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谋士杨修见门框上的题字，即刻叫工匠们拆掉重做，并说：“你们知道吗？丞相题在门框上的‘活’字，意思是‘门’中有‘活’为‘阔’字，就是指门做大了叫你们重做，懂吗？”
一天，有人给曹操一盒酥，曹操吃了几口，便在杯盖上写了一个“合”字，然后递给一位文臣。文臣看了不解其意，众人相互传看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当酥传到杨修手里，他便吃了一口酥，然后说：“诸位，这‘合’字即是‘人一口’，丞相是叫我们每人吃一口呀！”
还有一次，曹操由杨修陪同出外游览，经过一处，看见一块烈女曹娥墓碑，碑的背面刻有八个字：“黄娟幼妇，外孙齑臼。”曹操问杨修：“杨主簿，你懂这八个字的含义吗？”杨修很自信地回答：“丞相，在下懂得。这……”
曹操未等杨修说明，便打断他的话头说：“杨主簿别急嘛！待老夫想想。”接着他们离开墓碑，大约走到离碑三十里外，曹操这时才说：“老夫已明白墓碑背面那八个字的意思。”并叫杨修转过身去，两人分别记下自己所懂的意思，然后一对，两个意思果然一样。
于是曹操感叹地说：“老夫的才智与杨主簿相差三十里呀！”他们对“黄绢幼妇，外孙齑臼”这八字所解的意思是：黄绢色丝，“丝”、“色”并在一起即是“绝”字；年幼妇女就是少女，“女”、“少”并在一起即是“妙”字；外孙是女儿的子女，“女”、“子”并在一起即是“好”字；齑臼是用来盛五种辛辣调味品的器皿，这是舌辛，即是“辞”字。因此，这八个字的含义便是“绝妙好辞”。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操与刘备争夺当中，屡遭失败，曹军不知道是进还是退，曹操便以“鸡肋”二字为夜间口令。将士们都不解其意，唯有杨修明白：“鸡肋乃是鸡肋间的肉，吃起来没有什么味道，丢掉了又觉得可惜。丞相的意思是叫撤兵回去。”他便私下告诉大家收拾行装，诸将也随之做准备回去的打算。
没多久，曹操果然下令撤军了，曹操知道是杨修把机密告诉大家的，便以“漏泄言教，交关诸侯”的罪名，将杨修斩首。
明代作家冯梦龙在《智囊》中列举了这个故事，然后评道：“杨修聪明才智太显露了，所以引起曹操的忌恨，这样他能免于灾祸吗？晋代和南朝宋的皇帝大多喜欢与大臣们赛诗比字争高低，大家都吸取了杨修遭杀害的教训，所以大文学家鲍照故意写些文句啰嗦拖沓的文章，书法大家王僧虔用很拙劣的书法搪塞，这都是为了避免君主的杀害。”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白，机智聪明的人不要处处在上司面前表露出比上司强，比上司先懂得什么，否则将遭忌恨而招致祸害。
杨修不懂这一点，也就是说，他在上司面前不善于深藏智慧，处处显露比上司高明，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
含蓄中正是为人处世的大智慧，含蓄是美德，内敛是睿智，中正是法则。能够做到让内心的喜怒不表露出来，守正不变并克制收敛自己，这样好运就会伴随自己一生。
有些人误解了含蓄中正的含义，处处刻意去做到深藏城府。其实，对深藏不露的意图可利用，却不可滥用。一切智术都须加以掩盖，因为它们招人猜忌；对深藏不露的意图更应如此，因为它们惹人厌恨。凡事三思而行，总会得益良多。
然而，社会复杂，人性各异，在交往之中，由于种种原因，人有时不得不违心地处世待人，在此种情势下，就需要采取方中有圆的策略。以正直克己持身，贵在处世有灵活变通不固执己见的权变，处世缺乏变通灵活的男人，就像木头人一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人认为碍手碍脚。
5．男人讲分寸，不要把事情做绝
做事要留有余地，不把事情做绝，不把事情做到极点，于情不偏激，于理不过头。这样，进可攻，退可守，攻守兼备，进退自如，才是高明之举。
刘邦晚年，西汉中央政权内部潜伏着一股暗流，外戚吕氏倚靠皇后吕雉，力图取代开国老臣，控制军政大权。泼辣又精明的吕后内靠颇有心计的宠臣审食其参与谋划，赞襄政务；外则与骁将樊哙等人结成裙带关系，又把吕氏兄弟子侄安插到各个要害部位。在此情况下，有心人首先要考虑如何在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中存在下来，然后才能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挽时局。
内忧未除，外患又起。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燕王卢绾谋反。二月，刘邦命樊哙率兵前去平叛。出师不久，有人就在刘邦面前谈论樊哙过错。刘邦闻言大怒，决意临阵换将，可又担心樊哙手操军权，或生不测。最后，还是采用陈平的计策：以陈平名义前往樊哙军中传诏，车中暗载大将周勃，待驰至军中，宣旨立斩樊哙，使周勃夺印代将。
陈平、周勃遵命而发，途中边行边细心合计。自然是陈平智高一筹，他对周勃建议说：“樊哙是皇帝故交，功多劳重，况且又是吕后之妹的丈夫，可谓既亲且贵。帝因一时愤怒，便要杀他；一旦气消，或许后悔。兼之吕后从旁捉弄，难免归罪于你我二人。你我不如拿住樊哙，绑赴朝廷，或杀或免，听凭皇上自己处置为宜。”周勃忠厚老成，依计而行。
樊哙果然中计，被周勃当场拿下钉入囚车。周勃立即赶到中军大帐，宣旨代将，另由陈平押解囚车返回京师长安。陈平行至中途，突然获悉刘邦病故。
