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作品展示了独特的生活内容。一群人民军队中的少数民族老骑兵们的过去和今天的平凡故事；一个参加过延安保卫战的老兵转业在莎车县直到离休至今天仍在“战斗”不已的传奇故事；复员回乡的维吾尔族青年艾尼瓦尔靠自己的才情和智慧独自创办了“劳动者公园”并和民族宗教极端势力作斗争的有趣故事；一个汉族老革命娶了维吾尔族姑娘，他们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婚姻故事；一个为革命负过伤、流过血的老军人为实践自己对党的承诺，独自一个汉人在偏僻贫困的维吾尔族小村一呆就是四十年，使自己除了血缘而外，几乎完全维族化而又晚境凄凉的故事；为了一座葬有汉、维吾尔两个民族烈士的陵园，一个维吾尔族家庭和一个汉族家庭守望奉献了几十年的感人故事；一群奉献在“万山之父”帕米尔高原上已成为塔吉克人的各级“领头羊”的正当盛年的老兵们浪漫而艰辛的生活故事……依我的目力所及，这些都是以往文艺作品很少涉及的，尤其是用纪实文学这种样式。
有人说，不到西北，不知中国之大；不到南疆，不知新疆之大。新疆占中国面积的六分之一。在一些人的眼中，新疆和西藏一样遥远而神秘，但新疆和西藏又有很大的不同，它的重要性和它对中华民族的独特贡献是任何其他地区所不能替代的。我想，有才所写的这些故事，它所展现的南疆边地多民族的民俗风情及宗教文化等生活画面，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就像辽阔而偏僻的南疆一样既鲜为人知而又深具诱惑。因此，也就有兴味去阅读。
其次，作品的思想主题也有新意和深化。这主要体现在民族和宗教方面。民族和宗教问题是当今世界的热点，尤其是前苏联解体以后显得更加突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在新疆南疆地区这也是个较为敏感的话题，被一些作家视为畏途，不敢轻易去碰。有才显然没有回避这个敏感点，迎难而上，做了有益和大胆的探索。当然，有才不是直接去硬碰，他巧妙地、迂回地接近它，表现它。他通过婚姻和家庭来表现和探索它。那个被人叫了一辈子“丁股长”的老丁，有着非常坎坷的经历，他从延安保卫战到解放大西北的一系列著名战役，直到解放新疆，又像一颗种子飘落到了南疆的莎车县银行扎下了根。在解放初期的那种极特殊的年代和情况下，他娶了维吾尔族姑娘塔吉古丽，这桩跨民族婚姻如果不是后来由于民族宗教极端势力的干预，可以说是完美无缺的。在民族宗教极端分子的压力下，老伴塔吉古丽对身后的安葬有了不安和恐慌。
在半个世纪的婚姻中，她和汉族的老革命老伴相濡以沫，相亲相爱，儿女都已成人成才；如果不是来自民族宗教极端势力的精神压力，她对生活要多满意就有多满意。这些年来膨胀起来的民族宗教极端主义情绪，使这个善良的维族老年妇女的心灵终日不得安宁。自己死后如何才能和母亲埋在一起，进人自己民族的坟地？这已成为一个压迫她晚年生活的大问题。我们设身处地为她想想，那些终日折磨她的不安、恐慌，甚至于恐惧都是真实的，它是来自于骨头里的，也是来自灵魂深处的不安和恐惧。这难道不是对民族宗教极端主义危害的最实际也是最好的控诉和批判么？在《披满尘埃的诺言》中的那个为革命负过伤、流过血的杨老兵，除了血缘和不做礼拜以外，他淡忘了自己的母语和汉语名字，他为自己起了维吾尔族的名字，他从里到外，已经完完全全地维族化了，甚至他回内地老家去，乡亲们都已按维吾尔族的风俗来接待他了。
只因他不做礼拜，民族宗教极端势力就挑拨他的亲生儿女们把年已古稀的他视为异端和耻辱，并从自己的家中赶出去，让他仍像牛马一样地劳作着。我不知道杨老兵是不是中共党员，文中没有写。杨老兵只知道自己是个革命军人，是革命军人就不能信宗教。杨老兵知道并坚信这一点。在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里，这又有什么错呢？他为了这一点在自己的风烛残年时还要付出沉重和巨大的代价。这对把一辈子都奉献给家庭和儿女的老人来说，该是件多么残忍的事。如果说塔吉古丽从维吾尔族妇女的角度对宗教极端势力的精神迫害提出控诉的话，那么，杨老兵则从汉族男子的角度对宗教极端势力的不人道提出了愤怒的抗议！我曾对世界几大宗教经典做过皮毛的研究，也曾经读过多种版本的各大宗教创始人的传记，深感宗教问题的深刻和复杂性都是无与伦比的，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白的。但是，我发现任何一种宗教教义无不劝人要笃行真善美，要奉行大度和宽容。十多年前，我曾在崆峒山采访过一个从台湾归来的和尚，他叫会善法师，他手握《禅门日诵》，桌供着毛泽东全身瓷像。在和我交谈中，他对党内的不正之风、社会上贪污腐败多有痛斥，完全不像一个出家人。
