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珠恃宠而骄，甚至连齐白石的画卖不卖给谁都要由她做主，还需按每尺画的润例加收一成归她所有，齐白石对她言听计从。然而，夏文珠的举动也让她在齐家人的眼里成了眼中钉。夏文珠受了气就找老头子撒娇发泼，有一次她跑回了娘家，齐白石叫女儿良怜陪他到夏家找人，夏文珠的母亲来应门，据齐良怜回忆，夏母比齐白石还年轻许多，但齐白石见到夏母后，马上在她面前跪下，说：“请让文珠回到我身边来吧！”齐良怜见状眼泪都流了下来。
强扭的瓜不甜，夏文珠到齐家七年后最终还是离开了齐白石，齐白石也没有再去找这个整天耍脾气的女人，大概在“七年之痒”后，已经对她审美疲劳了。
夏文珠走后，下一个经人介绍来照顾老人的就是前面新凤霞所说的伍大姐，她的身份是齐白石的秘书。不过在中国，“秘书”二字总是带着点暧昧的意味，这位伍大姐竟然当众吃老头子的醋，难免让人对他们的关系浮想联翩。
着名小提琴家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曾在1952年随父亲拜访过齐白石，她后来回忆说这年还有朋友为九十三岁的齐白石介绍了一位四十四岁的女人，大概有了前面的参照，朋友认定齐白石喜欢的就是这个年纪的女人。没想到，齐白石竟然一口回绝，理由让人喷饭：“太老了。”后来又寻来一位二十二岁的年轻演员，相见之下，白石老人很喜欢，马上决定与她结婚了。马瑞雪感叹道：“大约因为稚气日重，白石老人早已忘掉自己的高龄。”
老实说，仅凭马瑞雪的片面之词，我很难相信她说的事情，我们还是当作一个玩笑来看吧。不过，白石老人“早已忘掉自己的高龄”这个说法我倒是极其认同的。
画坛巨匠林风眠曾公然宣称自己是一个“好色之徒”，这个“色”并非“食色性也”之“色”，而是“色彩”的“色”，代表了林风眠对于色彩的高度热爱，这和金岳霖调侃梁思成的“梁上君子”有异曲同工之妙。从这个角度来说，齐白石也是一个类似于林风眠的“好色之徒”，民间画工出身的齐白石对色彩的捕捉能力超人一等，因此他晚年能够开创“红花墨叶”一派，在对比中将色彩的表现力强化得炉火纯青，为文人写意画带来了浓烈的民间气息。
画家对于色彩的追求本质上是对于美的追求，同样的，对于漂亮女孩的追求也是一种美的追求，两者殊途同归。齐白石对色彩运用的成功也意味着他在青藤、八大的冷逸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热情的人生体验。
当然，齐白石的多情绝不仅仅针对年轻漂亮的女孩，与齐白石接触过的人都很容易感受到老人那真挚、朴实而又热烈之爱。齐白石如此长寿，一生历尽生离死别，他对于故去亲人朋友历久不衰的真情尤其让人动容。
有一次新凤霞和刘金涛去看齐白石，老人说：“你们跟我来。”说着将二人带到了屋子外面，原来在房后有一个用砖砌的圆形小神龛，里面有一个牌位，上写“某某夫人之位”几个字，这个“某某夫人”正是齐白石的结发妻子陈春君。老人让新凤霞和刘金涛向牌位鞠躬，二人鞠躬三次，他自己也吃力地鞠了三个躬，每逢初一、十五他都要给灵牌上供、行礼。
齐白石把新、刘二人当成了自己的亲人，因此带他们来参拜陈夫人，可见这件事在老人心中是十分神圣的。此时陈夫人已经去世十余年了，生死两茫茫，齐白石对她的感情却没有减淡，不思量，自难忘，怎不令人为之感动！
在读齐白石的自述和欣赏他的画作时，这样的感动不时会出现。
