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高等教育
2006年，我省普通高校共招生9．04万人，比2006年增加1．88万人，在校生达到了26．37万人。包括成人高校在内的各类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超过38万人，毛入学率15%。建成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5个；评选出省级教学名师10名。甘肃省医学科学研究院等6个院所成为首批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
(四)在国际合作办学与校际交流
兰州大学等6所高校与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的高校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互派学生，全年共派出166名留学生出国深造。西北师范大学等省内本科院校共接受外国留学生210名。普通高中接收外国学生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和兰州新亚中学获得接收外国学生资格。国家汉语办将投入400万元，支持我省建立汉语国际推广中心甘肃基地和国家汉语国际推广中学实习基地。
(五)继续教育
2006年，甘肃省农牧厅、财政厅、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教育厅、科技厅和建设厅等六厅联合启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继续组织实施”绿色证书培训T程”和”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 (以下称”三项工程”)有35所职业中学和普通中专主动承担了劳动力转移培训任务，占培训基地的30%，培训人数达到14 050人，占培训总任务的28%，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79 704人次；各类农村职业技术培训机构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120多万人次。2007年5月3 1日，甘肃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甘肃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为全面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整体素质， “构筑终身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二、教育结构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结构体系内的子系统仍有较强封闭性制约了教育的协调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一直缺乏双向的沟通，普通教育毕业生可以接受高一级职业教育，而职业教育毕业生，由于受教学内容、高考制度、高考内容等的影响，几乎不可能再接受高一级普通教育。尽管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就规定，中职毕业生中可以有3%左右直接升学，还提出要建立人才培养的”立交桥”，我省也进行了初步尝试，即中职毕业生可以按一定比例升入高等职业院校。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间的壁垒仍未打破；人才培养的”立交桥”仍在期待之中。
(二)部分职业教育类型学校功能定位不清发展职业教育的协调机制不够健全
这种情况不仅影响教育行政部门的统计、管理及与国际教育的交流和比较，也影响学生对相关学校的选择和用人部门对毕业生待遇的规定。导致了部分学校盲目拔高办学层次、扩大办学范围，出现各种非正规教育普遍追求学历教育的倾向，普遍存在以各种名义中专办专科，专科学校办本科，本科学校办专科的状况，直接影响相关学校根据自己的目标办出有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同时，也导致社会上各种学历文凭鱼目混珠，加之毕业生就业机制、劳动用工制度不完善，加剧了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紧张气氛。
(三)教育资源总量仍旧较低，专业结构不尽合理
首先， “两基”的成果虽然显著，但全省”两基”攻坚的”硬骨头”县仍有25个，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即使是”两基”达标的一些地区，质量偏低，给后期教育增加了难度。
第二，结构不尽合理。城乡、区域、各类教育之间发展不平衡；高校和中等学校学科专业设置不尽合理。如我省产业结构中占优势的是石化、冶金、轻工，但我省不仅没有这类专业院校，就是在现有的高等院校和中专中也鲜有这类学科的专业设置。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职业学校、大中专院校都设立了普通会计专业，而设置行业会计专业的学校却凤毛麟角。
第三，中职教育占高中阶段教育的比例较低，2006年中职与普通高中在校生之比为1：3；招生人数比为1：3．43，据不完全统计，报到率不足85%。
第四，职业培训和终身教育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就我省大中城市而言，由于党政机关、大专院校、文化科研等事业单位和大中型企业相对集中，教育资源比较充裕，组织教育资源进行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的条件较好，终身教育体系已有雏形。而后高中、特别是后初中继续教育问题主要存在于偏远、贫困和少数民族地区。