陈平料定朝中必由吕后主持政事，这样局势变得更加险恶。唯一可恃的是，幸亏先前未斩樊哙，还可向吕氏曲意交代。即使如此，他也怕夜长梦多，务必在朝中忙于治丧的时候，将自己剖白干净，否则恐遭吕氏暗算。想到这里，他让囚车照常行驶，自己则抢先策马驰往长安。
还未到长安，陈平就遇见使者传诏，命他与灌婴一同屯戍荥阳。陈平想到前事未及说明，再远离朝堂，怎不忧谗畏讥！于是，他心生一计，立刻跌跌撞撞地跑入宫中，跪倒在汉高祖灵前，放声悲号，且哭且诉，大意是说：先帝命我就地斩决樊哙，我未敢轻处大臣，现已将樊哙解押回京。这分明是说给活人，向吕后表功。
吕后得知樊哙未死，立即放下心来。又见陈平涕泪横流，忠君情义溢于言表，顿生哀怜之心。最后任命他为郎中令，并负责教诲、辅佐新即位的汉惠帝。不久，樊哙解至长安，立即赦免，官爵如旧。
陈平在处理樊哙这件事上，虽然奉旨行事，但又没全照办，对高祖而言，算是小过；对吕后而言，不是大过，从而自身得以保全。
男人做事符合自己的能力，心中始终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欢乐；不切实际的欲望，会导致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遇到挫折、忧愁和痛苦。
做任何事情都要掌握个分寸，也就是所谓的“度”。事情做得过了度，往往便会走向反面，好事也就变成了坏事。有时，事物的发展往往不会以某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我们无法强求，无法回避，无法更改。所以，我们只能强迫自己认识它，了解它，承认它，适应它。也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方能真正做到事半功倍。
凡事都不可做得太过分，否则就会招致不利于自己的结果。在与人交往中，凡事不要把人逼得太紧，不留下一点回旋的余地，而应该尽量保持相对自由的空间，为日后的交往埋下伏笔。
所以，做事情要掌握分寸，把持尺度，杜绝不顾分寸盲目乱干的思想和行为。人生变故犹如流水，事盛则衰，物极必反，恰到好处则是不偏不倚的中和。
6．男人有手段，软硬兼施有火候
“外圆内方”是软硬兼施的另一种表现。有方有圆，百事不难，为人处世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保持灵活性，二者相辅相成，才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男人懂得一些做事的手段，往往是现实的一种需要。
曾几何时，一提到“软硬兼施”，人们就会认为是专门贬斥那些善于耍手段的人。对于那些人的行为，人们感到无耻和厌恶，说他们“软硬兼施，圆滑世故”。
软和硬都是为人处世的手段。既然是手段，欲成大事者大可不必担心对它的褒贬之词，尽管善择机会，见机行事。自古以来，软硬兼施的处世之道，正人君子可以使用，奸佞小人更加擅长，只不过是各取其用罢了。前者用以坚持正义，扞卫尊严，并且规劝他人行正道，后者则是为了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甚至不惜牺牲别人的利益。既然它是手段，恶人用之作恶，正人自可用之“弃恶扬善”。
软硬兼施，需要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作家三毛举例说：“对一个恶人退让，结果使他得寸进尺；对于一个傻子夸奖，结果使他得意忘形。”看来，要想使其发生效用，需见机行事，对欺软怕硬的人，可以以“硬”克之，对于吃软不吃硬的人，自可以“软”化之。
方与圆是构成各种不同形状体的两个基本几何形体，无论何种物体，离开方与圆就难以成形。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中，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也少不了有方有圆的处世之道。“方”，即指品行方正，“圆”，即指婉转机警。有的男人外方内圆，秉性刚直，心地善良；有的男人外圆内方，面容慈善，行事有方。这些人并不都是老谋深算，老于世故的人。他们以“方”为立身处世的根本，以“圆”作为减少阻力的方式。
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斤斤计较、处处与人摩擦者，即便他本领高强，聪明过人，也往往会使自己壮志难酬，事业无成。青年人未经社会的打磨，总呈现出棱棱角角，容易碰壁，为了减少前进中的阻力，为了集中精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必要时，应该做出某种让步或妥协，即用“圆”的方法去取代“方”的精神，当然不能把“方”全丢了。人们活在复杂的社会当中，像舟行于江河，处处有“风浪”，有阻力，而一个男人如果时时事事以“方”处之，以硬碰硬，竭尽全力与阻力相较量，相抵抗，甚至拼个你死我活，这样做的结果，一来精力难以承受，二来树敌太多，更不好过，与其如此，何不适当地用些“圆”的方法，积极地去设法排除一些困难或减少部分阻力，这样不就使通向成功之路上少几块绊脚石了吗？
以战争为例，两军对峙，若正面进攻不成，因为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硬要上只能是“以卵击石”。有经验的统帅，面对寡不敌众的形势，采用迂回包抄的战术，避其主力，击其侧翼，就会扭转战机，取得胜利。这一“迂回包抄”的战略，不就是“圆”的战术吗？
