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派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称之为中晚唐派，汪辟疆《近代诗人述评》则称之为河北派，因其首领张之洞为河北南皮人。然名称是虚，无须多辩，关键要看他们实在的宗旨是什么。钱基博介绍说：“张之洞总督两湖时尝谓：‘洞庭南北，有两诗人。壬秋五言，樊山近体，皆名世之作。’樊山者，恩施樊增祥也。早岁崇清诗人袁枚、赵翼，自识之洞，皆悉弃去。从会稽李慈铭游，颇究心于中晚唐。吐语新颖，则其独擅。龙阳易顺鼎，固能为元白温李者。于是流风所播，中晚唐诗极盛。”（《现代中国文学史》）认为这一派主要究心于中晚唐。汪辟疆则认为： “近代河北诗家，以南皮张之洞，丰润张佩纶、胶州柯劭忞三家为领袖，而张祖继、纪巨维、王懿荣、李葆恂、李刚己、王树枬、严修、王守恂羽翼之。 ……此派诗家，力崇雅正，瓣香浣花，时时出入于韩苏，自谓得诗家正法眼藏，颇与闽赣派宗趣相近。惟一则直溯杜甫，一则借径涪皤，斯其略异耳 ……然以力辟险怪生涩之故，颇不满意于同光派之诗。尝云：‘诗贵清切，若专事钩棘，则非余所知矣。’又云：‘诗家当崇老杜，何必山谷’。”（《近代诗人述评》）又云：“若夫樊易二家，在湖湘为别派 ……实甫才高而累变其体，初为温李，继为杜韩，为皮陆，为元白，晚乃为任华，横放恣肆，至以诗为戏。 ……樊山胸有智珠，工于隶事，巧于裁对，清新博丽，至老弗衰，迹其所诣，乃在香山、义山、放翁、梅村之间。”（同上）因为地域所囿，故未将樊、易二家直接隶于张之洞名下，汪辟疆所论河北诸家，诗名唯二张为最。之洞外之张佩纶，字幼樵，号蒉斋。早与陈宝琛等以敢于言事被目为清流，后因马江之役获罪谴戍。陈衍称其诗 “用事稳切，与张文襄并驱中原，未知鹿死谁手”。遭谴后，“诗笔剽健，所谓精悍之色，犹见眉间，与凄惋得江山助者，兼而有之。”（《近代诗钞》）张佩纶诗学李商隐、苏轼，非恪守三唐者。可见汪辟疆所论这一派，学诗宗旨，不限于中晚唐。而钱基博论及的李慈铭，以好骂著称，于前后、同时之诗人很少有首肯者，唯对弟子樊增祥大加褒扬。李氏本人兼学汉魏以来各家，重点实在唐，而“不能自创新面目”（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但一般并不把李慈铭作为这一派作家。
因为这一派在实际的创作中，有意调和于唐宋之间，故本书以为将这一派称之为唐宋调和派较为妥贴。该派创作成就最著者为张之洞、樊增祥、易顺鼎三家。
这一派与同光体的最大区别，就是不喜欢黄庭坚及江西诗派。张之洞论黄庭坚诗有句云：“黄诗多槎牙，吐语无平直。三反信难晓，读之鲠胸臆。如佩玉琼琚，舍车行荆棘，又如佳茶荈，可啜不可食。子瞻与齐名，坦荡殊雕饰。”（《摩围阁》）扬苏抑黄。他之所以如此，乃是不喜欢黄庭坚一派拗硬槎牙的诗风，而欣赏中和清切之美。陈衍论诗曾谓：“苏长公之诗，自南宋风行，靡然于金，元明中熄，清而复炽，二百余年中，大人先生殆无不濡染之者。大抵才富者喜其排奡；趣博者领其兴会。即学焉不至，亦盘硬而不入于生涩，流宕而不落于浅俗，视从事香山、山谷、后山者受病较鲜，故学之者众。张广雅论诗，扬苏斥黄 ……亦可见大人先生之性情，乐广博而恶艰深。”（《知稼轩诗序》）又说张之洞 “见歌体稍近僻涩者，则归诸西江派，实不十分当意者也”（陈衍《石遗室诗话》）。