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同志们！你们应该用革命的戏剧来纪念革命的伟大节日。马雅可夫斯基所写的这个剧本……应该由你们来扮演。请大家星期日，10月13日到杰民舍夫学校的礼堂（莫赫街，13号）来。……大家干起来吧！时间是宝贵的。恳祈愿意参加演出的同志们届时驾临。”
诗剧由大戏剧家梅耶霍尔德导演，马雅可夫斯基亲自参加演出，他担任了“一个普通的人”、玛土撒拉和魔鬼等三个角色。1918年11月7日——9日，连演三日。1921年，作者对诗剧作了较大的修改，并在莫斯科第一剧院连演两个多月，以后还在许多城市演出，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这部讽刺喜剧也存在一些缺点，如诗剧的规模具有广阔性，但却缺乏具体性；剧中人物只有类型性，缺乏个性化。此外，从剧本里还可看到未来主义否定文化遗产的影响。然而总的来说，诗剧是成功的，显示了作者的喜剧才华。
《臭虫》
1928年秋，马雅可夫斯基又创作了一部五幕九场的讽刺喜剧——《臭虫》，作者本人把它称为“神奇的喜剧”。如果说《宗教滑稽剧》把讽刺的锋芒指向国际资产阶级，那么《臭虫》就是指向国内具有享乐思想的小市民。这个主题，作者过去在短诗和长诗、招贴画和标语中多次表现过。剧本的材料是根据作者在《共青团真理报》工作时接触到的大批庸俗事实加工提炼而成的。
《臭虫》的主人公是普利绥坡金。他蜕化变质，最后成为臭虫般的寄生虫的过程构成本剧的基本情节。
市场。顾客熙熙攘攘，私贩东钻西窜。这里有卖扣子的、卖玩具的、卖磨石的、卖灯伞的、卖气球的、卖青鱼的、卖杂货的、卖胶的、卖香水的、卖书的，他们各自大声吆喝，拚命招徕顾客。普利绥坡金同他的朋友巴洋与未来的丈母娘——理发店老板罗札里娅·帕夫洛芙娜来到市场，为即将举行的红色婚礼采办各种用品。
普利绥坡金出身工人，是一个为苏维埃政权作过斗争的共产党员。但革命胜利以后，他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下忘本变质了。他认为过去斗争是为了美好的生活，而所谓“美好的生活”就是老婆、房子和真正的享受。打过仗的人有权利在小河边上休息一番，享受一下安宁的生活。他还荒谬地认为，通过自己的安适生活可以把整个无产阶级提高一步。因此，他抛弃了已有身孕的未婚妻左雅·别辽兹金娜，看中了有钱的理发店老板的女儿艾里节维拉。其实这桩婚事根本谈不上什么爱情，只不过是一桩交易。普利绥坡金要的是理发店老板的钱，理发店老板则希望通过普利绥坡金弄到一个工会会员证。
在市场上，普利绥坡金叫未来的丈母娘买了不少东西，甚至还为未来的孩子买了贵族化的压发小帽和芭蕾舞玩具。在这里，他碰到了原来的未婚妻左雅·别辽兹金娜，向她宣布：“我们的爱情已经废除了。请你不要妨碍一个公民的自由情感，否则的话，我去叫民警。”左雅·别辽兹金娜回到家里就用手枪自杀了。
理发馆的大厅。墙壁上装着镜子，镜子前面摆着纸花。梳妆台上摆满酒瓶，大厅中央放着一张圆桌。这里正在举行红色的婚礼，新郎、新娘、男女傧相、新娘的父母、男女主婚人围桌而坐。众人举起酒盅，高喊“苦哟！苦哟！”普利绥坡金和艾里节维拉接吻。参加婚礼的人酗酒滋事，大打出手，把披着头纱的新娘推倒在炉子上。炉子翻了，引起一场大火，在场的人全部在大火中丧生。大火被消防队扑灭了，水龙的水一喷出来就冻成了冰，地窖成了冰窖。在清点尸体时，发现少了一具，消防队员根据情况判断，它是烧化了。
五十年以后，在唐波夫市旧址，挖地基的工作队在第六十二大街和第十七大路交叉口上的七公尺深处，发现了一个被土填满的冰窖。人们从冰层里挖出了一具冻结的尸体。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普利绥坡金。原来大火发生时，他躲进地窖，被消防队员的救火水冻结在那里。复活人身研究所发现，那个人手上有茧子，而半个世纪以前，茧子是劳动的标志。他们认为，每个工人的生命都应当得到充分利用，因此决定把普利绥坡金复活。但是防疫站却持反对意见，担心死人身上的细菌蔓延开来，危害大家。经过全联邦的机械化表决，最后仍然决定复活普利绥坡金。
