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
进步教育的倡导者全力集中于研究事物的变化。他们认为，变化是我们世界的基本特征。物质的宇宙、地球的形貌、以及生物的形态都显示了长期变化和发展的历史。科学的探究已经提出了支持这种观点的假设，为进一步的发现铺平了道路，再根据这些发现去完善和修改特定的理论。无论从哪方面来说，现在还没有明显的证据可以表明我们世界所发生的变化是由一种包罗万象的设计或计划所控制的。总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分析和控制这些变化，而不是全面地、系统地陈述有关起源和设计的理论。自然主义者的特点是对于有关第一推动力的研究并无特别的兴趣。他们忙得顾不上去理解在特定地区所发生的特有的变化。
人类本身是从低等的生物有机体进化而来的。人和其他生物有共同的基本内驱力。他的起指导作用的道德价值是创造出来的，而不是以事物的本性为根据的。从文化的意义上给真、善、美下定义。
人与其伙伴在生活过程中所要遵守的那些法规是在社会的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不存在绝对的法规。因为人能够熟练地使用语言，所以人的社会生活比大多数其他的生物要复杂得多。然而，语也是进化的产物。心灵被认为是一种“生物-社会的突创物”。所谓心灵，事实上并不是人的一个实体部分，相反地，它只是人使用符号的一种行为(即利用符号进行动作)。人已经学会站立并直立地行走，这样，手臂就自由了。大拇指和食指的位置相对，使人能够使用工具；嘴也摆脱了携带和攫取东西的任务，而在其他与人的结构相似的动物中，嘴是用来携带和攫取东西的。人具有肌肉组织高度发达的松软的嘴唇和舌头。嘴和舌头的肌肉组织加上具有高度适应能力的发音构造，便为语言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人有发达的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人的生命期也足以使人能够进行长期的学习。
然而，人的生理特性还不足以充分地解释文明和学习。因此，由G·H·米德首先发展了一种社会学的理论。语言是在人类的阶段上才出现的，它是后天出现的，而不是先天的能力或某个巨大的第一推动力预先给予的天赋。的确，这很神秘的，甚至还可以算是一个奇迹。不过，同高山和峡谷以及地球上千姿百态的生物的出现比较起来，这也称不上是什么奇迹。随着语言的出现，也出现了传统的哲学家所谓的“心灵”。因为智力活动仍然是一种活动，是一种行为。
运用语言做事仍然是在做事。心灵是符号的行为。“心灵”并不是一种实体；它是一种行为的方式，它是通过符号进行的动作。“心灵”就是“心灵的活动”，因此，它是一个动词，而不是一个名词。
人是进化的产物，他与人类以前的祖先具有悠久的血统联系。
现在，人在灵长目动物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他在征服自己的环境方面显示出空前的威力。人的数目比任何其他灵长目动物的数量都多，而且在地球上的分布也较广。
人在其中度过一生的宇宙包括一些象地球这类结构紧密的团块，这些团块是由原始的宇宙尘埃和气体云凝聚而成的。生命本身乃是一种化学-物理的突创物，而这个突创的过程则属于科学分析的范围。虽然我们只掌握属于地球上的生命的知识，但是，有关其他行星的物理构成方面的知识足以使我们想到，宇宙的其他地方也同样可能出现生命。
如果生命可以从原始地球上无生命的物质中自发地产生出来，那么，宇宙的其他地方也能产生生命吗？这个问题引起了近代生物学家和天文学家的兴趣。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或许只有地球这个行星才有生命。但是，从事生物学研究的科学家中几乎没有人是这么认为的；大多数人深信，生命可能已经在许多地方多次出现过。他们指出，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生命的起源唯有地球上才存在；相反，所有现在所假设的事情和我们所知道的生命特征都是符合宇宙的普遍规律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可以重复出现的自然现象。他们争辩说，宇宙是浩渺无边的，认为生命仅仅限制在宇宙中的一个小小的太阳系中的一个小行星上的看法，实在是不合理的。
使人能够在地球上居于支配地位的生物学上的那些无与伦比的特征是：人具有大脑，大脑中有发达的运动-语言神经中枢，人手的大拇指和食指的位置相对，使人可能熟练地使用工具，人的繁殖率高，人从出生到成年期的发育速度缓慢，这为人接受周密的教育影响提供了时间和机会。