张之洞吊唁有取于黄庭坚的袁昶，不忍诋，故一方面斥 “江西魔派不堪吟”，另一方面又说：“北宋清奇是雅音”，认为袁诗不失为 “清奇雅音”，所肯定的是北宋的清奇之音，所以，郑孝胥序陈三立《散原精舍诗》即称张之洞论诗 “务以 ‘清切 ’为主”。具体地来说张之洞论作古今体诗有十二大忌：一、“忌无理无情无事”；二、“忌音调不谐（古诗尤忌多有律句）”；三、“忌体制杂糅”；四、“忌多用宋以后事宋以后语（此自修辞要诀，何大复诸人持此说，后人诮之非也。论史事者不与）”；五、“忌以俗语冒为真率”；六、“忌以粗犷语貌为雄肆”；七、“忌陈熟落套”；八、“忌纤巧”；九、“忌险怪苦涩（李昌谷诗乃零句凑合者，见之《本传》，贾长江诗乃散联足成者，见之《唐诗纪事》。岂特去诗教太远，古来大家直无此作法。其险怪不平易，苦涩不条达，正其才短非其格高也）”；十、“忌虚造情事景物将无作有”；十一、“忌貌袭古而无意（体制必当学古，惟在有意耳，明钟谭诋七子，近人主性灵，变本加厉，尤非）”；十二、 “忌大言不惭”。这些禁忌，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张之洞追求中和之度，反对偏锋的创作主张和艺术趣味，其中有合理的一面，如禁忌之首条，但也有保守、狭隘的一面，如禁忌之四等。而总的倾向是保守的，限制过严、过死，不利于诗歌艺术的创新，这些禁忌可以看作是对他的 “清切 ”之说的注释和充实。而樊增祥论诗也持 “清新 ”之论，其《余论诗专取清新，以为古作者虽多于诗道，固未尽也，赋此示戟传午诒》云：“句律原参造化工，两间风景信无穷。若无盐豉莼何味，为有梅花月不同。略取蜀姜生辣意，定须越纸熟槌功。今当万事求新日，故纸陈言要扫空。”求新而要求趋于自然，与张之洞小有区别。
这一派与汉魏六朝派的主要区别在于，王闿运辈无取于宋，而张之洞辈并不一笔抹到宋诗。张之洞固然肯定北宋清音，而樊增祥也不愿界划唐宋，有诗云：“独厌耳食界唐宋，唐固可贵宋亦尊。”（《冬夜过竹蒉侍讲论诗有述》）但这一派无取于汉魏。夏敬观序陈锐《袌碧斋集》曾说陈锐谒张之洞，“座上论诗以王派见薄”，且谓 “文襄不喜人言汉魏”。对此，夏氏颇有微词，以为“居显达能文章如文襄者，物望所归宜不偏于憎爱，然其操世藻鉴固犹是承乾嘉诸老馀习”。张之洞既不愿返于汉魏，又不愿像陈三立辈沿着黄庭坚一派的创作倾向前进，同时又不愿趋于俚俗，在创作倾向上似调适于 “由疏趋密 ”与“密后求疏 ”这两种基本的创作倾向之间，不敢大胆地突破传统的艺术原则和艺术度域，企图保持不过不偏的中和之度。在中国古典诗歌步履维艰的时候，若无大胆的穷新极变的生造精神，很难在艺术上有较多的突破，恰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夏氏之讥，也并非苛责之论。
而西昆派，其实可以看作是唐宋调和派中的一个支流，他们专以晚唐李商隐为宗。艺术趣味比较单纯，学古面比较狭窄，风格也比较单调。在清代，最早提倡李商隐的是钱谦益。他曾在《注李义山诗集序》中说：“少陵当杂种作逆，藩镇不庭，疾声怒号，如人之疾病而呼天，呼父母也，其志直，其词危。义山当南北水火，中外钳结，若喑而欲言也，若魇而求寤也，不得不纡曲其指，诞谩其辞，婉娈托寄，隐迷连比，此亦风人之遐思，小雅之寄位也。”肯定了李诗的艺术风格。而其自作亦有取于李商隐。然牧斋以 “转学多师 ”为原则，学古面较广，并不囿于李商隐。其后冯班则发挥牧斋馀绪，侧重于学习李商隐。钱谦益称其诗： “沈酣六代，出入义山、牧之、庭筠之间。其情深，其调苦，乐而哀，怨而思，信所谓穷而能工者也。”