作更达九十七种以上。再次是翻译文学的繁荣。林纾自１８９９年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以来，一发而不可收，到他１９２４年去世，共翻译小说达一百八十三种之多，涉及的国家有英、美、法、俄、希腊、挪威、西班牙、日本等。而其译作多采用古文转译。在林纾以外，翻译作家还有许多，如曾朴对法国小说的翻译也极有成就。在诗歌方面，则略为逊色，较早较多翻译欧美诗歌的有苏曼殊和马君武。１９０９年苏曼殊出版了《拜伦诗选》，另外他还在报刊零星发表过雪莱、彭斯、歌德等人诗歌的译作，前后共计十余首。１９１４年《马君武诗稿》出版，其中有马君武译拜伦、歌德等人诗作三十八首。然而，他们的翻译完全采用古典诗歌的形式，比林译小说更难传达庐山真貌。其最大的积极意义是把人们的眼光引向了欧美的诗歌，使世人意识到在中国以外，还有很大的文学天地。所有这些，伴随着白话的提倡，有力地促进着现代白话语言的形成。而更多的青年人出外留学，接受海外新文明、新思想的洗礼，又为清末民初的时代大变革准备着各式各样的人才，其中也包括文学方面的人才。特别是少年时期已经在国内受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教育的一代，后来又在国外进一步受到海外新文化的薰陶，其中许多人都成为民国以后政治文化方面的先锋骨干。现代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家，几乎大多数人都属于这样的人物。
然而，中国之接受海外新文化的影响，是沿着宗教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文学艺术，这样一条线索逐步扩展开来的。在戊戌以前侧重于宗教和自然科学，戊戌以后由社会科学逐步扩大到文艺。而在文学艺术方面，则是由小说戏剧逐步漫延到诗歌。与此相适应，各种人才的成熟，也是沿着这一条线索，一阶段一阶段地，一批一批地逐步扩展开来。戊戌前后出现的 “先行”人物，大多侧重于社会科学领域，严复、章太炎等就是如此。诗界革命派也侧重于社会科学方面的宣传，所以在 “诗界革命 ”方面还处于极幼稚的阶段，明显地落后于他们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进展。而当新一代在他们的启蒙之下成长起来，并扩大到接受海外文学影响的时候，原先的启蒙导师却开始失去青春的活力，为自己固有的文化体系、知识结构所拘限。宣、民之际，早先的诗界革命派诗人并没有继续前进，相反还有所后退。
而在文艺理论方面，西方的美学观点也开始在悄悄地渗透进来。其中以王国维对西方哲学、美学的研究最为深入，并达到了融会贯通的境界。王氏早年曾受日本教师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的启蒙，受他们的影响，有心研治西洋哲学。曾攻读过巴尔善的《哲学概论》，文特尔彭的《哲学史》，康德的《纯理批评》，叔本华的《意志及表象之世界》、《充足理由之原则》、《论自然中之意志论》等著作。能有意识地把美从伦理和其他社会功利中分离出来，认识到它的独特品质和价值。在中国历史上尽管有唯美主义的倾向存在，然而，由于在社会科学的学术领域，主要只有 “经”和“史”的分离，哲学、伦理、政治，乃至于文学常常混杂在一起，处在经学的统帅和笼盖之下，没有得到明确的分离，缺乏各自独立的个性，因此，美和美学也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专门的研究对象。中国的思想文化具有高度的整体性，但缺乏细密的分类，因而也就影响了学科专门化的实现，影响了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向纵深开掘，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一大缺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王国维的哲学和美学研究的成果，就有了重大的价值。由于王国维已经开始具有独立的美学意识，和独立的文学意识，因此，他能比前人更清晰地把握美和文学的特殊性质。例如，他论文学而认为：“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文学小言》）“情”和“景”在古代诗论中原是两个重要的基本概念，王国维的贡献在于能把 “情”和“景”统一起来，并上升成为文学的基本 “原质”，从而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从整体上揭示了整个文学的特征。而由《文学小言》所论及的范围可知，王国维的文学范畴已具有现代意义，不再是一个含糊的，边缘不清的，常常与 “文章 ”相混淆的范畴。王国维已经把诗词、小说、戏曲纳入文学这个整体中进行考察。因为他对文学“原质 ”进行了揭示，所以他的 “文学 ”概念自然比前人有了更高的抽象和涵盖性。在这里王国维与前人相比，有了质的飞跃。王国维论文学强调真，重视自然发露，因此他推崇自然朴素的文学，推崇后起的文学样式，如戏曲小说，他的文学进化观，是与文学体裁的不断新生更替相统一的。