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李世民将他费尽心机夺来的江山,治理得一塌糊涂的话,那他一定臭名昭著,就这点水平,还想治理天下?幸亏有“贞观之治”!我们从唐人吴兢《贞观政要》中看到的是一个活得并不轻松,甚至非常累人的李三太子,整天心事重重,一点也不潇洒。虽然武媚娘十四岁就跟了他,估计也是大大地力不从心。
不过,因为他活得累,因为他的从善如流,才有了满篇皆是高头讲章的《贞观政要》。他着力营造大唐的清明政治生态环境,已成为后人的理想蓝本。
壹、三面镜子说自律
李世民应该非常清楚,李唐江山得来不容易,前朝往事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他又是亲历者。
新朝初建,创业者基本都能兢兢业业,只是李世民做得更好而已。
怎样才能避免前朝的惨亡?他的自律不能不说起了重大的作用,即便扶助的人再强,如果没有先天的基本素质,也不可能成功。
于是,三面镜子就成为后人的瑰宝了。
魏徵去世后,李世民伤心了很久,后来他常常对身边的大臣说:用铜来做镜子,可以正衣冠;用历史来做镜子,可以知道朝代的兴衰更替;用人来做镜子,可以明白自己的得失。我是经常用这三面镜子防止自己的过失,如今魏徵去世了,我损失了一面重要的镜子啊。
有谁能够约束皇帝?法律不是他制定的吗?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执行起来难度却不小,连包拯那样的,都要三思而后行。因此,特别要讲求自律。
第一面镜子,是日常生活的必需。有些事情,我们必须借助外力才能达到,因为,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脖子往上提。正衣冠不仅是日常礼仪的需要,也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更是对别人的尊重。那么,铜镜就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从普遍性来说,这面镜子人人都可以使用,而且效果立竿见影。
第二面镜子,是自身素质的积累。人都有认知上的局限性,都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
但正因为是人,他会善于接受教训,那些教训,是历史经验的积累,人类社会的前进,正是这样曲折而行的。那些曲折,已经被历史经验多次证明,为什么还要去犯呢?想一想,真是犯不着。也许,历史的最大价值就在这儿。
第三面镜子,是参照物,也是一种软约束。虽然各个朝代都设有谏官之类,但是,鉴于人喜欢听好话的共通性,也鉴于提意见人的趋利性,要真正听到意见,要长期听到意见,要真正执行意见,那还是很难的。齐桓公的例子,也许是最典型的了,开方、竖刁、易牙,他们那种“敬业”程度,一般人也不具备,难怪桓公会改变想法。但,最终的结局是桓公惨死。
所以,出一面魏徵这样的镜子,不要说李世民时代不容易,就整个社会发展的大历史看,也很不容易。因此,李世民就格外珍惜。
他对这面镜子可谓榨干吃净:贞观十七年,任命魏镜子做太子太师,仍然兼管门下省的政事。镜子提出自己有病在身,难以胜任,李世民对他说:太子是宗庙社稷的根本,必须有好的老师教导,因此要选择公正无私的人辅佐他。我知道你身体有病,你可以躺在床上教导太子啊!不久,镜子得了重病,他原来住的宅院内没有正堂,李世民当时本想给自己建造一座小殿,于是就停下工来,把材料给魏镜子造了正堂。建好后,李世民又派宫中使节赐给镜子布被和素色的褥子,以讨魏的喜好。几天后,魏镜子病逝,李世民亲自到镜子的灵柩前痛哭,追赠镜子为司空,赐谥号,还亲自给镜子写碑文,并亲笔书写在石碑上。
有了这三面镜子做前提,李世民做任何事都如坐针毡。
比如起居注。贞观二年,李世民说:我每次想说话的时候都非常纠结,这句话能不能说?说了后效果会怎么样?因为他知道,那些负责皇帝起居的官员,会一字不漏地将他的话给记录下来,如果有一句话违背常理,那么千年以后,人们还会查得到。
比如杜馋言。贞观初年,李世民说:我常常防微杜渐,想禁绝馋言和诬陷之事的发生,但仍然担心精力不济,或者有没有察觉的问题。
比如要节俭。贞观十一年,御史马周提建议说:唐尧用茅草盖房,夏禹粗衣劣食,汉文帝因珍惜百金的费用,停止建造露台,还收集臣子上书用的布袋,用作宫殿的帷帐,他所宠爱的夫人的衣裙短得不能拖在地上。下属都这么建议了,还有这么多的先贤表率,我还好意思浪费?显然不行!
比如不做无关紧要的事。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隆上表请求,将唐太宗的文章编辑成文集出版。李世民不同意。他的理由是这样的:我制订的政策、发出的诏令,如果对人民有好处的,史书上已经记载了,这足能够流传不朽。如果处理的事务扰乱国家且对人民有害,虽然文章辞藻华丽,终究会被后代取笑的。
你们看,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他们都有文集,但他们所做的事都不合法度,国家也在短时间内灭亡了。我认为,做君主的,只要把品德修养培养好就行了,何必要出那些文集呢!
