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
奥斯维辛集中营II，彼尔肯瑙
天色尚早。在一排长长的水泥灯柱后面，一排兵营建筑，如同浑身漆黑的巨型原始生命一般，正起身采撷朝露。破碎崩颓的烟囱，悲怆地刺入苍穹，仿若搁浅帆船裸露在外的桅杆。
埃米尔拭去汽车窗玻璃上的水汽，向外张望。他们正开在一条狭窄的道路上——这条路，是沿着残存的那部分漫长篱墙修建起来的。每开一小会儿，他都能看见一个瞭望塔残留下来的底座，突兀地伸出地面，就仿佛是坏掉的牙齿一般，乌黑一片，腐烂不堪。
这不是他印象中奥斯维辛的样子。他曾经一直认为，莫洛维茨营很大，但实际上，它不是很大，而是几乎辽阔无边。
司机在一座下面有拱门的、红砖建造的高塔旁边停下了车。那道拱门下方，有铁轨残存的痕迹。然后，司机指了指旁边的一栋建筑。有个男人正等在那里，不停跺着脚取暖。
“早上好！”埃米尔一边开口，一边试着努力回想起自己曾在营地里学过的那一点点波兰语。“我是埃米尔·克莱蒙。”
“早上好。”那个男人回应道：“很幸运，我会说德语。”
面前这个男人是克拉科夫大学的一名教授，也是大家推选出来的、集中营遗址保存工作的管理人员。彼尔肯瑙现在成了一座博物馆。莫洛维茨早已烟消云散。丁二烯橡胶工厂，现在由波兰政府负责经营。
埃米尔和他的旅伴们的到访，打扰了教授的工作，他感到很不高兴。
“请问，我们可以快点吗？”他问埃米尔道：“这样做完全是不合常规的。”
自从保罗死后，接下来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不合常规的。根据荷兰天主教教会内部的管理规定，一个德国神父被送回“故乡”——死在阿姆斯特丹，是不合常规的。接下来，是遗愿问题。保罗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除了那套心爱的咖啡具，还有一堆日记。咖啡具被他送给了布林克沃尔特夫人，日记则留给了埃米尔。
他希望能被火化的要求，使教会方面感到震惊。
“天主教堂方面不同意火葬。”肖尔腾神父生硬地向他们解释道。
“但这是保罗的遗愿。”埃米尔十分坚持。
“不过，他始终是个神父。”肖尔腾毫不退让。
这时，威利插了句话：“你说得完全没错。而且，他很清楚自己所提的要求——教堂方面，肯定不会拒绝他的遗愿的，难道不是吗？”
哪里知道，到了最后，保罗的临终要求竟然引起了一连串的大麻烦。
埃米尔和威利先是向阿姆斯特丹的波兰大使馆提出询问。他们随后被告知，这个要求完全没得商量。签证方面，甚至连他们两个活人都难以通过，至于他们脑袋里的那个主意，更是希望飘渺。
埃米尔和威利花了好几天时间，搜肠刮肚，寻找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最终，在喝了好几杯酒之后，威利说：“我们需要的应该是一个专门的组织者，由他来想办法，把我们给弄过去。”
听到这话，埃米尔当即拍了拍自己的脑门。“你说得对，威利！你想到办法了。保罗曾经说过，谁是自己知道的、最好的组织者来着？”
“埃登穆勒。”
他们在一个名叫辛珀尔费尔德的荷兰小镇的一间酒吧里找到了埃登穆勒——这个小镇离德国边境只有两公里远，靠近亚琛。
当两个男人走进酒吧时，正在擦拭玻璃杯的酒保抬起头来，说道：
“下午好啊。两位先生，想要来点儿什么？”
埃米尔马上就认出了他来，主动向他伸出了手。“埃登穆勒，”他用德语轻轻对他开口说道：“好久不见了。”
酒保的脸上掠过一道阴影。“我想，你们是认错人了，”他很急促地回应着，“我的名字叫纳德尔曼。我从来没听过这个……这个什么来着？”
“埃登穆勒。”威利答道。回答完之后，又用大得多的声音继续说道：“我们是保罗·麦斯纳上尉的朋友。”
这下子，酒保的脸上又显露出惊慌失措的神情。“小点声！”他对威利发出嘘声，“你们是谁？”
“你真的没有认出我吗？”埃米尔问。
酒保摇了摇头。“我应该认识你吗？”
“是的。我是钟表匠。”
酒保终于停止了擦拭。“我的天啊！”他说：“你为什么会到这儿来？”
“我们正在想方设法完成一位老朋友的遗愿，希望你能够帮助我们。”
埃登穆勒看起来很困惑。“老朋友？是谁？”
“保罗·麦斯纳。他几周之前去世了。”
这个消息让埃登穆勒吃了一惊。“真的吗？保罗·麦斯纳？你们知道，他可是帝国装甲师中的一员。那个师团里的人都是顽强坚毅的怪物——在苏联人跟他们打完仗后，帝国师的人已经没剩下多少了。不过，我那位老上尉先生倒是做到了。怎么说呢，我感到……”埃登穆勒自顾自地点了点头。“不管怎样，我还是为听到他过世的消息感到遗憾。他是个很不错的人——一位很不错的军官。”说到这里，他抬头望了望天花板。“但是，等等，等一下。你们说，他是个老朋友。我倒是没有想到……”