（《冯定远诗序》）影响所及，虞山诗人多受熏染者。杨际昌曾谓：“常熟多诗人，大抵师法中晚。冯定远表彰《才调集》，寝食以之，尤工为艳词。”（《国朝诗话》卷二）而除钱、冯之外，桐城姚范也推重李商隐，其侄姚鼐继承家法，亦兼取义山。曾国藩出，重扬桐城馀绪，在提倡黄山谷的同时，也意识到山谷原与义山有相通之处，李希圣有诗云： “一棹湘江去不还，杜陵高峻苦难攀。曾侯老眼分明在，解道涪翁学义山。”（《题山谷集》）其后同光体诗人亦不废李商隐。而湘中诗派，本重绮采，王闿运标榜汉魏六朝，又下撷义山之英，而易顺鼎亦较多取法义山。然这些诗人皆并不专学李商隐，至西昆派方专奉李商隐为不祧之祖，庶几为宋初西昆体的翻版。西昆派诗人有湘乡李希圣，曾广钧，常熟张鸿，徐兆玮，吴县曹元忠，汪荣宝等，诸人于光绪末同官京曹，结社于张鸿所居之西砖胡同，仿宋初《西昆酬唱集》而结集曰《西砖酬唱集》。故此派不妨亦可称之为 “西砖派”，以其唱酬所标名之也。而张鸿弟子孙景贤虽不入《酬唱集》，然亦尚西昆，所作青出于蓝。该派诗学大旨略见于汪荣宝为《西砖酬唱集》所作序，曰：“宾既骏发，主亦淡雅。咸以诗歌之道，主乎微讽，比兴之旨，不辞隐约。若其情随词暴，味共篇终，斯管孟之立言，非《三百》之为教也。历观汉晋作者，并会斯旨。迄于赵宋，颇或殊途。至乃饰席上之陈言，摭柱下之玄论，矜立名号，用相眙愕，则前世雅音几于息乎。惟杨刘之作，是曰西昆。道玉溪之清波，服金荃之盛。雕韱费日，虽诒壮夫之嘲；主文谲谏，庶存风人之义。 ……凡所造作，不涉异家，指事类情期于合辙。号曰《西砖酬唱》者，既义附窃比，兼地从主人，无所取之，取诸实也。 ……而今之所赋，有异前修，何则？高邱无女，放臣之所流涕，周道如砥，大夫故其潜焉。非曰情迁，良缘景改。故以流连既往，慷慨我辰；综彼离忧，形诸咏叹。虽复宫商繁会，文采相宣，主宛转之吟客，计飘飘之气。而桃华绿水，不出于告哀；杂佩明珰，宁哄乎欲色。此则将坠之泣，无假雍门之弹，欲哭不忍，有同微开之志者也。嗟乎沧海横流，怨航人之无楫，风雨如晦，惧胶喈之寡俦。于是撰录某篇，都为一集。侧身天地，庶以写其隐忧，万古江河，非所希于曩轨。”意在本《诗三百》比兴微讽之旨，取玉溪生华文谲喻之体，寄乱离衰世之悲愤忧伤，与钱谦益之论义山有同一精神。然而他们对诗歌形式的理解毕竟太偏执、狭隘了，李商隐的诗体只是千姿百态的诗歌形式中的一种。以为舍此就不能寄离乱衰世之悲愤忧伤，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后来西昆派中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如就是作上面之序的汪荣宝，后来在复王揖唐的信札中曾反省说：“弟之好训诂词章，题不能为诗。及官京曹，与乡人曹君直、张隐南、徐少玮诸君往还，始从事昆体，互相酬唱。尔时成见甚深，相戒不作西江语，稍有出入，辄用诟病，故少壮所作，专以隐约缛丽为工。久之，亦颇自厌。复取荆公、山谷、广陵、后山诸人集读之，乃深折其清超遒上。而才力所限，已不复一变面目。公试观吾近诗，略可见其蜕化之迹。”（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引）其余诸家，如曾广钧、张鸿、孙景贤后亦时出入于西昆之外。当然这一派的基本倾向还是学李商隐，其中成就较特出的有李希圣、曾广钧、张鸿、孙景贤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