在复活人身研究所的手术室里，放着一个闪闪发光的镀锌箱子，教授和自杀未死的左雅·别辽兹金娜以及六位医生站在箱子周围。他们给箱子通电，输氧，放水，把箱子里的普利绥坡金的体温提高到36. 4度，普利绥坡金和冰块分解了，身上露出了天然的人色，胸部开始起伏，并且开始了一阵阵不自然的急促动作。这是搔痒，原来他身上的寄生虫——臭虫也开始复活了。头发蓬乱的普利绥坡金在箱子里慢慢地站了起来，他搂着吉他，神情惊异，环视四周。他以为自己在民警局里，当他明白真相之后，连忙逃离复活人身研究所。唐波夫市的“苏联发展汽车改善道路协会”把普利绥坡金捕获。臭虫从他身上爬上白墙。普利绥坡金昏倒在追上来的左雅·别辽兹金娜的怀里。
在新时代里，普利绥坡金与周围的人们没有共同的思想语言，向周围传播有害的影响。他和摩天大楼里的家狗来往，使这群狗变成了疯狗。它们不再叫唤和玩耍，只会伺候人。看见人吃饭，它们就献殷勤、做媚态。人一旦被它们咬了，就会出现传染性的阿谀作风的初步征候。第二医学实验所的工人为了给普利绥坡金减轻过渡到新时代的困难，为他酿制啤酒。工人们闻到酒的气味便头昏脑胀，尝一口啤酒便大批中毒，进了医院。住在普利绥坡金隔壁的一个少女，由于夜里经常听到他用吉他弹奏的“浪漫曲”而变疯了。她得了狂热的“恋爱症”。流行病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少女们疯狂地跳着伸抬大腿的狐步舞。
从普利绥坡金身上逃走的那只“普通臭虫”被捕获了，它被装进动物园主任的小匣子里。把普利绥坡金改造成为未来人的一切企图都失败了，他由于过惯了酗酒的生活，与新时代格格不入，惟有动物园张贴的关于征求一个类似人的生物，以供新近获得的甲虫在它习惯的正常环境下，作长期吮吸和养育之用的广告，才使他愉快起来。于是他也被关进了动物园的铁笼子里，与那只“普通臭虫”为伍。
它们两个是一对——虽然身材大小不同，但是本质一样：一个是名扬四海的“普通臭虫”，另一个是“庸俗的市侩”。“普通臭虫”一口咬在人身上，吃肥了，便躺在床下；“庸俗的市侩”一口咬在全人类的身上，吃肥了，便躺在床上。区别仅在于此。左雅·别辽兹金娜感到十分惊讶，五十年前她差点为了这个败类断送自己的生命呢！
全市的人都来动物园参加开幕典礼。动物园主任向大家介绍了捕获两只臭虫的过程。然后工作人员拉掉遮在笼子上的布条，观众面前出现了两个展览品：“普通臭虫”和普利绥坡金。在普利绥坡金周围满是酒瓶和脏痰。工作人员怕被传染，只好使用过滤器和臭氧器。
动物园主任让普利绥坡金向观众表演类似人的习惯和语言。突然，他喜气洋洋地向观众大叫起来，要观众到他的笼子里去。精神错乱的普利绥坡金被赶回笼子，动物园主任用电风扇吹净讲台。全剧在进行曲的乐声中结束。
普利绥坡金从一个共产党员堕落成为小市民，固然是他本人抛弃革命理想，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所致，但另一个小市民巴洋对他的引诱也起了重要作用。
巴洋是一个房东出身的不学而有术的人。他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厌恶劳动人民。他说：“如果我是个普通的劳动人民，我会是怎样的人呢？那只能是个姓范名桶的人！”于是他改名为巴洋，要做个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寄生虫。
巴洋长于溜须拍马。他一方面吹捧普利绥坡金，一方面不知不觉向他灌输崇洋媚外、腐朽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普利绥坡金同志，您真有才气！在受资产阶级包围和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您是英雄无用武之地。难道咱们这条中等山羊胡同配得上称为您从事活动的地盘吗？您需要世界革命，您需要打开通向欧洲的大门，只要您能摧毁那群张伯伦和普恩卡莱之类，您就能够在法国红楼剧场和巴黎名人公墓里欣赏肉感优美的舞姿。”
巴洋把普利绥坡金拉下了水，还为普利绥坡金的背叛行为制造理论根据。他说：“我能看到斯克利坡金（普利绥坡金）同志走完充满斗争的道路，在这一个阶段里达到了圆满的终点，使我感到荣幸，荣幸。他在这一条道路上丧失了一张私人的党证，这事不假，但是，他却得到了很多很多国家公债。”按照他的谬论，个人利益就是一切，其他一切都可以不顾。
普利绥坡金与巴洋沉瀣一气，他离不开巴洋，巴洋也离不了他。他们的心灵深处都是个人主义的王国，他们都是社会主义的蛀虫。不同的是，巴洋原来就是一个小市民，而普利绥坡金却是一个新生的小市民。