“我也没有想到。”埃米尔说：“可是，他帮助我找到了一些十分珍贵的东西——那些东西，我曾经以为自己已经永远失去了。”
“真的吗？那么，你所说的‘那些东西’，又是什么呢？”
“我自己。”
幸亏酒吧里此刻没人。听到埃米尔的回答后，埃登穆勒赶紧走到大门前，换上“关门”的标牌。“你们认为我能够帮什么忙？”他问道。
“我们也不是很确定。”威利回应道：“但是，保罗曾经说过，你是党卫军里最好的组织者。”
埃登穆勒有些难为情地笑了笑：“拜托，请别让任何人听到你那个说法。我尽了很大努力，希望能够将那段时光抛在脑后。”
关于他们所提出的、那个难题的解决方案，埃登穆勒认为，问题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需要编出一个经得起推敲的故事来；另一方面，他们需要钱。
“钱？我们为什么需要钱？”
“因为你们要跟共产主义者打交道。”埃登穆勒答道。“虽然这从逻辑上看是有问题的，我也很清楚。但实际上，共产主义者最需要的就是钱。我敢打赌，在波兰，并没有很多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且，那边还有一大帮子穷人——这点你们当然也知道。过去，我们常常会说，波兰人是最擅长行贿受贿的民族。我敢打赌，战争过去了这么多年，这点也不会有任何改变——而且，照我看来，贿赂的情况，应该比以前还要糟。问题主要在于，我们可能需要贿赂很多人，所以，我们或许也就需要有一大笔钱。”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完蛋了。”威利说：“我虽然称不上是一贫如洗，但也真没有多少积蓄。”
“我跟你一样。”埃米尔说。
“算上我一个。”埃登穆勒补充道：“我的全部财产，就是这个地方。而且，这里还不是我一个人的。”
“你结婚了？”埃米尔问他。埃登穆勒点了点头。“她知道……唔，你知道的，那个……？”
“是的，她知道。我把一切都告诉她了。”
“你有孩子吗？”
“是的。两个儿子。”
“你给他们取了什么名字？”
“保罗……和弗雷迪。弗雷迪，那是上尉的教名。”
“这我倒不知道。”
“有一次，我偷偷翻看了他的服役记录。他真是个很勇猛的军人。”
“没错，他确实是的。”威利说：“直到生命的尽头，也是如此。”他停顿了片刻，然后接着说道：“我们需要钱，但我们都没有。除了抢银行之外，我们还能从哪儿弄到钱呢？”
“我想，我或许知道一个地方。”埃米尔说。
这栋屋子看起来实在太不合时宜了。这条街——欧德积克街——简直令人心旷神怡。沿路都是成荫绿树，人行道修建得也很宽阔。只是，在一大堆现代公寓建筑之间，却有一栋体量巨大、格格不入、十九世纪风格的宅邸，看起来就像是无政府主义式的突发奇想。不过，门铃下方住户铭牌上刻着的那个名字，埃米尔一直都记得：卡斯泰恩。
“请问，我能跟卡斯泰恩先生聊聊吗？”当一位穿着老式黑色制服、衣领和袖口雪白的女仆过来应门时，埃米尔向她请求道。
“请问您的名字？”
“告诉他……嗯，告诉他，来的是钟表匠。”
卡斯泰恩没有忘记自己将近二十年前许下的诺言。他几乎是冲到门口来的，然后，又硬生生地把埃米尔给拽了进来，跟他握了好半天手，怎么也不肯放开。
在一处奢华的大厅里，女仆为他们送上了咖啡。“我很抱歉，我跟你失去了联系，钟表匠。”他对埃米尔说道：“但你现在既然已经找到这里来了，我就绝对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第二次。”
“如果你关心国际象棋界的话，肯定会很容易就找到我。”
“我从来都不知道，原来还有一个国际象棋界可以去关注。关于国际象棋，我唯一了解的，就是我们在奥斯维辛的那个小小的国际象棋俱乐部。你，我，布拉克，还有那个党卫军军官，以及他手下的那个马屁精。”
“或许这会让你觉得有点奇怪，但是，那个党卫军军官——他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卡斯泰恩简直就是上天派来的恩主。不止用钱为他们成功扫清了道路，还动用了很多社会关系来帮他们的忙。不过几天之后，四份签证就已经准备好了。
“怎么会有四份？”埃米尔吃惊地问道。
“我也跟你们一起去。”
卡斯泰恩建议租一架私人飞机飞过去，但是埃米尔坚决反对。坐飞机过去是不对的，他说。这不仅是一次旅行，还是一次对往事的朝圣。他们应该坐火车去。
现在，他们正站在彼尔肯瑙的大门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