我戏称他为“马列主义和尚”。原来，解放前，他就是共产党员，当过静宁县界石铺乡的乡长，后来参加抗美援朝被俘，在台湾坐牢出狱后被迫出家为僧。我曾问他为何能把佛教和马列主义和平共处的？他答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说到底都是教人行善求真求美的，这和佛教的千经万卷是一样的。”我大为感叹！当代一位文化大家也曾说过，宗教问题的最终出路，可能性在于各种不同宗教间的相互理解、尊重、承认和宽容。这很像是也很接近于我国古代先哲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大境界了。有才同志不可能对这个问题进行全面深刻的讨论，因为这不是这篇故事的任务。
他只是客观地，极有分寸感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以期引起人们对它的注意和研究。可是我要说，有才的主人公们个个都是民族交流的友好使者和民族团结的桥梁，同时，也是南疆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昌盛的基础和柱石，借用少数民族同胞的话说，他们几乎就是“至仁至善至尊的真主派来的使者。”
第三，有才同志写出了人民军队革命军人特有的思想境界、精神品质和魅力。勇敢、坚定、正直、勇于奉献、不怕流血和不流血的牺牲、坚守承诺、义无反顾等等，都是人民军队的优秀品质。有才笔下的主人公们，几乎都有过或长或短的当兵的历史，又几乎都对当兵的历史怀有深切难忘的情怀，他们都以各自特有的方式保持着军队给予自己的最为宝贵的东西。以至多年以后，仍然自觉地以一个人民军队的战士姿态做事为人。当我们读到已离休多年的郝老才在听到民族宗教极端势力台头后倒行逆施时，怒不可遏地跑到田野放枪扫射高声大骂以震慑民族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势力的壮举，进而痛斥官场腐败，大骂不正之风时，我想，这个当年曾一个人俘虏了六百多名敌人的老英雄（仅此一点，我以为就可写人世界吉尼斯纪录〉，今天他不是仍然是一名威风凛凛而又响当当的战士么？
那个听党的话自觉地把自己维吾尔族化，在穷乡僻壤中只知生儿育女、耕种放牧的杨老兵，在看到民族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在一夜之间就让村里五百多位妇女都蒙上了黑纱巾的时候，联想到这些家伙竟然能用极端的民族宗教情绪把父子父女亲情弄得六亲不认的时候，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那种几近闭塞又贫困的生活并没有麻木他的基本觉悟。迫于自身生计和对村里形势的担心，他步行几十公里跑去报告政府。为了坚守信仰，面对巨大的生活和心理压力而不屈服，这是多么可贵的品质。还有那个正值盛年一心一意为维吾尔族同胞尽心尽职的陈二虎书记……读着这些老兵们的事迹，我想，虽然他们早已脱去了军装，
有的已进人耄耋之年，但他们作为战士，却一刻也没有撤离战壕，在那些事关党的原则、人民的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他们的总是自觉地站在党和人民的一边，并以鲜明的态度和坚决的行动予以表明。又有谁能否认他们是在以战士的姿态在进行新的战斗呢？这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南疆特产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和田羊脂玉，这些老兵就像羊脂美玉那样洁白坚贞，那样始终如一。我甚至突发奇想，若对着作品大喊一声，这些可爱可敬的老兵们就会齐刷刷地、虎虎有生气地“呼”地站出来，让人的眼睛“刷”地一亮：“嗬，好一连人马！”
第四，我对有才同志的创作态度深表敬意。在时下热衷炒作，追名逐利成风’争先恐后去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或是名人明星的奇闻秘史，或是在大宾馆靠三五友人侃出一出几十集的电视剧来的世风下，有才同志不赶时髦，不媚时尚，也不为一时的市场效益所迷惑，而是把自己的艺术热情、艺术才华和艰苦的艺术创造奉献给了祖国南疆穷乡僻壤里的普通平凡的老兵生活和他们的内心世界。我以为，这首先是表现了有才同志作为一个作家的道德良知，其次才是价值取向。这些都是通过他的平民情结，通过他对南疆这块热土、对常年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命运的热切关注表现出来的。我认为，在有才同志的身上，也有他笔下的那些南疆老兵身上所有的闪光的精神。我想，这正是当下最为值得宝贵的东西。得知有才同志祖籍西北，生长并长期在南疆这片热土上生活工作，我猜想，《南疆故事》这部好作品，很有可能是对有才对这块土地的热爱、责任和义务的一个极好的说明和回报。
