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方面，系指近代之后的当代。内容方面，则是现代化必须实现某些内容。换句话说，“现代化”不仅是一个描述性的观念，还应该具有评价性的含义。现代化管理是合乎人性管理的一种追求。管理必须合乎人性，否则大家都痛苦。只有利润，只有绩效，一切讲责任，一切讲效率，而人人不得其安。请问对于增进人类幸福，有何实际助益？管理要合乎人性，首须顺乎人性的要求，以达成安人的最终目的。任何人都不喜欢别人管他，所以梁启超先生把无为解释为俗语所说的“别要管他”。他说：“俗语‘别要管他’，文言即‘无为’。”不要管他，那还谈什么管理？我们不要忘记：管理有两个字，不要管他，却不能不理他。“理”是什么？便是孟子当年所说的“敬”。孟子要我们“有礼者敬人”，是基于“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的人性基础，希望所有管理者，首先要“看得起”(敬)部属。管理以看得起部属为出发点，主管便不应该只重自己的权威，一心想满足自己的成就欲。上者无为，成为最合理的“看得起部属”的人性表现。无为绝对不是一事不做，什么事情都不做，哪里能够无不为？再说，人是天生要动的，做事才合乎人性，主管什么事情都不做，基本上已经违背了自己的人性，如果真要一事不做，那就是造作。主管要做的事，乃是“放手支持部属去做事”。
部属的有为，正是主管的无不为。怎么放手支持部属去做事呢？最好的方式就是看得起他，相信他可以做得很好，所以正确的态度即“别要管他”，但是更重要的是下面一句：“要好好理他！”管理者敬重部属，大家不好意思不尽心尽力，各尽其责的结果，便叫做总动员。总动员才是整体的绩效，不像个人英雄主义者独断独行那样，弄来弄去，只发挥了一个人的智能。凡是部属能够做得好的工作，主管都不应该去做，否则便不符合“分层负责”的精神，也不合乎“分工专职”的原理。管理者敬重部属，部属并不尽心尽力工作，管理者就应该想想孟子的话：“礼人不答反其敬。”“我爱人，人却不亲近我，我应该自反，再尽我的仁爱。我治理人，人却不爱我的治理，我应该自省，再尽我的智能。我礼敬人，人却不回答我，我应该反省，再尽我的礼敬。凡是所做的事，有不能如己所愿的，都从我自身检讨和反省。只要自身纯正，天下的人，自然都依着我了。”如果遇到部属不能做或者做不好的事情，主管当然应该挺身而出，拿出办法来，把事情做好。这时部属由于自己做不好或不会做，自然很乐意接受指导和协助，心里不反感，接受命令就不会有所抗拒。
问题是：主管如何判断部属能不能做，愿不愿意做？假若判断错误，岂不是适得其反？孟子当年用“不得已”来解决这个难题，他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不是别人不会说，更不是我比别人说得更好，而是此时此地，别人都不愿意说，我不得已才说的！这种古道热肠，正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感，我们称之为使命感，或者道德勇气。主管如果经常富于使命感，部属就会越来越缺乏使命感。因为主管权大位高，部属哪里争得过？干脆成全主管，用自己的缺乏使命感，来满足主管无敌的使命感，这是整个组织有气无力的主要原因。庄子更进一步，把孟子的辛酸苦涩，化之于无形。他说：“无门无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则几矣。”一个人不走门路，不刻意营求，心灵凝聚而处理事情寄托于不得已，这样便是合乎人性的做法。
他又说：“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管理者必须顺应事物的自然而悠游自适，寄托于不得已而蓄养心灵的和谐，才是最好的表现。庄子所说的自然，重在“自”字。万物有其各自的性，必须自由发展，以求各得其所，千万不要添加人为的伪，否则便不自然。管理者主观上应该毫无要有作为的欲望，以部属的成就为自己的成就。但是，当客观上部属自动要求的时候，也应该不得已予以顺应。因为毫无辛酸，毫无苦涩的心情，完全是不得已的动，所以能够动而无不当。孟子和庄子所处的时代，当然不如现代这么自由。人力的素质也远不及现代。现代人面对物质生活越获得改善、追求自由越趋强烈的情况，必须更加放手让部属发挥潜力，因此主管更需要无为而治，即非不得已，不亲自动手。任何动作，都是不得已而为之。老子说：“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管理者如果能够抱持“不得已”的心态，则功绩广布天下，也会看得好像与自己毫不相干。这种“不跟部属争功”的素养，正是无为而治的基础。