他在《文学小言》和《宋元戏曲考》中比较集中地阐明了他的这些主张。因此，尽管王氏的见解中尚有其片面性，但是，与梁启超之从宣传的、社会功利的角度来推崇小说，无疑更具有理论深度。王国维认为美在于 “形式”，而“形式 ”有两个层次，分别为 “第一形式 ”和“第二形式”，所谓 “第一形式 ”即对象的感性显现能唤起美感者，所谓 “第二形式 ”即艺术形式，也即是为表现第一形式而需要的形式。王国维十分重视这第二形式，认为 “惟经过此第二之形式，斯美者愈增其美”（《古雅在美学上的位置》），同时也十分重视 “第二形式 ”中的 “古雅 ”之美。因而，王国维又十分推重古代的高格。这样王国维在文学体裁样式方面持进化发展的观点，而对于诗歌体裁样式却又具有复古的倾向。因此，王国维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发展论者。这样他在诗歌创作实践上也就没有革新诗界的愿望，仍然是学古的。不过王诗颇能传达他因研究西方哲学而产生的新颖感悟。如《杂感》、《出门》、《蚕》、《偶成》等皆颇有 “西学义谛 ”者（钱钟书《谈艺录》）。然王国维虽重视形式，自己所作反在艺术形式方面尚欠功候，不免 “笔弱词靡”、 “文秀质羸”（同上）。王国维在诗学方面，其贡献主要是理论上的进展，它体现了中国文艺理论的转变趋向。中国的现代文艺理论当以王国维为开山。
而在这时期正式成立的文学社团 ——南社，其宗旨主要是宣传革命，反对满清。故取 “钟仪操南音，不忘本也”（宁调元《南社诗序》）之意，而名之曰 “南”社。柳亚子也曾明确地解释说：“它的名字叫南社，就是反对北廷的标志了。”（《新南社成立布告》）高旭曾有诗悼唐才常，句云：“汉儿发愿建新邦”，昭示了他们共同的理想。其主要成员多为同盟会员，故又有同盟会 “宣传部 ”之别称。
南社于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１３日，由柳亚子、陈去病、高旭等发起，正式在苏州虎丘集会成立。成立初期有社员十七人，辛亥革命前发展到二百多人。辛亥革命后激增至一千多人，是当时最庞大的文学社团，而社员却良莠不齐。文学观点也并不统一，但 “依然笃古”（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在诗歌方面，主要有学唐、学宋两种类型，并没有比诗界革命派更前进一步。高旭曾说：“诗文贵乎复古，此固不刊之论也，然所谓复古者在乎神似，不在乎形似 ……今之作者有二弊：其一病在背古，其一病在泥古，要之二者均无当也。苟能深得古人之意境、神髓，虽以至新之词采点缀之亦不为背古，谓之真能复古可也，故诗界革命者乃复古之美称。”又说：“世界日新，文界、诗界当造出一新天地，此一定公例也。黄公度诗独辟异境，不愧中国诗界之哥伦布矣，近世间无第二人，然新意境、新理想、新感情的诗词终不若守国粹的，用陈旧语句为愈有味也。”又说：“国事日亟，吾党之才足以作为文章鼓吹政治活动者，已如凤毛麟角。而近人犹复盛持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之说，下走以为此亦季世一种妖孽，关乎世道人心靡浅也。吾国文章实足称雄世界。日本国无文字，故虽国势盛至今日，而彼中学子谈文学者犹当事事丐于汉土。”（《愿无尽斋诗话》）这番议论，表面上看，似有矛盾，但就其实质而论，学古而能有所创新，创新而又不失古人之精神，乃是其诗学主张的真面目。所谓 “诗界革命 ”者，不过是学古主张的 “美称 ”而已。因此，他是不主张真正的诗界革命的。在文学方面，他们仍然还不能正视欧美的成就，只看到日本之受中国的影响，而不知日本之外，还大有值得借鉴的文学艺术在。而且在他看来，当务之急，是“鼓吹政治活动”，而不是什么文界革命、诗界革命。这种观点不利于海外文化影响扩大到文学领域，尤其是诗歌领域。在当时，如狄葆贤这样一个极重视小说地位的改良人物，甚至还倡言 “爱古即爱国”。他说：“余每读南华楚骚，迁史杜诗，宋词元曲，辄爱慕古人不置。盖以此等文词美术，乃吾国之菁华，故爱古即属爱国。其不知爱美术者，必其人素无国家之观念焉耳。”（《平等阁诗话》）而高旭虽无此言，却有此意，所谓 “称雄世界 ”云云乃词异神合。有此等文学观，也就必然会阻碍诗歌艺术的革命。当然，他们也反对死模仿。正是基于这种学古而能自创的诗学愿望，以及冲破个性束缚，放言高歌的要求，他们十分崇拜龚自珍的那种无拘无束、高吟肺腑、亦萧亦剑的浪漫风度。他们不仅学其人，还学其诗，最明显的是集龚句为诗。据１９３６年出版的《南社诗集》统计，这类诗竟达三百余首之多。柳亚子曾仿龚自珍《三别好》诗，作三截句，其三咏自珍《破戒草》，诗云：“三百年来第一流，飞仙剑客古无俦。只愁孤负灵箫意，北驾南舣到白头。”可以看出他们的爱好心仪所在。
南社以外的革命诗人，还有著名的诗人秋瑾。而如章炳麟等，我们已在前论及，这里不再赘述。前面论及的一些同光诗人，这时期依然健在，继续作着他们的浅唱低吟。而那些继承同光诗老之学古精神的较年青一辈的著名诗人，则也是本时期应该论述的对象，主要有杨圻，夏敬观、陈曾寿诸家，这些人虽然在光绪时已有科名，年龄也不比梁启超小几岁，但成名要比梁启超晚，主要是在宣民之际崛起于骚坛。为略示与同光诗老的区别，故留在本部分加以述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