三十岁时，齐白石从木匠改行当画匠后，齐家总算解除了温饱问题的警报，母亲紧皱了半辈子的眉头开始慢慢舒展开来，最高兴的还要数他的老祖母，她对齐白石说：“阿芝，你倒没有亏负了这支笔，从前我说过，哪见文章锅里煮，现在我看见你的画，却在锅里煮了！”祖母的这句话让齐白石铭记了一辈子，他题写了“甑屋”两个大字挂在墙上，意思是说：“可以吃得饱啦！”1924年，六十一岁齐白石将自己北京的画室也同样取名为“甑屋”。他回忆了往事，在匾额上这样题道：忽忽余年六十一矣，犹卖画于京华，画屋悬画于四壁，因名其屋为甑，其画作为熟饭，以活余年。痛祖母不能同餐也！
在白石老人的《牧牛图》里，那位着红衣裳白裤的赤足牧童就是童年时代的齐阿芝，题记为：“祖母闻铃心始欢（自注：璜幼时牧牛身系一铃，祖母闻铃声遂不复倚门矣），也曾捻角牧牛还。儿孙照样耕春雨，老对犁锄汗满颜。”祖母闻铃盼孙归的情景，齐白石一刻未曾忘怀。
这种思亲之情有时候还会让老头子做出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七十四岁时，齐白石到成都游玩，忽患牙病，痛不欲生。其时他当口的两牙，左边的一个早已脱落，右边的一颗也摇摇欲坠，这次牙痛想是这个病牙在作祟。然而，齐白石因为想起幼龄初长牙时，他的祖父母和父亲母亲喜欢得不得了，说：“阿芝长牙了！”他觉得：“当初他们是这样的喜见其生，我老来怎肯轻易地把它拔去呢？”所以他其后一直忍着疼痛，直到一二十年后这只病牙已经发展到连不吃饭都疼痛难忍，才不得不将之拔除，为此他还感念幼年，潸然泪下。
新凤霞用一句话来概括齐白石——“天才的、可爱的、特重感情的老画家齐白石”，三个按语下得非常得当。林语堂说“不近人情的艺术是恶劣的艺术”，鲁迅说“无情未必真豪杰”，大艺术家非但不能无情，反而必须多情，多情的艺术才是伟大的艺术，多情的艺术家才是伟大的艺术家。
以造化为师
胡翘然曾经就读于20世纪30年代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有幸亲聆齐白石的教诲，自称“留下了很多幸福的回忆”。有一次，胡翘然照标本画了一个蚂蚱，齐白石看后说：“照标本画出的是死物。你看这个蚂蚱，它的触须是向后弯的，而活着的是向前竖起的。要师造化，到大自然中去写生。”自此之后，以造化为师的理念就深深扎根于胡翘然的心中，成为其一生艺术创作的座右铭。
娄师白在齐白石门下时，常常有感于老师对事物观察的细致入微。有一次，娄师白画了一只螳螂，齐白石问他：“你数过螳螂翅上的细筋有多少根吗？仔细看过螳螂臂上的大刺吗？”娄师白为之语塞。齐白石接着说：“螳螂捕食全靠臂上的刺来钳住小虫，但是你这大刺画得不是地方，它不但不能捕虫，相反还会刺伤自己的小臂。”
还有一次，齐白石让娄师白画虾给他看，看完后，老人指出虾头与虾耳比例不对，有形无神，要弟子仔细观察活虾的动作，对着活虾去画工细的写生。隔一段时间，白石又要娄师白画虾，再指出虾须也应有动势。这样再三谆谆教导，使娄师白不仅对虾的结构有所了解，同时对齐白石画虾的用笔和表现手法，也知道得更清楚了。
齐白石的弟子各有绝活，李可染之牛，李苦禅之鹰，娄师白之鸭都独步天下，这与老人师法造化的精神引导不无关系。
白石老人常说：“我决不画我没见过的东西。”据齐良末回忆，新中国成立后，世界和平委员会请老人画和平鸽。齐白石以前很少画鸽子，就让良末专门养了一群鸽子，看它们的一起一落，一举一动。齐白石画的是飞起的鸽子，为了知道鸽子尾羽是多少根，他还特地捉了一只来数尾巴，当时那只鸽子掉毛，数出来是十二根，老人就按十二根去画了。
1951年春，喜欢给齐白石老人出难题的老舍选了四句诗，请他按每句诗意创作一幅画，其中有“芭蕉叶卷抱秋花”一句。老人因为年岁已高，已记不清芭蕉叶卷究竟是向左卷还是向右卷，迟迟未敢动笔，到处向人打听。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不画卷叶的芭蕉。
