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以后，她才知道搬回古宅的那天，恰与那场改变中国历史的“西安事变”联系在一起了。于是，她又开始惦念远在陕西的女儿和女婿的命运来。
42江迅的团进驻了豫南。雨霖随夫到了河南的南阳，一次他们意外见到在此经商的岳父李宜龙。可是他并看不上自己的姑爷。没过多久，他便接到香莲托人捎的信，取道回东北了
凌晨，远处一阵纷乱的枪声将李雨霖在沉睡中惊醒。她一骨碌从床上坐起，不知道西安城里又发生了什么大事。随丈夫来到陕西这十个多月，她每天都在一种焦灼的心态中生活着丈夫所在的东北军洛川防地与红军的阵地仅一山之隔。起初，江迅十天半个月也难得回来一次，雨霖与许太太和梁太太住在西安附近的渭南县城，平时连见上一面都不容易，再加上水土不服，她们免不了要牢骚满腹。
当时，东北军的军官家属大批拥入陕西，西安和附近的各县城都挤满了东北军的家属，这样难免发生强住民房的事儿，也引发了当地民众的不满。雨霖就亲耳听到这样的话：“你们是东北人，给日本人像撵兔子似的赶出来了，不寻思着打回去，跑到西北干啥！”
为此，她冲丈夫发过脾气，可江迅也毫无办法：“你以为我愿意大老远的跑到这里送死呀，可军令如山倒，我有什么办法。”
好在后来，东北军和红军的关系得到了改善，双方都心照不宣地停止了对抗，很长时间倒也相安无事。随着战事的消失，江迅回家的次数也多了。可不知为什么，这些天丈夫一直没回来，她心里纳闷，便往江迅的团里打电话，方知晓蒋委员长最近坐镇西安，敦促少帅加快剿共，上边让他们做做样子，指挥官不得随意离开防区。
“江太太，快开开门。”许太太焦急地敲着门。
她忙披上衣服将房门打开，只见许太太和梁太太都起来了，一副慌里慌张的样子。
“该不会又出啥事吧？”许太太战战兢兢地说。
去年年底，他的男人刚到陕西便做了红军的俘虏。当时许太太还在北平，并不知晓这件事。她到了陕西，许副团长已经给红军放回来了。她得知此事，好后怕，俯在丈夫身上大哭了一场。
“我想，不会是红军来打西安的。他们已很长时间没交手了。”雨霖知道许太太的心思，
忙安慰道。
雨霖心里清楚，红军与东北军虽说是两军对阵，但关系却不错，听江迅说，他们驻地的柴草、副食品常由红军发动苏区的老百姓替他们筹集，红白地区的民间贸易也开展得不错。有一次红军暗地给他们驻地的连队送来两只羊，他知道后马上差人送去两袋大米和十斤白糖作为还礼。
“哎，没动静了。”梁太太侧耳听了一会儿，惊喜地说，“谢天谢地，可别再打仗了。”
雨霖两眼惺忪，打了个哈欠：“咳，又虚惊一场，回家睡觉吧。”
她进了屋，见三岁的儿子还在酣睡之中，只是把被子踢到一边去了。她走过去，重新将被子为他盖好，然后倒在床上，又睡着了。
她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她做好饭，又帮儿子穿好衣服，在饭桌上才觉得凌晨发出的枪声有点蹊跷。她匆匆吃了一口饭，走出院子，方发现气氛不对。不远处的公路上，一辆辆军车疾驰而过，车上的士兵都全副武装地向潼关的方向挺进。
“出大事了！”她马上掠过这样的念头，返身便往院里跑。
许太太和梁太太听了雨霖的分析，也惊惶起来，都急着给自己的男人挂电话，可是总机却一直无人接听。
其实，这会儿，江迅他们团也按张学良的指令进入了临战状态，并迅速将队伍拉到了西安郊区待命。与此同时，杨虎城的一个师也由陕北移往关中。对于活抓蒋委员长的消息，江迅是既兴奋又忧虑。他意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少帅采取这一行动也实在是出之无奈。就在一个多月前的十月二十七日，他曾在西安城南王曲军官训练团听到一次蒋介石的训话。从那天起，他便有种不祥的感觉，蒋介石剿共的强硬立场和张学良一心联共抗日的决心已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他还是没有料到会是这样的结局。
他记得那天上午，蒋介石身着陆海空大元帅的蓝呢军礼服，帽子前竖着五六寸长的一支白旄，腰悬三四尺长的一柄指挥刀，手戴白手套，由张学良、杨虎成的陪同，在军乐队的乐曲声中，慢步从休息室走向会场。随着一声口令，在场的五六百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军官一齐肃立向他行军礼。
江迅只见蒋介石一面点头，一面举手还礼。他注意到这位蒋委员长面容枯瘦，表情有些严肃，脸上分明涂了化妆油膏，显得发亮。他登上讲台，操着一口宁波官话，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不过他的训话很快就转到剿共这个主题上。
“……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
江迅见台上坐的张学良一动也不动，但已面露不悦之色。杨虎成则低语和身边的人说话，
仿佛根本就没听委员长的训话。台下的军官起初还耐着性子听，但许多人听着听着便觉得不是滋味了。于是会场的秩序有些乱了。一时间，低声的议论声，故作姿态的咳嗽声，不耐烦的跺脚声都弄出来了，搞得台上的人都有点坐不住了。
蒋介石表面上并不在意这种情况，而是继续大放厥词：“如果我们革命军人没有剿灭匪共残余的决心，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算一个革命军人。国家有法律纪律，在对这种不忠不孝的军人要予以制裁的。”他说到这里，挥拳攘臂，加重了语气，一副与共产党不共戴天的样子。
