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在《罗斯塔讽刺之窗》的诗画，从内容到形式都颇具特色。
首先是主题广泛，富于思想性。这些诗画，有的揭露协约国对苏联的武装干涉，有的讽刺国内白匪头子弗兰格尔、邓尼金、高尔察克和尤登尼奇，有的宣传文明礼貌、搞好清洁卫生。总之，在马雅可夫斯基的笔下，任何题材都可入诗入画。政府的政策，领袖的演说，群众的思想，敌人的破坏，在他的笔下都可得到反映。他的诗画是鼓舞人民斗争的号角，是刺向敌人的投枪。
其次是反映及时，富于战斗性。这些诗画都是紧密配合当时的斗争形势的，它们像新闻一样及时。正如诗人所说：“除了电报和机关枪的速度，别的不能和它相比。”有时，一条重要电讯传到“罗斯塔”，一个多小时之后，街上的橱窗里就出现了彩色的宣传画。马雅可夫斯基还善于利用各种节日，及时进行宣传。1920年新年前后，他就绘制了两幅以新年为内容的诗画。诗人宣告：一旦摆脱战争和其他灾难，大丰收的新年一定会来临，戴着胜利的桂冠！
1920年3月18日是巴黎公社革命四十九周年。诗人立即绘制了题为《巴黎公社日》的宣传画，对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诗人深信：“播下的种子总会结果，蓝色的天空总会飘荡起红旗。”俄罗斯就是新的公社，公社的事业一定胜利。
在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五一前夕，诗人又绘制了一组以五一为内容的诗画。号召劳动人民：
愉快地高举起工作的铁锤！
铸造欢乐的未来！
第三是形式多样，富于群众性。马雅可夫斯基在《罗斯塔讽刺之窗》的作品，有故事诗、寓言诗、标语诗、顺口溜，生动活泼，为群众所喜闻乐见。《虾和梭鱼》借用克雷洛夫的寓言诗《天鹅、梭鱼和虾》的形象，对白匪头子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作了辛辣的讽刺。他们虽然“要把资产者拉向俄罗斯”，但一个“四脚着地用劲往回跑”，另两个像乌鸦一样，“见了红军就向两边乱飞乱跳”。诗人把他们那种勾心斗角，一败涂地的丑态描绘得淋漓尽致。故事诗《关于一个国王和一个跳蚤的故事》把邓尼金比作一只跳蚤，它夸下海口，要把布尔什维克一网打尽。英国国王授予它一枚“嘉德”勋章和满满一车金银财宝。他召集跳蚤大军，开始向人民进攻。可是红军一到，抓住跳蚤的小腿，指甲一挤，跳蚤大军就全完蛋了。
此外，这些诗使用的比喻，非常形象生动。如把红军比作“红色的刺猬”，把懒汉比作“虾蟆和雄蜂”；这些诗还富于幽默感，令人读来饶有兴味。如讽刺协约国的一首诗说：
协约国承认了尤登尼奇，
协约国承认了邓尼金，
协约国承认了弗兰格尔。
现在什么都已经完蛋了，
也就是说，除了承认自己是个傻瓜。
在这首诗里，诗人嘲笑了协约国的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完全相反。他们只承认俄罗斯的反动将军，到头来，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傻瓜。
这些诗也是非常口语化的。在下面这首诗里，每句话都明白晓畅，未来主义、形式主义的毛病一扫而光：
1.协约国的武器——金钱。
2.白匪军的武器——谎言。
3.孟什维克的武器——暗藏的刀子。
4.真理，
5.大睁着双眼
6.再加上长枪——
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武器。
诗人以能在《罗斯塔讽刺之窗》工作而自豪。1921年，他在《给艺术大军的第二号命令》里说：
告诉你们，
我——
有没有天才又当别论——
抛弃了无聊的玩艺儿，
现在已在罗斯塔工作。
诗人在《罗斯塔讽刺之窗》的工作是具有重大意义和富有成效的。他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帮助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红军战士看了这些诗画，斗志昂扬，勇气倍增，高唱战歌，奔赴前线。不仅如此，诗人还用党和列宁的思想来武装自己，使自己的创作跨出了以前狭小的圈子，走向了工农群众，加强了与生活的联系。诗人说：“我们进行这种工作时，不仅干劲十足和严肃认真，而且自己的趣味也革命化了，同时提高了宣传画艺术和鼓动艺术的技巧。如果有的作品够得上‘革命风格’的话，这便是我们讽刺之窗的风格。”
1929年，诗人把自己在《罗斯塔讽刺之窗》的作品编辑成册，题名为《森严的笑》。他在序言中说：“对我来说，这是一本具有很大语文学意义的书，一部在表现一些不许噜苏的主题时去掉了诗的贝壳而纯洁了我们的语言的作品。”
革命的风格，朴素的语言——这就是诗人对自己的《罗斯塔讽刺之窗》的创作的评价。
严肃的批评，最高的奖赏
十月革命初期，苏俄新文化的建设工作受到“左”右两方面的干扰：一些反动作家和旧思想严重的人抱残守缺，盲目崇拜古代文化，而对革命却持否定态度；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未来派却打着革命的旗号，不加区别地否定一切文化遗产。无产阶级文化派以无产阶级的文化代表自居，妄图脱离党的领导，割断历史联系，创造什么“新文化”。未来派也想独揽一切，否定一切，把自己打扮成革命艺术的惟一代表，叫喊创造一种“未来的艺术”。当时，革命正在深入发展，人民群众斗志高昂。右倾保守的美学观点比较容易为群众所识破，而“左”的虚无主义观点却颇能迷惑一部分群众，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市场和影响，成为新文化建设工作的障碍。