齐白石一生以造化为师的精神使得他的作品永葆生机与活力。齐白石有言：“能在不求似中得似，方能显出神韵”，“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他从民间画转向文人画，从工笔转向写意，作品的风格也从形似走向神似，但他在神似的同时又从未失去形似，终于达到不似而似的最高境界，这就是他一直以来热爱自然、亲近自然的性格所成就的。齐白石曾题画云：“余有友人尝谓曰：吾欲画菜，苦不得君所画之似，何也？余曰：通身无蔬笋气，但苦于欲似余，何能到。”所谓“蔬笋气”就是自然之气。
这种“蔬笋气”不仅表现在齐白石的画中，也一直存在于他的为人处世中。齐白石一生与世无争，淡泊名利，对于政治怀着一种疏远的态度，一直到他成名后都是这样。四十岁时，齐白石曾教翰林名士夏午诒的如夫人学画，第二年，夏午诒为了表示对他的感谢，要给他捐个县丞。但齐白石认为当官对于自己简直是受罪，坚决拒绝。为了表示自己与官场的绝缘，他曾刻了一方“白石书屋不出公卿”的印来自勉。
在很多的文字中，齐白石都表现了自己对于势利人物的轻蔑与厌恶，如题《画鼠》：“汝足不长，偏能快行，目光不远，前头路须看分明。”还有他经常用来题《螃蟹》图的诗：“多足乘潮何处投，草泥乡里合钩留。秋风行出残蒲界，自信无肠一辈羞。”言下之间，都表达了对于鼠辈横行的嘲讽。
不过，齐白石尽管对政治缺乏热情，一生倒是屡次得到贵人相助，而齐白石自己也曾送蒋介石及毛泽东画作，不过这都是在特殊的背景下，送蒋介石画作是有感于抗战胜利，送毛泽东画作是感谢新政府对于自己的关怀，并非沽名钓誉，我们应该区别对待。
出身农家的齐白石一辈子都保持着农民的本色，齐氏弟子，和齐白石交往四十余年的张次溪说早年齐白石在家乡的时候，一年四季吃的瓜果蔬菜，几乎都是自己种的，很少花钱去买。后来定居北京，功成名就，他还照样自己种菜栽瓜，耕耘不辍，尝有《种瓜忆星塘老屋》诗云：“青天用意发春风，吹白人头顷刻工，瓜土桑阴俱似旧，无人唤我作儿童。”
齐白石的人生是一种原汁原味的人生，没有任何添加剂在里面。据齐白石的长孙齐佛来回忆，有一次吃饭时，齐白石给他讲了一个笑话：“我喜欢吃淡菜，你妈妈做的菜，我总感觉咸了。有一天，你祖母亲自为我煮芋头，故意一点盐也不放。吃完饭后，你祖母问我，今天的菜不咸吧？我说，这才咸淡合适。你祖母笑着说，其实一点盐也没有放。”细水长流，这种平淡归真的生活态度也是齐白石长寿的重要原因。
齐白石一生除了“俭”之外，“勤”字也一以贯之。张次溪说，齐白石无论冬夏，天刚放亮即起床，从早到晚不是默坐沉思，就是伏案挥毫，除了遭遇大病或者父母亡故这样的大丧外，从来不曾停过笔。平常日子，偶尔心情不好停笔一两天，过后总要补画，他题画时曾写：“昨日大风，未尝作画，今日作此补足之。不叫一日闲过也。”他的画上，有的题着“白石夜灯”四字，就是在晚上灯光之下画的。到了晚年，目力衰退，往往戴着两副眼镜，但他照样作画，死而后已。
齐白石既享高寿，又如此勤奋，因此他几乎也就成了同时的中国画家中最为高产的画家，其一生所创作之画数以万计。令人惊讶的是，如此数量繁多的画作，没有任何两幅是完全重复的，你总会找到不一样的东西，总会有新的东西。这就是因为齐白石以造化为师，其源头千变万化，汩汩不绝。
齐白石在谈到自己的艺术成就时，说：“我的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老实说，可能没有几个人会同意他的这句话。1899年10月18日，齐白石拜湘中大名士王闿运为师，并献上自己作的诗文请老师看。这一天王闿运在日记中写道：“齐璜拜门，以文诗为贽。文尚成章，诗则似薛蟠体。”