他也许没有料到他的这番讲话已引起在座军官的普遍反感。这一年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早已将红军看作了日后抗日救国的友军，对蒋的这套论调简直是嗤之以鼻。于是下边的人便悄悄议论开了：
“这讲得是什么屁话！”
“简直是混蛋逻辑。”
“给这家伙一枪算了，他算是什么委员长！”
张学良见势不妙，生怕出什么意外便临时撤消了先前计划陪蒋到台下同站在前排高级军官握手接见的程序，只是违心地讲了几句欢迎蒋委员长亲临西安巡视的客套话，便草草结束了大会。
他和杨虎成陪蒋介石走出门外时，猛然发现一条刚贴上的“安内攘外”的标语，已给人涂改为“按内让外”，以讽刺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他心里好一阵紧张。好在蒋介石只顾为刚才的场面生闷气，并没注意墙上的标语，否则，他不知又该气成什么样子了。
张学良十分清楚蒋介石此行的目的就是逼迫他和杨虎成继续剿共。蒋到西安的头两天，还作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要他和杨虎成以及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等陪着攀登华岳，遨游终南，好一副闲情逸致的样子。在终南山顶，蒋介石突然问道：“学良，最近读什么书啊？”
“近来我在读两本书，一本是唯物辩证法，一本是政治经济学。”张学良坦率地说。
蒋介石马上将面孔板起来，以教训的口吻说：“我在十几年前，看过不少这种书，这些书都是俄国人写的，不适合中国人的国情，你看了是会中毒的，以后不许你看这些书！你以后要好好地读《大学》和《曾文正公全集》等书，你把这些书读通了，将一生受用不尽。”
张学良不便与之争辨，只好一笑了之。
之后，蒋介石又将张学良、杨虎成召进他的临时行辕临潼华清池，宣布他继续剿共的计划。他说：“匪共残余窜抵陕北，现至多不过三万余人，只要努力，两三个月消灭匪共残余是不成问题的。”
张学良极力反对，并公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意见，还说明这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整个东北军的主张。蒋介石闻之，顿时色变，把桌子一拍，厉声说：“你们不要说了，剿共乃是党国大计，没有商量的余地。你们如果不想干，就把队伍开走，我调集三十万军队和一百架战斗轰炸机来解决匪共残余！”
十月二十九日，蒋介石以躲避五十大寿为名，由西安到洛阳，秘密部署在西北大举剿共计划。十二月四日，蒋介石由洛阳乘专车再度去西安，进行最后的摊牌。张学良在十二月七日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向蒋介石“哭谏”，以期阻止蒋收回成命。不想，蒋介石勃然大怒，骂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蒋介石怒气冲冲地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张学良“哭谏”失败，被迫采取了扣押蒋介石，迫其抗日的行动。于是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爆发后，江迅所在团本应开赴潼关，但由于西北军冯钦哉的叛变，没有堵住潼关，何应钦指挥刘峙以五个师的兵力闯进潼关，他们团被围困在华县。紧接着又传来何应钦派飞机对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大肆轰炸，炸毁房屋千余间，死伤居民数百人的消息。
江迅将许副团长和梁参谋长召到身边，表情严峻地说：“我刚接到司令部的电报，少帅已命令东北军主力集结渭河南北备战，另以东北军一部集结在固原，平凉监视胡宗南军，而让杨虎城的部队控守西安。看起来，我们这里必有一场恶战了。”
“红军方面的反应如何？”许副团长关切地问。
“哦，我忘说了，”江迅说，“少帅在事变发生当天就打电报给陕北，邀请中共和红军即派代表团来，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听说周恩来先生率的代表团已经到了西安，住在金家巷张公馆的东楼。”
“太好了。”许副团长惊喜地说，“如果有红军的参与，和平解决西安危机就有望了。”他自从被红军放回来，便多次流露出对红军的好感和信赖。
“恐怕不会那样简单吧，”梁参谋长不以为然地说，“共产党和蒋介石有不共戴天之仇，我不相信周恩来会放过蒋介石。”
江迅也疑虑起来。他对共产党并不了解，也并不相信红军能成什么大气候。不过，他对红军对待东北军的诚意还是很钦佩的。他于是说：“我看少帅的决策还是对的，既然事已至此，依我看也不妨利用一下红军的势力，一旦和南京打起来，也好有个照应。”
随即，他们又把话题引到家属的问题上。他决定先派李参谋带几个人去渭南看看情况，如果城中实在危险，就先将她们疏散出去。李参谋就是几年前到辽城接雨霖去北平的警卫排长李森。
李森接到命令，未敢怠慢就带上几个人连夜去了渭南县城。这会儿，雨霖她们也正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所措呢。
