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主义者突出地强调学生应多读哲学、文学、历史、科学等伟大的名着(GreatBooks)，尤其是古代着作，因为它们的见解具有永恒不变的价值，蕴藏有大量关于真理的知识和丰富的精神世界，能使学生更切实地认识世界的永恒性和从中寻找独立思考的源泉。因此，永恒主义者提出“回到古人、回到柏拉图”的号召。他们提出读“百部名着”的计划，所选名着中包括古希腊、罗马时代及资本主义初期的关于哲学、文学、历史与科学的古典作品，如：荷马史诗、《圣经》、莎士比亚的着作、牛顿的《光学》等。这个计划于1937年前后曾在美国的圣约翰学院推行过。在中学课程中，永恒主义者要求学习古典语文、逻辑学、修辞学以及数学等学科，为学习古典名着打好基础。
英国的利文斯通就提出古典语文是学问，是教育的工具，又是影响思想品德的“三位一体”的重要课程。他还说：“古典的学问是我们的各门学科得以生长的土壤，我们的各门学科最后就依靠这个土壤。”他甚至认为在教育中重视古典语文与否关系到“英国思想的未来”，甚至是“西方文明的未来”。在小学课程中，除必须设置的基本学科以作好基本训练外，还必须让学生熟记古典杰作中的某些段落，为将来系统地读古典大书打好基础。基于这种重视古典知识的主张，永恒主义者在课程论中把职业教育性的课程放在次要地位。他们说：“关于课程问题，普通教育是基本的；专门教育是补充的。”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不能靠模仿或简单地参与工作来学习知识，而要靠系统的、正式的传授。永恒主义者批评进步教育轻视系统训练，认为这乃是“一项危险的信号”，因为它忽视了永恒人性的发展。
在教学方法上，永恒主义者认为好的方法的主要标准取决于它是否能有效地完成教学任务，而选择教学方法的关键是要区别对待不同的学习对象，要承认学生具有不同的抽象能力，因而也要承认应有不同水平的教材和使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在所有教学方法中最重要的应是能启发学生抽象思维能力发展的方法。要按照学生自己的学习速度、接受能力来进行教学，如果迁就学生的懒散和所谓的兴趣，就将妨碍他们的才能的发展。要达到学生的“自我实现”，必须让他们有“自我约束”；但如果没有外来的约束力，也个会有“自我约束”。学习的高效虽与高尚兴趣相关联，但不经努力与艰苦的工作，这种兴趣也是不会出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永恒主义与要素主义一样，都重视学习效果和学习努力的原则，而反对进步主义教育单纯追求兴趣、降低知识标准的作法。
永恒主义者对“谁将受教育”的问题，完全持保守的等级教育观点。他们虽然表面上说，现代社会中不能再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采取“三个等级的理智论”，并把最高理智等级的人数限制得很少，但却仍然承认个人受教育的权力取决于他自己的学习能力。他们提出，学习能力的差别是谁应进中学、谁应入大学的理性决定因素。这实际上是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教育不平等和职业不平等的社会、阶级和历史原因转嫁到个人的学习能力之上。
永恒主义的教育理论除了有一些合理的建议如注重多学科系统知识的学习，提出有机的课程体系、重视教学方法的效果标准等有借鉴意义外，无疑是一种非常保守的教育理论，是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教育无法克服其根本矛盾的一种反映，并企图从复古主义来寻找出路。然而这种倒转历史车轮的要求是行不通的，连资产阶级自己也反对它。改造主义者就批判永恒主义教育理论是“把时针往后拨”，是在“破坏民主”，认为如果真正全面实现永恒主义教育流派的主张，就会导致“贵族政治”的出现等等。
(三)新托马斯主义教育理论
新托马斯主义(NewThomism)教育理论是一派以基督教的宗教学说为基础的教育理论，是以基督教哲学家阿奎那·托马斯Aguinas，1228-1274)的名字命名的。托马斯是13世纪西欧反映封建贵族与天主教教会利益的“经院哲学”的鼻祖，因此经院哲学也称托马斯主义哲学。它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而丧失原有的地位。但从19世纪后期，资产阶级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又把它重新扶植起来。这一哲学公开宣传把宗教信仰凌驾于世俗性世界观之上，把神性凌驾于科学之上。其主要目的在于抵制辩证唯物主义的传播。20世纪30年代，一批教育家以新托马斯主义哲学为理论依据，反对以实用主义教育为核心的现代教育理论与实践，提出属于新传统派的教育理论。这派教育理论便称作新托马斯主义的教育理论。
新托马斯主义也属于古典“实在论”哲学。在哲学的基本理论上它与永恒主义是同宗，都以经院哲学的“唯实论”为理论依据，但永恒主义是世俗哲学派别，而新托马斯主义则是天主教教会的“官方”哲学。它把永恒主义所论证的“永恒的实在”、“永恒的理性”等等都归结为上帝的神性，认为上帝是最高的“实在”，最高的“有”，是一切事物的“范本”与“源泉”，而一切具体的事物只是对上帝这一最高实在的“分有”。认为人也是一种“分有”，他的本性是灵魂与肉体的统一，而灵魂则是第一性的，与“神性”相通。