列宁敏锐地看到了这种危险的错误倾向，同它作了不妥协的斗争，并把这种斗争当作建设无产阶级新文化的重要任务之一。1920年10月，列宁发表了《论无产阶级文化》的决议草案，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化派必须接受教育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成为它的一个辅助机构。决议还说，作为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因此决议认为，只有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继续批判地吸收旧文化，才能促进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同年12月1日，《真理报》公布了俄共（布）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信。这封信强调了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作用，同时也批评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一些人打着“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在哲学上给工人灌输资产阶级的观点（马赫主义），在艺术上却给工人培养一种荒唐的、不正常的趣味（未来主义）。
十月革命初期，马雅可夫斯基不仅同未来派有一定的思想联系，而且于1919年春天在列宁格勒组织了一个未来派团体——“康夫社”（“共产主义者——未来主义者”的简称）。1918年2月—－1919年3月，诗人和一些未来派成员参加了教育人民委员部绘画艺术部主办的《公社艺术报》的编辑工作。1918年12月15日，诗人在这家报纸上发表了短诗《高兴得太早》，把文艺复兴时期卓越的意大利画家拉斐尔、伟大的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同反动的白匪将军相提并论。当时任教育人民委员的卢纳察尔斯基写了《一剂解毒药》一文，对诗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诗人不服，12月29日又在该报发表短诗《致彼方》进行辩护。
1920年，马雅可夫斯基写成长诗《一亿五千万》，诗人以歌谣的形式描写了苏美之间的决战。诗中有两个人物，一个是勇士伊万，他代表着一亿五千万苏俄人民，是社会主义俄罗斯的化身；另一个是美国总统威尔逊，他是国际帝国主义的化身。伊万赤手空拳来到美国，威尔逊盔甲齐备，全副武装。他趾高气扬，自以为稳操胜券，一刀砍向伊万，可是从伊万伤口里冒出来的却不是血，而是人、房屋、装甲舰、马匹等等。威尔逊见武力不行，就派出最后一支部队——思想毒气队。什么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一齐开拔过来。这些东西也不见效，于是，这场斗争以伊万的胜利和威尔逊的失败而告终。
在这首长诗里，诗人把世界截然分成对立的双方，过于简单化，在艺术描写上有失分寸，让鸟兽虫鱼统统起来革命。伊万和威尔逊的形象也缺乏艺术个性，在语言的运用上，杜撰了一些新词，令人费解。总之，这首长诗有着明显的未来主义倾向。
1921年4月底，马雅可夫斯基把这首长诗寄给列宁，封面上的题词是：“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致以未来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宁向来不喜欢未来派，他曾对德国女革命家蔡特金说：“我不能认为表现派、未来派、立体派和其他‘各派’的作品是艺术天才的最高表现。我不懂它们。它们不能使我感到丝毫愉快。”高尔基在回忆录中也谈到，列宁对马雅可夫斯基是不信任的，甚至是气愤的：“乱叫乱嚷，捏造一些离奇古怪的字眼，并且他写的全是不需要的，在我看来，——不需要而又难懂。一切都是不连贯的，难读得很。……”卢纳察尔斯基也说，列宁不喜欢诗人的艺术手法：“他讨厌过度的紧张，各种不自然的超现代的雕词琢句。”
有一次，列宁出席一个为红军演出的音乐会。他坐在前排，女演员格叔夫斯卡娅朗诵了马雅可夫斯基的《我们的进行曲》一诗。当她读到“我们的上帝是飞跃前进，心脏是我们的一面大鼓”时，列宁手足无措，非常不安。好在另一位演员接替格叔夫斯卡娅朗诵了契诃夫的小说《凶犯》，列宁才如释重负，平静下来。演出结束后，列宁问她为什么选这首诗，并说他完全不懂。
还有一次，列宁参观国立高等工艺美术学校。他问学员们读些什么书，读不读普希金。学员们说，普希金是资产阶级，他们不读他的书，而是读马雅可夫斯基的。列宁笑了笑说：“依我看，普希金更好一点。”当列宁看到墙上一幅标语：“我们要把钢筋水泥抛上天！”（摘自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诗）时，他讥笑道：“为什么要抛上天，我们地上还需要钢筋水泥呢！”列宁还说：“抛上天，这恐怕不是俄国的说法，对吗？”
1921年5月6日，列宁针对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一亿五千万》，在给卢纳察尔斯基的一张便条上写道：
“同意把马雅可夫斯基的《一亿五千万》发行五千册，难道就不觉得可耻吗？
“胡说八道，写得愚蠢，极端的愚蠢，装腔作势。
“我认为，这类东西十篇里只能出版一篇，而且不能超过一千五百册，供给图书馆和一些怪人。”
最后，列宁在便条上说：“卢纳察尔斯基支持未来派应该受到责备。”
列宁认为卢纳察尔斯基纵容未来主义，对他很不放心，因此又给主管出版事业的波克罗夫斯基写了一个条子：
“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再次请您帮助和未来派之类作斗争。