那天南京方面的轰炸，有颗炸弹恰好扔到了离院子不远的地方。她们住的房子受到了严重的损坏，幸好没伤到人，可也把她们吓得够戗。见到李森，她们像见到救星似的，纷纷拉着他诉苦，并埋怨男人没良心，扔下她们不管，让她们一天到晚担惊受怕。李森当下便去了县政府，当着县长的面将手枪往桌上一拍，骂道：“他妈的，我们当兵的在前方出生入死，连我们团长的家人都没有安身之处，你这个县长是干什么吃的？”
县长见李森来头不小，连忙向他赔罪，并派人将她们接到一个现腾出的地方安顿下来。但雨霖的心并没有安顿下来。她关心的仍是“西安事变”将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得到解决。
西安和南京方面箭拔驽张，但最终并没有打起来，在以中共代表团的斡旋下，终于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但张学良不听劝阻，执意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却铸成了被软禁五十年的大错。据说，周恩来得知张学良去送蒋的消息后，急忙乘车赶赴机场，但为时已晚，周恩来叹息道：“唉，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了，现在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
张学良在十二月二十六日送蒋抵达南京，即被蒋软禁于鸡鸣寺宋子文公馆，在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围绕到底是战是和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纷争。在东北军，主和的有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等高级将领，主战的有应德田、孙铬久、苗敛秋等少壮派。江迅夹在两派中间，也感到有点左右为难。他忧心忡忡地将许副团长和梁参谋长找来，商讨对策。
江迅手里拿着两份电报说：“副司令被扣在南京，现在的东北军是群龙无首。我在一天之内已收到两份内容完全不同的电报。一份是王以哲军长发来的命令，让我们原地待命，未经许可不得与中央军发生任何冲突；一份是应德田和孙铭久发来的电报，让我们随时做好出击的准备。二位，你们看怎么办？”
“共产党方面是什么意思？”许副团长神色紧张地问。
“他们是主张和平解决的。”江迅说，“周恩来先生正在做两方面的工作。
他们认为，不宜用战争求得问题的解决，打仗也不利于张先生回来，还可能引起更混乱的局面。高兴的只有日本人。”
“哼！他们共产党就会充好人，我们是鹬蚌相争，终归还是渔人得利。”梁参谋长冷冷地说。
“梁参谋长，你说话可要有根据。”许副团长不满地说。
“这还要什么根据？事情还不是明摆着的？”
两人为此争论了起来，只争得面红耳赤。
“好啦，好啦！”江迅不耐烦地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有这份闲心。”
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江迅紧张地操起电话筒，听了两句，顿时脸色大变。他放下电话说：“是前线指挥所刘师长的电话。他说王以哲军长已被孙铭久派人杀害。他命令我们连夜撤出防线，开回临潼，向西安靠拢。”
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让在座的人震惊。一种不祥的阴云笼罩在他们每个人的心头。三个人谁也不说话，只是闷头抽烟。
“他娘的，东北军这下子算毁了！”许副团长将手中的烟蒂掐灭在烟灰缸里，沮丧地说。
“这下一步我们可怎么办呢？”梁参谋长神情紧张地说。
江迅没有言语。他此时的心情乱成了一团麻。东北军的主动后撤，无疑给中央军让出了进入西安的大路。但事情到这般地步，东北军已丧失了与南京政府讨价还价的余地，只有听天由命了。他叹了口气，说：“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执行命令吧。”
梁参谋长起身走了，可许副团长却没有动。他从烟盒里又抽出一支烟，满腹心思地抽起来。江迅站起身，走到他身边，关切地问：“你还有什么事吗？”
“团长，你想过咱们的退路吗？”
江迅苦笑了笑说：“局势闹到这份上，还侈谈什么后路？能保住这颗脑袋不搬家就不错了。”
“可东北军没有希望了。树倒猢狲散，这是必然结果。”
江迅闻之一惊，问：“你的意思是？”
“投奔共产党。”许副团长坦率地说。
“什么？”他霍地往后退了一步，“这怎么可能呢？”
“江团长，如果不这样做，你我就只能听人家摆布了。这次东北军扣押了蒋介石，又同十七路军一道和红军联合对付中央军，蒋介石能给我们好果子吃吗？莫不如，一不做，二不休，和红军取得联系，时机一到，我们就把队伍拉过去。我看只有他们才是抗日的。”
江迅没料到许副团长给红军俘虏后，思想竟产生了这样大的变化。但他无论如何也不想这样做。这样做的风险太大了。他还看不出红军能有多大的胜算。再说，他也不愿让雨霖跟着他在山沟里过那种穷日子。于是他说：“许老弟，人各有志，你想这样做，我不拦你，不过我是不想这样做。咱明人不做暗事，我把话讲在前头，你不能拆我的台，把我的弟兄带走，否则，我可就不讲交情了。”
“团长，你跟着蒋介石是没有前途的，我请你听我一句话。”许林动情地说，眼里噙着泪花。
“我意已决，不要再说了。”江迅摆摆手，做出送客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