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批诗人本无流派之名，而且也不愿开设门户。姚燮有诗云：“昔以道性情，今且竟门户。其才虽足欣，其息已非古。”（《论诗四章与张培基》）并无标榜之心。我们之所以把这些创作倾向并不一致的许多诗人集合起来研究，主要是为了大体上将他们与桐城派和学宋派区别开来，同时又不至于使我们的研究对象显得过于零碎散乱。尽管他们有着不同的创作倾向，但异中也有所同，除了不以流派相标榜以外，这批诗人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注意表现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他们都有相当深入的描述。
这批诗人中较早最尖锐地揭露清王朝内里腐败、国运衰微的是龚自珍。龚自珍怀有经世大志，所谓 “少年揽辔澄清意 ”（《己亥杂诗》）。又深受戴震学派、浙东史学、常州公羊学的影响，尤其是浙东史学、常州公羊学都以人事和时政作为治学的方向和归宿，所以龚自珍特别关心时政民生。魏源概括其一生所学而谓：“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其书以六书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崖郭，以朝章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定庵文录序》）经世济时是龚自珍治学的核心。 “黔首本骨肉，天地本比邻。一发不可牵，牵之动全身。 ……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宗周若蠢蠢，嫠纬烧为尘。所以慷概士，不得不悲辛。”（《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正是出于对社会人生的强烈责任感和深切的忧虑，龚自珍也要求文学能干预时政，“感慨激奋而居下位，无其力，则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上大学士书》）在龚自珍看来，沉没于下位的士大夫，没有行政的权力，就只能以 “立言 ”的方式匡世济时。当然所谓 “昌昌大言 ”不仅仅是指文学，但文学也应当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龚自珍受浙东史学的影响很深，他在《古史钩沉论》中集中地发挥了章学诚 “六经皆史 ”的观点，认为诗即是史，所以应该以时世为指归。“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待史佐评论。”（《夜直》）这就是龚自珍的诗学功用观。但是，同是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龚自珍与宋大樽、潘德舆等从正面强调伦理之用是完全不同的。对清王朝日趋没落的深刻洞察，结合着公羊学的 “三世 ” 说，使龚自珍不再停留在正面教化的水平上，而转变为社会批判。在“瞒”和“骗”的世界里，作为社会精英和良知的知识阶层业已丧失了独立的人格，苟且偷生。“仆妾色以求容，……俳优狗马行以求禄，……小者丧其议，次者丧其学，大者丧其祖。”（《古史钩沉论》四）但龚自珍仍然保持着独立的批判精神。本于强烈的 “忧天下 ”之心，他希望通过对社会阴暗面的大胆揭露和批判，以“教训其王公大人”（同上），从而改弦更张，变法图强。在龚自珍看来，“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万亿年不夷之道。然而十年而夷，五十年而夷，则以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堕，以俟踵兴者之改图尔。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勍改革，孰若自改革？”（《乙丙之际著议第七》）但是深刻的悲剧在于，即使有着独立批判精神的龚自珍，他的 “改革”、“更法”，也不可能有新的内容，无非是 “宗法、限田、均田之类的陈旧的复古空想和注意人才、越级升擢、整顿贪污、废除跪拜等等相当枝节的补救改良。