男人行事为人，过于方正可能会树敌过多或显得不近人情而伤了别人；过于婉转又容易被人说成圆滑，所以行方圆之道要掌握“火候”。
无论软硬兼施也好，有方有圆也好，都是启示人们处理好社会生活中各种人际关系的重要思维，为成就大事储备必要的资源。
7．男人会办事，方圆兼济能变通
曾国藩是一位复杂而且具备多元影响的人物。对他褒奖的人把他捧得比天还高；贬斥他的人又把他看得一文不值、不足称道。曾国藩一生历尽周折，最终走出湘江大地，成为中兴名臣。他得心应手地驾驭着各种权力，深藏不露，随机应变，最终取得了成功。他的成功取决于性格上的刚柔并济。所以毛泽东称他是：“办事兼传教之人。”
兵无常势，文无定法。能方则方，遇圆则圆，方圆兼济，必有方圆人生。这种性格属于善变型，能因人、因势、因时而变，极尽中庸性格之精髓。
曾国藩是方圆性格的最典型代表，更是因改变性格而改变命运的男人。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郭隗对国君和士人的关系就作了极其深刻的论述，同时也就定下了一条千古不变的“知识分子政策”，影响了数千年来中国士人的性格和命运。郭隗为了使燕国复兴，他对燕昭王说：“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意思是说，国君要想称帝，就要把士人当做老师；如果想称王，就要把士人当做朋友；如果只是打算称霸，那就把士人当作臣下；但如果把士人当作仆役，那就要亡国了。从此以后，中国的士人所追求的人生理想，就是当帝王师，做圣人相。当帝王师，做圣人相，自然是士人最理想的命运，那么拥有什么性格的人才能当帝王师，作圣贤相呢？莫过于方圆性格的人了。然而，中国历史上具备这种性格的又有几人呢？
曾国藩是个什么性格的人呢？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学者兼“贤相”的典型，是一位福禄寿禧都占全了的男人，是最后一个能够体现这种，方圆性格的男人。自曾国藩以后，就只可知其名，而无可见其人了。
一般说来，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做官实惠，成名可以不朽，如果能把二者集于一身，那就妙之极矣！
只做了官，还不够高雅，如果能成为贤人甚至圣人，那就更加完美了。古人历来对于先贤圣哲有一种神秘的敬畏感，认为他们不仅是天道的代言人，还是神明的象征，因而，一般人尊重圣贤，读书人尤其如此，他们最大的愿望大概不是当皇帝，而是成为“帝王师”。
其实，名、利往往是粘结在一起的，所以，在图得官位、名誉的同时，往往就有了实利，像孔圣人那样一生穷困潦倒、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情形毕竟是个别的，而中了状元，做了大官，发了大财的情形才是普遍的。所以，中国人往往把名、利看做一回事。
但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商人赚钱，还是为传统观念所鄙视，土地主有钱，也为城里的人看不起，因此，像曾国藩那样，既是晚清统治集团中最大的实力派，是名震中外的“圣相”，还是学术界的领袖，是“帝王师”，把官、权、名、利结合得十分完美，就成了传统的中国男人的理想形象。
的确，在曾国藩的身上，虚名与实利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他这一辈子实在没有白过，吃喝玩乐占了，叱咤风云占了，行权用势占了，建功立业占了，舞文弄墨占了，寿终正寝占了，总而言之，功名利禄四字全占了，可谓占尽了在一些男人看来令人羡慕追求的一切好处。
但如果历史不给他提供特殊的契机，他是不会成为闻名遐迩的曾国藩的，他也许只会像无数个封建官僚一样，默默无闻地度过他的一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出现，给他提供了一片广阔的历史舞台，也给了他方圆人生的机会。
公元185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在洪秀全的领导下，太平天国起义军从广西金田村冲出，像一股滚滚的洪流，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北推进，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攻克了南方重镇江宁（南京），并改名天京，定为国都。清政府的军队可谓是望风披靡，一触即溃。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感到没有力量组织军队、调集兵力围攻起义军了，就好像东汉末年朝廷镇压黄巾起义一样，让各地自己建立地主武装，称为团练。这些武装力量由当地的官僚和地主联合组建，具体指挥权属于组建者。
曾国藩在同乡儒生罗泽南的帮助下，先建立起一支数千人的队伍，然后逐渐扩大。曾国藩十分了解清朝八旗兵、绿营兵的腐败，因此，他在组建队伍时，首先注意了从平民当中招募士兵，决不引进官僚子弟，其次是他十分注意宗族关系，把军队组建成一个血缘家庭性质的组织，以增强战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