这些生物学方面的条件，为创造文明的人提供了必要的，但还不是足够的条件。随着语言的发展(语言本身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开始了人类的文明；这就引入了一种社会学的或文化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构成了一种持续不断的进化过程。语言现象通过符号的媒介，使我们有可能对经验进行反省思考，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批评、评价或判断经验的手段。换句话说，语言使人有可能思考和估价他们所遇到的事情。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就影响着我们对于未来的事情作出决定；因此我们可以对准某一目标作出努力，而这种努力作为贮存着的能量也对于未来发生影响。
自然是个包罗万象的范畴。人和他的宇宙是自然的。没有任何东西能超越自然的领域。人类是一种以不懈的斗争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并使自己在自然世界中永远生存下去的有机体。在保存生命和满足人的基本欲望方面，最成功的方法是我们称之为科学的或经验的那些方法。因此，虽然没有永恒的真理，但科学的方法(有时也称为批评的方法或理智的方法)却是最合理地解答各种问题的最好方法。
新的逻辑从最根本的和技术的意义上来说，进化的思想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对思想和探究的真正性质产生了新的观念。按旧观念对智力工作方法所作的阐述，最后都以某种方式假定世界上存在着一种永恒不变的结构。在西方人的思想中持续存在了许多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关于变化的观念，虽然包含了发展和潜在性之类的思想，但没有真正的创新。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一切事物过程终究只是永恒形式的具体事例。达尔文以前的思想家在使用“发展”或“进化”这类名词时，这些名词并不意味着新的形式的起源或旧的物种有了突变。相反地，他们把变化、生长、发展和进化看成是一种事先作了安排，在预先计划好的轨道上的来回移动。
另一方面，引进了近代的进化观点以后，人们便怀疑并抛弃了从前那种认为最后有一种结构设计、先验智慧以及通过这种设计发生作用的原始动力的想法。有机体的适应性产生于经常不断的变化；在生存斗争中不能适应变化的东西就被淘汰了。看来并不需要假设一个作为永恒的计划者或设计者的原始动力。这种思想不仅适用于非人类的自然界的情况，而且也适用于有关人类的情况。不再把人类行为的核心看成是人与上帝之间的联系。就象自然界里出现新形式和从旧的物种产生新的突变体一样，人的生活中也出现着新的和不可预见的行为方式。人类和人类的事业置于自然环境之中，象别的自然现象一样，它们也有其自然的起因和自然的背景。因此，进化论思想的重要性，最根本的就在于它对理智方法所产生的影响。
现在已经清楚，进化论思想的重要性，就象..先前各种自然主义一样，主要表现在方法论方面：在对待人的理智方法和对待自然界其他方面的理智方法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别，而人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这种观点认为，创新是世界的一个永恒的特征---创新不仅表现在事件发生的形式或种类方面，也表现在特殊过程的细节方面。
人和他的经验乃是自然的组成部分。化学家、物理学家以及生物学家所研究的“自然”与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以及教育学家所研究的“自然”之间的鸿沟被填平了。
约翰·杜威在他的《达尔文主义对哲学的影响》一文中指出了产生于进化论的自然主义的新逻辑所具有的三个积极的特征：
1.探究集中于研究特殊变化怎样服务于我们的目的，又怎样使我们的目的遭受挫折，而不是去发现和陈述某种终极意义或这种特殊变化背后的永恒本质。
2.探究就是考虑经验、经验本来的性质和价值在当前有什么用处和意义。笼统地证明存在的某些性质与价值而贬低其他性质与价值的这种企图已经为人们所抛弃。
3.关于探究的这种观念负起了研究生活的责任。人对于决定未来起着实际的作用，即在不确定的情境中我们的行动是有力量的。
在创造未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美好世界中，我们能够真正起到一份作用。我们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我们环境的发展前景。
事实上，这种控制和创造未来的努力就是一切思想的主要目标。
探究的作用是控制特殊的变化以达到我们的目的而不致使它落空；只有这样，理智的运用才有至高无上的价值。这样看来，道德就是理智在生活环境中的运用。有益的生活就是致力于探究，以提高未来经验的价值。它就是要使我们更容易理解未来的经验，使我们感到未来的经验富于乐趣和具有价值。
詹姆斯把自我看成是一种意识之流。没有必要用神秘的先验的自我或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灵魂来解释人的行为。詹姆斯说，自我的认知部分和“认识自我在认知”的那个部分不过是一个整体的不同方面。他认为，灵魂的假设对于心理学来说是不必要的；人的行为可以用意识的状态来解释。过去哲学家所说的逻辑或伦理的永恒原则只是理解的内容，而不管这些内容是什么。进行思考的是思想，所谓“心灵”或“灵魂”并不是什么实质或实体。