这一套基本上并没有跳出封建正统思想体系治国平天下的圈子。”（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研究》）龚自珍自己也承认：“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己亥杂诗》）他对君主专制的责疑也同样没有超出明末清初黄宗羲和唐甄的思想水平。对社会阴暗面的揭露和批判也没有导致他背叛清王朝，相反对于农民起义他同样持反对态度，而且希望用诗歌去感化他们。他在《升平分类读史雅诗自序》中说：“今之世，有穷陬荒滨，貊乡鼠壤，悍顽煽乱，而自外于天地父母者，间岁上闻，为支末忧。谓宜有文臣，附先知觉后知之义，作为歌诗，而使相与弦歌其间。诗之义，贵易知也。犯上作乱之民，必有自搏颡泣者，必有投械而起，仰祝圣清千万年，俯祝云礽之游其世者。”而且即使在他被迫离京出走以后，还时时 “默感玉皇恩 ”（《己亥杂诗》），仍然眷恋着朝廷的恩典，《己亥杂诗》之六云： “亦曾橐笔侍銮坡，午夜天风伴玉珂。欲浣春衣仍护惜，乾清门外露痕多。”由此可见龚自珍还不能算作为清王朝的叛臣逆子。而他所叹息的是：“我有心灵动鬼神，却无福见乾隆春。席中亦复无知者，谁是乾隆全盛人？”（《秋夜听弹琵琶》）清王朝的盛世已经一去不返，然而封建盛世却仍然是龚自珍的政治理想。我们不能因为他对清王朝阴暗面的无情暴露和批判而过分拔高他的思想觉悟，龚自珍毕竟是一个深受传统教育的封建士大夫。即使在他用危言谠论震惊朝野的时候，也看不到平民百姓的力量。他认为在盛世，“百宝万货，人功精英，不翼而飞，府于京师。山林冥冥，但有鄙夫”，凡有用之士才，咸为朝廷所用，故朝廷之外只剩下村氓鄙夫，虽“虎豹食之，曾不足悲”。而到了衰世，“圣智心肝”、“人功精英”、“百工魁杰所成”，“如京师，京师弗受也，非但不受，又裂而磔之”，于是 “百宝皆怨”，“古先册书，圣智心肝”，皆遁于山林。如是，则“京师贫”，“山林实”，“豪杰轻量京师，轻量京师则山中之势重矣”。于是 “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参见《尊隐》）。显然，龚自珍所指的山中之民乃是像龚自珍本人这样一些有胆识才干，却志不得伸，不为朝廷重用的知识分子，也即是 “逸民”，而非民众百姓，煽乱之 “悍顽”。龚自珍的言外之意无非是：如果不把像他这样一些人才选拔出来，委以重任，朝廷就不会太平。这与他在《己亥杂诗》中所说的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的精神完全一致，不过更增加了一点警吁的色彩。
然而，我们也不能因为龚自珍并没有摆脱传统思想的羁绊而忽视他对清王朝阴暗面的揭露和批判。事实上，龚自珍对后来启蒙思想家的最深刻的影响正是这种尖锐无情的社会批判精神。虽然在龚自珍之前也有不少诗人已经触及清王朝腐朽衰败的现实。例如前举的姚鼐、黄景仁、黎简、宋湘、舒位、王昙等人的作品。但比较而言，都没有龚自珍来得广泛和尖锐。龚自珍不仅在大量的散文作品如《乙丙之际著议》、《西域置行省议》、《京师乐籍说》、《尊隐》、《古史钩沉论》、《平均篇》、《明良论》、《述思古子议》等名篇中比较集中地揭示了清王朝内部存在的严重危机。而且在他的许多诗篇中也同样展示了一幅清王朝濒临崩溃的时代画面。如《馎遥》、《咏史》、《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伪鼎行》、《夜坐》、《行路易》、《逆旅题壁》以及《己亥杂诗》中的许多篇章，或从正面，或从侧面；或直叙或寓言象征；或着眼于经济，或着眼于政治；或面向上层，或面向下层；或内地，或边陲；或内部矛盾，或民族矛盾。总之是多方面、多角度、多手法地勾勒了嘉道之际的社会现实，称得上是一部用诗写成的生动形象的历史。