“（1）卢纳察尔斯基在部务委员会里决定出版（唉！）马雅可夫斯基的《一亿五千万》。
“能否制止这件事呢？必须制止这件事。我们约定好，出版这些未来派的作品一年不准超过两次，并且不得超过一千五百份。……
“能不能找到一些可靠的反未来派的人？”
马雅可夫斯基把未来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科根本对立的东西相提并论，把未来主义的虚无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东西当作革命的新生事物，列宁对此感到愤慨是理所当然的。1925年，诗人回忆列宁的批评时说：“伊里奇说得好，我那时能是什么共产主义者？我是作为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来接受十月革命的。”
列宁既有高度的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他不因人废言，也不因言废人。当马雅可夫斯基受到未来主义的影响时，列宁对他的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加以批评，一旦马雅可夫斯基开始摆脱未来主义的影响，用自己的创作来为人民服务时，列宁就对他进行热情的赞扬和鼓励。
1922年3月5日，马雅可夫斯基在《消息报》上发表了讽刺诗《开会迷》。当时会议成灾，许多党员干部不务实事，专尚空谈，逐渐陷进了文牍主义和宫僚主义的泥沼。他们表面上忙个不停，实际上却成了社会主义事业的绊脚石。马雅可夫斯基敏锐地抓住日常生话中的这一现象，在诗中加以讽刺，这是诗人敢于直言、忠于人民的表现。在这首诗里，诗人以叙述人的身份，求见大干部伊万·凡内奇，找了一趟又一趟，却总不见他的踪影，原来伊万·凡内奇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委员会忙于开会，连他的男女秘书也是成天在会议里忙得不亦乐乎。他们开会研究什么呢？“研究戏剧处和饲马局的合并”，或是“省合作总社打算买一瓶墨水”。总之，研究的都是一些毫不相干和微不足道的琐事。诗人尖刻地嘲笑道：
我看见：会议桌旁
坐着的全是半截子的人。
啊呀呀，见鬼啦！
还有半截子在哪呀？
“砍人了！”
“杀人了！”
“半截子的人”这一称呼，准确而又生动地刻画了这些“开会迷”的形象。一方面，他们每天要开二十个会，同时要开两个会，只好将身子拦腰斩断，于是成了“半截子的人”；另一方面，这些“开会迷”都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只能算作“半截子的人”，而不能算作全人。在诗的结尾，诗人要求“再召开一次会议，专门讨论把一切会议扫除干净”。
这首诗不仅内容尖锐，而且形式新颖，想象丰富奇特，使用了夸张怪诞手法，有着强烈的艺术效果。它发表的第二天，列宁在全俄五金工人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作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列宁说：“昨天我偶然在《消息报》上读了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政治题材的诗。我不是他的诗才的崇拜者，虽然我完全承认自己在这方面外行。但是从政治和行政的观点来看，我很久没有感到这样愉快了。他在这首诗里尖刻地嘲笑了会议，讥讽了老是开会和不断开会的共产党员。诗写得怎样，我不知道，然而在政治方面，我敢担保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确实处于永无止境地老是开会、成立委员会、制订计划的状态中，应当指出这是很糟的状态。”
这天夜里，出席五金工人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的一位代表，用电话把列宁的讲话告诉了马雅可夫斯基，诗人连夜跑到那位代表那里了解列宁演说的详细情况。1925年，他回忆说：“伊里奇既然承认我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我在共产主义上做出了成绩。”列宁曾经说过，未来主义的作品不能使他感到丝毫愉快，可是这首诗却使他感到这样愉快。列宁的严厉批评帮助诗人克服未来主义的影响，列宁的热情赞扬给他指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创作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的正确方向，这是对他的最高的奖赏。
“诗的全权大使”
马雅可夫斯基在长诗《好！》中说：“我差不多走遍了整个的地球。”从1922年到1929年，诗人曾经九次出国访问，先后到过法国、德国、古巴、西班牙、墨西哥、美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在国外一共住了一年多时间，其中在法国住了将近半年，在美国和德国分别住了三个月左右。
诗人的出国访问，得到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当时的教育人民委员卢纳察尔斯基一再给予协助。他不仅写信给国内各机关，要求给诗人提供方便，而且给苏联驻外国的代表写了一封公函：
“亲爱的同志们：
“我请求你们给予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一切帮助，他完全是我们的自己人。他为了文学工作，以记者的身份出国，完全值得苏联代表的全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