新托马斯主义者上至罗马天主教皇，下至这一哲学流派的学者，都非常重视教育。1936年在美国出版了教皇庇护十一世1939)于1929年发出的通谕，标题是《青年的基督教教育》，相当全面地论述了“教育就应是基督教教育”的宗教教育观，反映了这一教育流派的基本教育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新托马斯主义着名学者马利坦(JacquesMaritain1882-1973)曾任法国驻梵蒂冈大使，写了多种教育着作。其代表作《在歧途中的教育》也译《教育在十字路口》认为现代社会生活的混乱是由于人对宗教的无知所形成的，因此必须恢复中世纪以来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教育传统。指责进步教育轻视学生宗教信仰的教育与训练，使教育背离了与神性相结合的人性和以对神的爱和对人的爱为基础的道德，从而把教育引入歧途。
托马斯主义教育理论认为人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所创造，注定要归于无限圆满的上帝自身的”。为要达到这种与神性相统一的、圆满的人性境界，只有通过教育，而这种教育必须是“基督教教育的理想上的圆满的教育”。从这里出发，托马斯主义者认为教育应该属于教会，因为它具有上帝赐给的教诲人的特别使命与最高权威。庇护十一世的文章指出：如果说上帝“为父”的话，教会就具有超自然的“为母”之职，只有她才能用神思、教规来生育、抚养、教育人的灵魂、教会是神的法则的扞卫者、解释者和教师。为使人的灵魂得救，教会有权推进文学、科学与艺术的发展，有权开办学校与文化机构对人进行教育，甚至对人进行体育、也不超出它的“母职”
的管理范围。这就是说，教育的职责主要应在教会手中。马利坦也认为：如果把学校“理解为国家的一个机关”，教育所追求的根本目的将得不到保证，相反会遭到背弃。这种论调。主要是为当代各资本主义国家中教会仍然在相当大的范围与程度上控制着学校教育这一现实，进行理论上的辩护。
托马斯主义者提出，教育的目的首先在于培养、发展与神性相统一的人性。庇护十一世认为，这一目的表现为把每个人培养为“真正的基督徒”，对上帝绝对信仰、爱真理、爱公道。马利坦指出。“教育有它自己的本质和它自己的目的..(它)关系到一个人的形成和个人的精神解放”，这乃是“教育的重要的人道价值”。教育的另一目的便在于培养“有用的公民”，使每个人的行为真正符合公共的利益，对整个社会负责，“使国家得到不可计量的好处。”总之，“达到公共利益”是教育的另一目的。这两个方面的教育目的的提出，反映了新托马斯主义教育理论的唯心主义的神学基础和使教育为维护资本主义统治利益、巩固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服务的政治要求。
为了完成上述教育目的，在教育内容上，新托马斯主义特别重视文学、艺术课程，而且和永恒主义者有相同之处、倾向于复古主义的课程，不过更重视多读宗教方面的古书。然而由于时代已经向前发展，在工业发展的现代社会中，托马斯主义者也提出要重视科学课程的学习。但是，它是在神学要凌驾于科学之上的原则下对待科学的。
在庇护十一世关于教育问题的通谕中，引述了《梵蒂冈会议记录》中有关的观点：“信仰与理性不但不可能相互抵触，相反地，它们是互相帮助的。理性树立了信仰的根据，信仰却解放并保持理性使之不发生错误，并且以种种知识丰富理性。”这是一种典型的调和理性与信仰，并把宗教信仰凌驾于理性之上的观点。在这一观点支配下，新托马斯主义者提出，科学的研究不能侵犯或扰乱信仰的领域；在教育内容上，要求教授数学、自然科学和科学史等学科，但所有这些学科的教学都以不触犯宗教原则为限。而且指出，教授这些学科的根本目的主要不在于使学生获取学术性的知识，而在于从中更好地领悟“上帝是一切知识的主宰”的启示。
新托马斯主义者特别重视道德教育，因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混乱复杂情况主要是“道德上的危机”、因此必须实现“道德力量的复兴”来挽救“文明危机”和人性的“疾患”。马利坦提出，进行道德教育，仅靠“知识和优良的教学”是不够的。他引证亚里士多德的话;“知识对德行很少帮助，或者甚至毫无帮助。”他主张“对德行有很大帮助的是爱”，他要求从家庭之爱、兄弟之爱培养起，最后达到对上帝之爱而驱除个人的利己主义。他说：“上帝是人类的爱能够归宿的唯一具有人格的神，爱上帝也就包括怀抱着其他一切人，而从利己主义的自爱解放出来。..这就是爱能成为首要的道德箴言的原因。”新托马斯教育理论充分反映了在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教育理论已失去了勃勃的生气，为了抵制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反对人民群众接受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不得不乞求于对上帝、对宗教的盲目信仰。但是，如前所述，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教会学校仍占有很大比例，因此这一理论流派也仍有它存在与传播的很大的地盘。
以上三个流派集中反映了新传统派教育理论的基本要求和原则，它们虽产生在本世纪的30年代后期，但却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盛行起来，在反对进步教育运动和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中，这三个流派都采取了进攻的姿态。当然，这三派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新托马斯主义是属于宗教教育理论的一个派别，影响不如其它两派大。在其它两派之中，永恒主义派虽曾作过批判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浪潮中的一个主力军，但要素主义却以它的完整的体系和较多的符合实际教学的合理因素在新传统派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也具有更为普遍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