大印数,高稿酬,这些都是诱惑。然而,李世民的思路始终很清晰,能流芳百世的,不是说出版文集就可以做到的,后人自有其评判的标准。是垃圾终究是垃圾,是金子自然放光。
于是,李世民的脑子一直很清醒。贞观初年的时候,他就这样认识到:做国君的原则,必须以百姓的存活为先。如果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奉养自身,那就好像割自己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虽然肚子填饱了,但人也就死了。如果要想安定天下,首先必须端正自身,世界上绝对没有身子端正了而影子不正的情况。我常常想,能损伤自身的并不是身外的东西,而恰恰是我们自己,都是由于自身的贪欲才酿成祸害。
其实,人人都会说自律,但是,怎么做却又是另外一回事,尤其面对这么一大堆诱惑。对帝王来说,这种诱惑是360度全方位的,就更需要一种坚定和坚持了。
从自律角度看,李世民确实不简单。
贰、烹小鲜的几对重要关系
治大国如烹小鲜。
治大国真有这么简单?不会的。我想他要说的是,煎小鱼,不要翻来覆去,不要瞎折腾,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小鱼鱼身一定完整且味道鲜美。的确如此,如果掌握了要领,还真是这么回事。
《贞观政要》谈到的烹小鲜套路有很多,但我觉得有四对关系特别重要。
第一对,是著名的船和水的关系。
这应该是李世民那面镜子魏徵的观点。这个观点提出的前提是这样的。贞观六年,李世民说:我观察古代的帝王(他是一天到晚研究古代帝王),总是有兴盛有衰亡,就好像有早晨就必定有黄昏那样,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简单理了下,大概有:他们的耳目受了遮蔽,不了解当时的政治得失;忠诚正直的不敢直言相劝,邪恶谄谀的人却一天天得到重用;国君看不见自己的过失,所以导致国破家亡。
这实在令人恐惧啊!
然后,魏镜子就和李世民说:确实是这样。但如今我们国家内外清平安定,您还常常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这样的态度治天下,国运自然长久。打个比方吧,君主好比是船,百姓好比是水;水能够载船行走,也能够把船掀翻!
道理就这么简单。
水在什么情况下会将船掀翻呢?我猜测主要有内外两种原因:
一、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推动水变成大浪巨浪狂浪,那么,这个船就有掀翻的可能。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水中行船本身就是一种危险,也就是说,只要你行船了,就有翻船的可能。而且,外部环境有很多因素希望你翻船,你翻船了,就会有新船更替进来;你旧船不翻,人家的新船无法启帆。因为,历史的河道很怪异,只允许一艘或几艘行驶。
二、因为内部原因的翻船。内部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驾船人的技术问题。他虽然匆匆忙忙造了条船,但不经风浪,根本就没什么能力。他甚至不知道基本的行船常识,即便在风平浪静的河面上,行着行着,因为一个错误的驾驶动作而迅速翻船。另一个是吨位问题,这条船太大,载得又太重,所以,行着行着,就沉掉了,是因为船的不堪重负。这个不堪重负可以理解为,老百姓忍受不了。
第二对,容器和水的关系。
贞观二年,李世民对身边的大臣说:近来我有个研究发现,国君好比是盛水的容器,百姓好比是水,水的形状是方是圆取决于装它的容器,而不决定于水本身。
这怎么理解呢?比如尧舜用仁义统治天下,而人们也跟着仁义;桀纣用暴虐统治天下,而人们也跟着行暴虐。再说得通俗些就是,下边的人做些什么,都是跟着上边人的喜好。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说明吧:梁武帝父子崇尚浮华,只喜欢佛教道教。武帝末年,他经常驾临同泰寺,亲自讲解佛经,随从的官僚们也都戴大帽穿高靴,坐着车子跟在屁股后面,整天谈论佛经义旨,不把军机要务、法典制度放在心上。等到敌人率兵攻打京师时,尚书郎以下的官员多数不会骑马,徒步狼狈逃窜,被杀死的人无数。灭亡是很自然的事了。
因为容器的不可改变性,因为水的柔顺性,水只能随容器变化而变化,这是它们的物理属性决定的。
因此,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一路枚举。一直到现代,仍然如此。三任交通厅长、三任药监局长、四任县委书记,为什么会接连犯事?难道他们不知道李世民那三面著名的镜子?不可能不知道!那只能说是那些特殊的水钻了容器的空子,知道容器的软肋所在,不怕你行得正坐得端,只怕你没有爱好,有爱好,一切OK。
第三对,治国和养病的关系。
贞观五年,李世民又有研究心得:我认为治国和养病没有多大的差别。当病人觉得病情有所好转时,就更加需要小心地调护;如果触犯调护的禁忌,必然导致死亡。治国也是这样,当天下稍微安定的时候,尤其需要小心谨慎,如果因此骄傲放纵,必然会招致衰乱覆亡。
这一对关系的悟出,应该是李世民的切身体会。
今年我的体检报告有一项是这样的:总胆固醇偏高。医生给出的建议是:(1)、低脂、低糖饮食,多进食蔬菜、水果,定期复查;(2)、必要时在医师的指导下使用降脂药物治疗。
然后我就很好奇,上网查了降低总胆固醇的食物、不含总胆固醇的食物、饮食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总胆固醇高如何治疗,等等。我最关注的是,总胆固醇偏高以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结果肯定吓人。就肝胆方面说,会引发脂肪肝、肝脏肿瘤、胆道梗阻、胆道结石、胰头癌等,还会引发各类高血脂症,从而引发其他疾病,如急性失血、多发性骨髓瘤……一句话,总胆固醇偏高是会让人丧命的,当然这个丧命的前提是,你经常不断地去触犯它的禁忌,它就有可能让你丧命。
这是由一个单项疾病而引发的。现在的疾病到底有多少种?估计谁也说不清。
理论上,几乎所有的疾病都可以致人死亡,只是有的直接些,有的间接些。从现实看,致人死亡的其实大部分是间接的,也就是说,本来这个病绝对不会致人死地,但是,一不小心,就引发了其他潜在疾病的暴力起义,然后就无力回天了。
胡适的社会病理分析法,我已在多个场合引用过,觉得非常管用。他说,研究社会问题可以用治病的方法来形容:第一,要知道病在什么地方;第二要知道病是怎样起的,它的原因在哪里;第三,已经知道病在哪里,就得开方给他,还要知道某种药材的性质,能治什么病;第四,怎样用药,若是那病人身体太弱,就要想个用药的方法,是打针呢,还是下补药呢?若是下药,是饭前呢,还是饭后呢?是每天一次呢还是两次呢?