管理者一心一意要立功，便会霸占所有表现的机会，力求自我表现，不给部属任何工作，结果团体的力量无从产生。管理者也可能尽量诱使部属工作，而把他们的功劳掠为己有，弄得同仁怨声载道，誓死下不为例，严重伤害了团体的士气。管理者越有为，同仁便越无为。相反地，管理者并无立功的心意，可不为即不为，转而鼓励、支持部属有所作为，则部属成功的几率大，成功感也强烈，这才是越来越勤奋的主要诱因。管理者“功成弗居”，“为而不有”，凡事“不得已”才为之，便是无为而治的现代化意义。同仁不努力，管理者威胁(惩罚)、利诱(奖赏)，实在没有太大的效果，而且也不可能持久有效。管理者必须有一套本领，使同仁能够自发自动地去努力，才能持久而有效。所以现代化的无为而治，应该是“人力自动化”的管理。无为而治的现代化功能，就是让团体内的人员，都能够自发自动地去努力达到目标。
自动化是现代管理的目标，但是到现在为止，只讲到生产自动化、程序自动化、办公室自动化，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讲到人力自动化。我们先哲的理想无为而治，却早已指明无为便是自动化，无为无不为则是人力自动化的具体效果。现代人谈自由，最要紧的在于“把人当人”。管理现代化的主要课题是“让人自由自在地工作”。出发点在“把人当人”，原动力为“自动自发”，结果则是“自由自在地完成任务”。所以现代化的管理，必须以人性为基础，视人为人，完成人力自动化，即达成现代化的无为而治。人力自动化并非一蹴可就，必须做一些准备工作，加强一些观念沟通。而最重要的，还在于主管是否真正了解无为，愿意无为。无为而治是属于高层次的，只有先知先觉的管理者才能深明此理，而运用自如。如果无法忍受平凡，唯恐无为，实在无法提升管理的境界，更谈不上追求理想的“人力自动化”。
修身齐家，不忘立业
我国古人只是告诉我们，要齐家、治国、平天下,并未提及立业。其原因，我们站在管理哲学的立场，深入探究，可以得出下述的推论。人生的结局，说起来千奇百怪，各有不同的状况。然而归纳起来，人人都相同，那就是“不了了之”。无论有多么大的成就，多么好的表现，到头来都是不了了之。谁也没有办法，把所有事情做完再离去。但是，不了了之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一种是眼睁睁地不了了之，我们称之为死不瞑目。任何人处于这种结局，总是一种很大的遗憾。
另一种则是闭着眼睛地不了了之，我们称之为心安理得。只要能够心安理得地告别人间，便是大家所告慰的好死。我们把人生的目的界定为“求得好死”，并不是寄望于不生病而死，或者不受伤害而亡。凡是心安理得地死亡，就是一种好死。表示死得毫无愧怍，也没有悔恨。这种结局，堪称良性的不了了之，足慰平生。咒骂他人不得好死，也就是诅咒其死不瞑目。
如果不是十分怨恨，大概不致咒骂得这样恶毒。人生的起点，又是什么呢？不能独立应该是比较客观的说法。一般动物生下来的时候，离开母体动一动，跑一跑，就能够独立生存下来。唯独人类诞生之后，必须相当小心地照顾，才能够存活。换句话说，初生婴儿不但毫无知识，连起码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没有。想要像一般动物那样独立，简直不可能。修、齐、治、平都要以德为本西方管理所秉持的“竞争”原则，很容易导致一种功利的、拜金的管理观。我国思想，如《大学》所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个人、家庭、企业、国家、天下，都有其共同的任务，那就是要发扬人类最高的文化，表现人类最高的道德。《中庸》说：“仁者，人也。”《孟子·尽心下》则说：“仁也者，人也。”人为宇宙万物之一，其所异于禽兽的地方虽然不多，而这极少的差异，却是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的特征。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不过就是知仁、义而已。所以《易经》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人也是一种动物，所以离不开兽性，人性很少。人类要进步，必须造就高尚的人格。如果人类要有高尚的人格，就要减少兽性，增加人性。孙中山先生认为人性的进化应该分成三个阶段。
所谓兽性，是指人性中所含的动物性本能，原本无所谓善或恶。但在人类社会中，如果纯依动物本能去行事，则人与人间必然发生冲突，于是道德的规律便有其存在的必要。所谓减少兽性或消灭兽性，就是要使人性中的动物本能服从理智的指导，使其合乎道德的要求。人类在“竞争”之外，必须领悟生存“互助”的原理。孙中山先生说：“唯人类则终有觉悟之希望。”可见能否觉悟，乃是人类与禽兽分界的问题，亦为人性进化的起点。至于神性的发生，就是指道德进步到极点。那样，人能修达至仁，必将无往而不自得，而直成其所以为“人”，即完成其人格。“仁者，人也”的“人”字，意味着“完人”，而寓“应然”(oughttobe)于“实然”(tobe)。孔子以“仁”为道德目的，实际上便是由“人应当如人”推论而来。孙中山先生说：“达尔文发明物种进化之物竞天择原则后，而学者多以为仁义道理皆属虚无，而竞争生存，乃为实际。几欲以物种之原则，而施之于人类之进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