最后，我有一个建议，故事的主人公们，几乎都是当过兵的，题目为什么不叫“南疆老兵故事”呢？如果这样，是不是更亲切也更切题一些呢？
2002年9月19日。
一个人的花朵和果实
读丰子恺《护生画集（1-6)》
7年秋的一天，李叔同〈弘一法师#云游到了上海，住在了丰子恺家中，早年的丰子恺曾是法师的学生，就是这次会面，促成了这部影响广泛的《护生画集（下)》作品的机缘。丰子恺在笔耕六十多年中，先后用了46年完成了这部画集。护生画集第一册是50幅，是为纪念弘一法师50寿辰的。画稿完成后，弘一法师很高兴，为每幅画逐一配诗并书写。9年，丰子恺又绘出60幅，寄送远在泉州的弘一法师并请配上文字。法师见续集绘出，非常欣慰，他复信说：“朽人70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集第三集，共70幅；80岁时，作第四集，共80幅；90岁时，作第五集，共90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集功德于此时圆满。”丰子恺收信后想，其时日寇凶恶，自己流亡在外，生死难卜，但法师已有此嘱托，又岂能不从，他复信道：“世寿所许，定当尊嘱。”
续集于0年出版，序是夏丐尊先生写的，文字仍由法师书写，并写了跋，在《跋》中法师写道：“已卯晚秋，续护生画绘就，余以裹病，末能为之补题，勉力书写，聊存遗念可耳。”
此时，弘一法师已年迈体衰，之所以抱病书写，为的还是《护生画集》的圆满。他自知不能看到后几册的出版，先后给第一册的编辑李圆净、夏丐尊写信，要求他们召集相关人士帮助丰子恺完成后几集的编绘工作，并从取材、编排、风格等方面都做了详细交待。并说：“《护生画集》续编事，关系甚大。务乞仁者垂念朽人殷诚之愿力，而尽力辅助，必期其能圆满成就，感激无量。”
弘一法师于2年10月在泉州圆寂。夏丐尊先生于6年病逝，李圆净于10年去世。这样一来，护生画集功德圆满的重任就落到了丰子恺一人的身上了。
9年元旦刚过，丰子恺拜谒弘一大师的圆寂之地，一位居士拿出一封信给他看，这正是当年他给弘一大师的信，“世寿所许，定当尊嘱”，八个字顿时活脱脱跳到眼前，他当即发愿绘作第三集70幅。从此，闭门三月，终于完成。丰子恺恳请卜居香港的叶恭绰先生为之题字。这是何等好的善缘，叶先生慨然应允。巧的是，这次在厦门丰子恺遇到了神交已久的新加坡广洽法师。广洽法师是弘一法师平生最亲近的人之一。俩人共同发愿，要为纪念弘一法师携手努力，完成护生画的最后编绘与出版。0年，丰子恺计划绘作第四集，材料已有，但苦于出版困难，他致函广洽，广洽即回复，可在海外募款出版。接信后，丰子恺全力作画，并请朱幼兰居士题字后寄交广洽法师。不久，第四集即在新加坡出版。
第四集出版后不久，广洽法师和丰子恺的友人均建议他尽早作第五集，丰子恺本人也有此意。2004年9月，他致函广洽法师说明意向并准备工作，广洽法师已在新加坡募款完毕并签订了印刷合同。
1965年6月丰子恺将收集的90篇诗文’寄北京的虞愚先生书写，然后逐一作画，8月完成并寄交广洽法师，9月第五集即出版发行。
不久，“文革”开始了。丰子恺被列为上海市十大重点批斗对象，他的护生画当然就是反动书刊了。但执著的丰子恺并没有忘记尚未完成的第六集，不论处境多么险恶，也要使护生画功德圆满。他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作画。由于有关书籍损失殆尽，缺少画材，颇费踌蹰。
一天，他与曾为第四集画题字的朱幼兰说及此事，托其搜寻可供参考的书籍。朱幼兰回家后在尘封的旧书中找到了一册《动物鉴》，丰子恺见书心喜。不久，第六集100幅完成。题字的任务再一次落到了朱幼兰的肩上。丰子恺对朱幼兰说：“绘《护生画集》是担着很大的风险的，
为报师恩，为践前约，也就再所不计了。”“此集题词，本想烦你，因为风险太大，还是等来日再说吧。”朱幼兰被丰子恺的精神所感动，当下表示：“我是佛门弟子，为弘法利生，也愿意担此风险，乐于题词。”两颗相近的心，玉成了最后一集。书画完成后，丰子恺自知不久于人世，
便托朱幼兰保管。5年9月15日，丰子恺辞世，终于没能见到护生画第六集出齐面世。
“文革”结束后，8年秋，广洽法师再度赴沪。他十分关心第六集的情况。当他从朱幼兰处了解到实情后，内心十分感动。他称赞丰子恺说：“不受环境的挫折而停顿，不受病魔的侵患而退馁，以护生则护心。永远保持这颗赤裸裸对人的良心善念，生死以之，义无反顾。”
广洽法师离沪时即将原稿带走，随后募款将第一至第六集于9年同时由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出版，护生画集于此功德圆满。弘一法师在天之灵有知，亦应欣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