胡适说这些话的时候,有没有受过李世民的影响,他自己没说过,我们也不知道,我相信,以他的博学,他肯定读过《贞观政要》的。
第四对,治国和种树的关系。
贞观九年,李世民又触景生情,他总是能从简单的事情中悟出道理:治国也好比种树,只要树根稳固不动摇,就能枝繁叶茂。这个道理,魏镜子在贞观十一年又重复上书阐明:要想让树长得好,必须使树木的根扎得牢固;树木的根基不牢固,却希望树长得很大,那是不可能的。
根深才能叶茂。根深就是国家的安定和繁荣,怎样才能根深?把根深深地扎进大地中,这个大地是生我们养我们的人民,是顺应人民合乎自然的一切举动。
人民其实是最善良也最容易满足的。还是以树作比。周作人在《我的杂学》中这样解释树的落叶:再读汤木孙的文章,每片树叶在将落之前,必先将所有糖分叶绿等贵重成分退还给树身,落在地上又经蚯蚓运入土中,化成植物性壤土,以供后代之用。
如此说来,这树叶可以赞美的地方竟要超过树木本身呢!叶子们的无私和大爱,在飘扬的不规则曲线中,不仅优美,而且沉甸!
人民不就是那么的无私吗?只是这个道理,树们一定要懂得,不要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叁、选一个好官有多难
贞观元年,财政收入不丰,国力还不强,养不了那么多的官员,李世民就对房玄龄等人阐明了他的用人观:治国的根本,关键在于审察官吏。要根据才能授予适当的官职,务必精简官员。官员不一定要齐备,只要任人得当,如果得到好的官员,人数虽少也足够用了;反之,人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有了这样的总原则,有了大方向的指引,贞观时期的官员选择和任用,就变成了一门很有意思的学问。对于出现的不良现象,很快会得到纠正。也常常会显现一些用人的亮点。
贞观三年,李世民对组织部长杜如晦说:近来我发现你们选拔官员,只按他的口才文笔来录取,而不全面考察其德行。你有没有想过,数年之后,有些人的劣迹才开始暴露,虽然对他们加以刑杀,但是,老百姓已经深受其害了。
组织部长绝对想替国家选好有用之才,但是,这其实是一个高精尖的科学难题,所谓知人知面难知心,无论古今,一个人的内心往往很难洞察。刘彻会碰到这样的难题,李世民同样会碰到这样的难题。
口才文笔是一个人才能的内在显现。
口才不好的当官可以吗?应该可以的,只是没有口若悬河的人吃香,无论哪一个上司,下属汇报工作时,结结巴巴表达不清,会得到良好的印象?这样的人怎么去做群众工作?怎么能够把我朝的大好形势贯彻到位?文笔不好怎么行呢?让你年底弄个总结都不像样,我们一年的工作不是白做了吗?文笔不好,当官多累啊,稿子也不会写,明明做得很辛苦,也很有成就,但是表达不好,上司不认可,这不就是你的本份工作吗?有什么好显摆的!表达好的就不一样了,一二三四,娓娓道来,合情合理,自己的功劳不少,上司的关怀重要,皆大欢喜。即便你做得不怎么样,照样可以表达得让上司满意,你以为上司能深入到这么深的基层?
即便发现不实,那又怎么样?我可是你的下属噢,咱们是深深联系在一起的。
叉开一下。朱国祯《仿洪小品》里有一个没有文化的做官趣例。张宣是元代负责深入海道运粮的官员,此人目不识丁,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当的官,却也当得像模像样。他在一些需要签字的公文上只是画个押,但他画押的方法独特,聚拢三个手指,然后沾上墨,印在纸上,形状像一个“品”字,即使别人特意仿效,却也弄不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