《臭虫》虽然以反面人物普利绥坡金和巴洋为中心人物，但也描写了不少正面人物。这些正面人物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普利绥坡金从前的伙伴，钳工和拿着扫帚的小伙子。他们揭露和谴责了普利绥坡金背叛阶级、腐化堕落的可耻行径；第二类是被普利绥坡金侮辱和损害的女工左雅·别辽兹金娜。她对普利绥坡金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先是热爱他，继而讨厌他，最后把他叫作败类；第三类是五十年以后的未来人——复活人身研究所主任、教授、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他们把普利绥坡金看作传播细菌和毒素的臭虫，对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1929年2月13日，由梅耶霍尔德执导的《臭虫》在莫斯科首次上演，受到热烈欢迎。马雅可夫斯基在上演《臭虫》时的海报中描绘了演出的盛况：
在梅耶霍尔德剧场
看喜剧
《臭虫》——
人们
大笑
和紧锁前额。
公民
快去
看
《臭虫》！
售票处门口排成了蛇阵，
剧场里簇拥着人群。
甲虫开了玩笑
请你别生气，
它笑的是你的朋友
不是你。
为什么《臭虫》会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呢？这是因为马雅可夫斯基在剧本中塑造的普利绥坡金和巴洋这两个小市民形象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剧本像一面镜子一样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使人们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臭虫》发表和上演之后，普利绥坡金成了小市民的代名词，出现了“普利绥坡金气质”这样的专门木语。1929年，马推可夫斯基在《有人问》一文中说：
“有人曾经告诉我：
“某人上了电车，不买票企图把这段路程混过去。售票员发现了就破口大骂：
“‘你呀，是骗子，是无赖，是流氓……是马雅可夫斯基的臭虫……’
“为生活所需要的，并成为生活用语的一句形客词，是对我的剧本最高和最令人欣慰的评价。”
当然，《臭虫》的发表和上演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很多文章公开否定剧本的积极意义，甚至认为剧本以一种“令人不快的反苏维埃的心眼”来描绘未来的人们。有一个叫巴洋的诗人，给马雅可夫斯基写了一封公开信，指责作者对他进行讽刺。马雅可夫斯基被迫写了《答巴洋》，连同巴洋的公开信一起发表在1929年7月22日的《文学报》上。马雅可夫斯基在回信中说，他不知道他一直使用巴洋的笔名，他很同情巴洋的痛苦，要从剧本里去掉巴洋这个姓名也很容易。然而，“剧本里的每个人物必然在某些地方和某些人相似。只能对不相似的地方提出抗议，不应为相似之点抱屈。”回信还说：“您指出其它‘直言不讳的比拟’和‘特征’。如果那样的话，那么从‘苏维埃社会观点’来看，向这些为人们厌恶的、但却是典型人物的相似特征开火，就成为‘正当’的了，如此，我就不去打扰我的‘主人翁’，而请您改变尊姓吧。”
《臭虫》沉重地打击了市侩气息，它受到某些人的指责是不足为怪的。
《澡堂》
1929——1930年，马雅可夫斯基还创作了一部讽刺喜剧——《澡堂》。这是一部“六幕正剧”，是他的戏剧的最高成就。《澡堂》的主题是批判官僚主义和歌颂发明创造。它的戏剧冲突是围绕秋达柯夫发明“时间机车”而展开的。作者说，剧情发展的关键是发明家秋达柯夫和接洽管理局总长波别陀诺西柯夫之间的斗争。
第一幕。秋达柯夫的实验室。墙上地上满是各种图纸。发明家秋达柯夫正在同轻骑兵韦洛西别德金和工人们研究“时间机车”。人们一生下来，就像一根木头落在河里，被抛在人类时间的伏尔加河里，只能随波逐流，浮游漂荡，“时间机车”制成之后，这条河流要听人们使唤。人们能使时间停止前进，又能让它以不同的速度向不同的方向疾驰，还可以离开时间，就像离开电车和汽车似的。有了这架机车，可以把幸福留住，尽情享受，也可以让漫长的苦痛岁月像一阵旋风似的过去。太阳每一分钟将从你头顶上飞过一百次，黑暗的日子将永远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