从布局上看，我省组织实施的”三项工程”主要依托中职学校。我们对其中的三所学校进行了电话访谈，他们表示：学校非常愿意承担这些工作，但师资、办学经费、生源都存在问题；办学经费虽然能得到部分补贴，尚有缺口；由于学校多处于城市，让偏远地区的农民翻山越岭来接受培训，显然不大现实；至于师资和场地等等，都是利用学校现有资源，学校负荷超重。礼县农机站的工作人员在访谈中承认， “绿色证书和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所培训的人员是各乡镇、村报上来的，到位率实际上没有统计数据那么高，而且受训人员的重复率很高，尝到甜头的少数人争着来，大多数则漠然视之。在培训内容上，因地制宜做得不到位，也影响农民接受培训的积极性。2006年全省从事农村成人教育的师资不足5 000人，每个乡镇平均不到4名，很难形成规模教育，这实际上也是教育资源的浪费。
从农村应接受继续教育、职业训练的劳动力情况看，问题很严重。 (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2001—2006年，我省仅普通学校毕业生直接流入社会的、未经任何职业训练的劳动力，年均超过27万人，累计已达160余万人。在农村，占年新增富余劳动力的70%左右，其中绝大多数还是未成年人。据业内人士估计，他们85%以上集中于偏远、贫困和少数民族地区。
我们在兰州市的劳动力”自由市场”和三个工地访谈了82名应届和往届的小、初中毕业生，年龄16~20岁，他们都是跟着乡邻或亲戚出来打工。主要来自陇南、陇西、临夏和皋兰县的偏远山区。问及”不继续上学”的最主要的原因，回答一致是”要交钱，家里供不起”。问是否知道”有些学校，如陇南农校等实行‘零学费’入学”时，又是一致回答”不知道”。在他们个人的叙述中，我们了解到：在家独立操持过农活的26人，其他人不同程度地参与过家里的农业劳动。只有19人表示部分听说过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 “绿色证书培训工程”和”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但与自己种地没什么关系；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56人知道这件事，但自己没”碰上”，也不知道去哪里”找路子”；90%的人表示”很想参加”此类培训。另有6名县高中毕业生，因家庭贫困来兰州打工，对上述信息了解较全面。据他们说，这些信息是在县城上高中时获取的，一旦有机会，他们一定会参加职业培训。同时，我们访谈了5名小规模工程承包商，他们坦承：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他们在劳动力”自由市场”招工的年龄不超过30岁。这就意味着这些农民工如果没有特别的技能，其工作年限最多不超过15年。可以想象，15年后，他们返回乡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仍旧身无一长物，又会直接制约农村社会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些农民子女没有经过职业培训，没有一技之长，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收入低廉，工作也没有保障，没有社会保险。有些还是未成年的孩子，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抵御不良诱惑的能力，极易给家庭和社会造成破坏和负担。
第五，甘肃位于中国的西北内陆。全省70个县级行政区划中属于老区和贫困地区的有31个，属于高原和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县的有21个，其中23个属于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广大的农村地区，大部分家庭都在贫闲线上挣扎。直到2006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才突破2 000元大关，达到2 134元。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甘肃农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2年，这比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受教育少1．1年，农民文化素质劣势十分明显。 (甘肃省统计局)甘肃省农业部门2004年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甘肃省重新返回贫困线以下的农民中，由于教育因素返贫的数量占返贫总数的50%，居首要因素。”不上学一辈子穷，上学立刻穷”是甘肃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处于尴尬境地的真实写照。 “两免一补”政策，使甘肃省贫困地区的农村基础教育状况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但是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支出成为农村家庭贫困的重要因素。有数据显示，一个西部大学生年均支出7 000元，相当于贫困地区9个农民一年的收入；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 (《甘肃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状况研究报告》张俊浦)毋庸讳言，甘肃落后的根源在于甘肃农村教育的落后，但这并不意味着甘肃农村居民不愿意进行教育投入，而是甘肃农村居民因贫困无力投入。
三、对策与建议
第一，调整政府办学思路，在我省农村地区，可暂缓发展普通高中教育，而以发展职业教育与实现”两基”并重，尽快着手我省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继续教育结构体系的设计、论证和建立。在有条件的乡镇，设立农村职业学校，根据当地的政治、产业、文化需求设置专业、组织教学，建立具有当地特色的教育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