对此，胡适后来为齐白石抱不平，说王闿运是“老古董”，看不懂齐白石的诗。其实齐白石的“薛蟠体”也正是他的本色，他的诗虽然技巧上不够雕琢，但是完全我口写我心，是一种纯天然的诗。白石之诗天真烂漫，平易质朴，毫无搔首弄姿，别有一番风味，且看：“听得敲门便快开，纵非担水即煤来。九年胜念阿弥陀，未入青山活砍柴。”（《应门》）“当真苦事要儿为，日日提萝阿母催；学得人间夫婿步，出如茧足返如飞。”（《题小儿放学图》）“乱涂几丛树，远望得神理。漫道无人知，老夫且自喜。”（《题山水》）不过话又说回来，若无白石之画，恐怕至今也无人知道白石之诗。
齐白石七十多岁的时候，突然对人说：我这才知道，原来自己不会画画。人们以为他虚怀若谷，纷纷赞扬他。其实，齐白石是超级自信的，他四十岁就敢把自己跟八大山人相提并论，说：“白石与雪个同肝胆，不学而似，此天地鬼神能洞鉴者，后世有聪明人必谓白石非妄语。”
齐白石所谓“不会画”恰恰是绘画的最高阶段，七十岁以后，也就是“衰年变法”成功十年以后，齐白石在画界已经无人不知，白石之画在市场上成为抢手货，他无需再为他人而画，而越来越为自己而画，从心所欲，画我合一。齐白石变法十年后，已经开始从“有法”走向“无法”，所谓我就是法，我就是画，是耶非耶，庄周梦蝶。
所以白石的“会画”他人或者有希望企及，白石的“不会画”则令人望尘莫及了。
吴稚晖：玩世不恭，立身有道
吴稚晖档案名 号\原名脁，幼名纪灵，后改名敬恒，字稚晖生卒年\1865-1953籍 贯\江苏武进出生地\江苏武进家 世\祖上耕读传家，但到了其父祖辈日益潦倒，其父名有成，其实一辈子无成，既未进学，更未为宦，经商多年，但多为他人跑腿，一生穷困不堪。吴稚晖自幼丧母，常住外祖母家，早年尝遍人间疾苦艺术领域\书法、摄影、文学代表作品\《客座谈话》、《上下古今谈》、《注音符号作用之辨证》、《稚晖文存》等经典名言\官是一定不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特殊嗜好\旅游、拉野屎、吃老鸭子评 价\吴稚晖“是中国近三百年来四大反理学思想家之一”（胡适）从八股圣手到一代骂神（上）
发明了麻将的中国人品评人物也喜欢凑足四个人，搞个“四大”之类。在民国的书法界，也有四大书法家的说法，分别为谭延闿（楷书）、胡汉民（隶书）、吴稚晖（篆书）、于右任（行、草书）。
这四个人都是国民党的元老，他们在书法界的名气或多或少沾了其身份之光。但要说他们是沽名钓誉，则又大错特错，在毛笔时代尚未远去的民国，读书人几乎都是书法鉴赏家，能够获得大众的一致推崇非有超群的实力不可。四人中，谭延闿是1904年清朝最后一科会试的会元，也是整个清代湖南唯一的会元，所写颜体楷书号称当世无匹；胡汉民是科举时代的专业枪手，专门替人家考试，而且凡考必中，他临摹的汉隶《曹全碑》让人叹为观止；于右任的水平则更毋庸置疑，他活着的时候就有“当代草圣”的名号，其草书至今为习者楷模。
以上所述三者都曾官居显赫，胡汉民和谭延闿都曾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于右任则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一辈子大小也就是个“委员”的吴稚晖又何德何能，能够跟三人比肩而立？
您还真别说，纵观吴稚晖的生平，他的确有不少常人难以企及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