与龚自珍相类似，魏源也同样怀有经世抱负，同属于今文学派。但魏源性格内敛，头脑冷静，比龚自珍更具有实际的政治才干，而且好学深思，严谨扎实，他的许多经世著作如《筹鹾篇》、《筹河篇》、《筹漕篇》、《筹海篇》、《海国图志》、《圣武记》等都比较切实具体，具有实际的政治效用。面对腐败的时政，龚自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愤，常常充满激情地 “放言高论”，富有浓郁的浪漫色彩，而魏源则侧重于因时制宜，寻求切实有效的办法，具有务实的倾向。龚自珍更具有诗人的气质，而魏源则更富有政治家的品格。魏源虽然也主张经世致用，他曾说：“文之用，源于道德而委于政事。”（《默觚上 ·学篇二》）又说：“民之制于上，犹草木之制四时也，在所以煦之，煦之道莫尚乎崇诗书，兴文学”（《默觚下 ·治篇十四》）。但是比较而言，魏源的重心在于从正面 “宣上德而达下情，导其郁懑，作其忠孝”，以达到 “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御书印心石屋诗文录叙》）的政治目的，与宋大樽、潘德舆等人所持的正统诗教并无二致，因此与龚自珍的社会批判并不相同，而对于后世的感召力、刺激力也远逊于龚自珍。龚自珍的诗文有很强的情感煽动性，容易使人激奋，所以梁启超说：“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因其 “病在不深入，所有思想，仅引其绪而止”（《清代学术概论》）。魏源的诗文作品也反映时政之衰敝，如《默觚 ·治篇》、《杂诗》、《行路难》、《江南吟》、《都中吟》、《君不见》、《北上杂诗七首》、《秦淮灯船行》、《金焦行》、《寰海》、《寰海后》、《秋兴》、《秋兴后》等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社会的阴暗面，但在集中所占比重不多，魏源尝自称 “昔人所欠将余俟，应笑十诗九山水”（《戏自题诗集》）。魏源诗文大多不如龚自珍尖锐犀利，“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又痛快淋漓令人激愤。但魏源对海外情况了解较多，视野比龚自珍为开阔，他在《偶然吟》中甚至幻想语言统一，世界大同，“四远所愿观，圣有乘桴想。所悲异语言，笔舌均恍惘。 ……若能决此藩，万国同一吭。朝发暘谷舟，暮宿大秦港。学问同献酬，风俗同抵掌。一家兄弟春，九夷南陌党。绕地一周还，谈天八弦放。东西海异同，南北极下上。直将周孔书，不囿禹州讲”，已具有初步的地球科学知识。当然，出于民族自尊心，魏源还只想到文化的输出。但他作《海国图志》则要求 “师夷长技以制夷”，已具有向西方先进学习的开放意识。然而魏源身上对清王朝的离心倾向更弱，他不仅著《圣武记》颂扬清王朝的赫赫武功，而且还创作了《皇朝武功乐府》为清王朝歌唱，难怪章太炎要斥之为 “媚虏”。
而姚燮、张际亮、张维屏、汤鹏、贝青乔等人也同样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重视反映社会问题和重大的历史事件。尤其是他们的作品对鸦片战争作了较全面的、多角度、多层次的描述，触及到了清王朝内部的腐败现象。著名的诗篇如姚燮的《谁家七岁儿》、《北风吟》、《粮役凶如虎》、《迎大官》、《南辕杂诗》、《客有述三总兵殉难事哀之以诗》、《速速去去五解》、《惊风行五章》、《暗屋啼怪鸮行》、《太守门》、《兵巡街》、《山阴兵》、《哀江南诗五叠秋兴韵八章》、《诸将五首》、《双鸩篇》；张际亮的《闽中感兴》、《南台秋望》、《纪事八首》、《粮船谣》、《浴日亭》、《行崇安建阳山中至邵武书所见》、《十五夜宿弋阳筿右岭述感》、《自韩庄闸登舟由中河至王家营》、《诸将》、《须怀》、《定海哀》、《镇海哀》、《宁波哀》、《后宁波哀》、《奉化县》、《杂感》；张维屏的《三元里》、《三将军歌》、《越台》、《江海书愤》、《侠客行》、《秋霖》；汤鹏的《东西邻》、《蔡志行》、《资之水五章》、《放歌行》；而贝青乔的一百二十首《咄咄吟》则对鸦片战争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报导，成为鸦片战争时期难得的战地报告文学。这些诗篇与龚自珍、魏源的篇章一起呈现了清王朝必然地走向崩溃的趋势，也为道光以后的诗歌交响曲定下了基调。但是参加这部交响曲演奏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发挥，或弦乐，或管乐，或鼓点，或大提琴，或小提琴，或单簧管，或双簧管。形形色色，各不相同，即使同是小提琴也各有自己不同的位置和艺术要求。因此，要深入地理解这部交响曲，就必须具体地分析每一乐章，每一个演奏者的艺术表现以及在整体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