意识状态乃是心理学所需要研究的全部工作。形而上学或神学也许能证明“灵魂”的存在，但是对心理学来说，假设这么一种实质个体原理是没有必要的。詹姆斯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来自对事物的直接经验或对事物的了解。个人之外的物质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着的，而且是可以经验到的，因此，事物就为人所认知。詹姆斯称自己是多元论者。他曾经把我们的世界说成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他从来就不承认，有一个无所不包的普遍计划或规划，似乎只要应用这种计划或规划就能理解一切。世界是一个具有许多事物、许多关系和许多原则的世界。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思想，因为它们与那些传统的哲学是互相抵触的。传统哲学教导人们：有一个以某种方式存在着的终极目的或无所不包的原则，它包含所有其他的事物，而且人们可以根据它去理解一切事物。多元论则认为，根本不存在这么一种原则。世界是多元的，而且我们必须按照那种方式学会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生存。
当有机体在这个世界中活动时，阻碍他继续活动的障碍也就产生了。由这些活动障碍所构成的问题便激起探究，于是就引起了探究的行动，而这种行动开始时具有解决问题的活动的那种性质。问题障碍或阻止着活动的不断进行；问题是否得到解决的标准就是看问题产生以前进行着的那种活动是否还能继续进行下去。我们要在排除这种阻力或障碍时所制订的各种假设的效果中去发现所谓“真理”。当一个碰到隐蔽困难的过程又能够重新继续进行下去时，假设就成功了。
科学家检验一个假设的方法很象动物通过发现退路而逃跑以脱离危险的那种方法。他围绕着问题进行思考。他用这种方法试试，再换那种方法试试。科学家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就与陷入圈套的动物在篱笆上寻找一个洞口以便逃跑一模一样。科学家为了研究一个复杂的问题要工作好几个月。然后终于有一天偶然想出一个办法，按照这个办法去行动就找到了出路---或者说，摆脱了一直缠住他的困难。当然，对于他想出的办法或假设所进行的检验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如果他“摆脱了他的困难”或“从洞口逃跑”，他就向前进入另一个工作阶段。如果他还没有解决问题，那么他就得重新探索以发现其他的线索。
实用主义的有见地和有才能的解释者从未把实用主义作为理由来为无政府主义和浅薄的权宜之计进行辩解。但是，二十世纪初实用主义的思想和对实用主义的解释所根据的生物学背景还不足以说明和证实社会的控制。对实用主义在教育和道德方面所作出的庸俗解释竟至认为：凡是有用的就是真理；不管下一步的后果如何，只要在一定的条件下能产生我们所向往的结果的，就是真理。在一般人的思想中，实用主义指的就是与苏格拉底所指斥的希腊诡辩派类似的那种个人主义的相对论。
众所周知，詹姆斯赞成心理学的、行为主义的实用主义，这种实用主义只承认可以使人继续活动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凡是个人所发现的解决困难的办法，他似乎都是同意的。人们有时还指出，詹姆斯认为鼓励人们具有信仰的意志是可能的，而不管对这些信仰是否作过批评性的系统阐述。即使是宗教经验，只要它能以某种方式满足人们的信仰，他似乎也愿意去支持宗教的迷信和欺骗。其含意似乎是：任何人的解决办法都是好的，并且，个人应该自由地去探究和发明---去发现或创造那种能够满足他们个人需要的信仰，而很少或不去考虑长期的社会后果。
本世纪初，反对绝对实体的斗争经常是借着詹姆斯的名望进行的。那种与詹姆斯联系在一起的比较人文主义的、情调动人的实用主义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于我们之中，而且，在道德和教育方面仍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作用。
对社会科学的影响社会科学在1900年以后得到了发展，之后，就可看到实用主义对社会科学所产生的影响。其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詹姆斯·哈维·鲁宾逊(JamesHarveyRobinson)和卡尔·贝克(CarlBecker)等学者的所谓“新史学”。这是把历史知识与当代所关心的问题以及当代的紧张形势联系起来的一个运动。其观点是，历史知识是处理社会问题的一个理智的工具。从传统的系统的历史转变到研究社会问题，这有时指的是公立学校的社会学科运动，产生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受到“新史学”的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