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之匈奴，唐之回鹘、吐蕃，本朝之契丹，岂可以待夷狄之常道而待之，徒曰不可参于中国而已乎！彼固越疆而来参，窃中国之文以自尊异，逞夷狄之威以自飞扬矣。然而妻之以女则不可，藉其力以平中国则不可。盖惧夷狄、中国之无辨也。汉唐之已事可以鉴矣。本朝去是二祸，而岁以金缯奉之，不复至于交兵，则既享其福矣，独使之并帝，则汉唐之所未有也。专中国之祸，岂一朝一夕之故哉！是皆当时之廷臣不讲《春秋》之过也。
今中原既变于夷狄矣，明中国之道，扫地以求更新可也；使民生宛转于狄道而无有已时，则何所贵于人乎！故扬雄之言曰：“五政之所加，七赋之所养，中于天地者为中国。”王通之言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盖“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在这篇文章中，陈亮将《春秋》解读成圣人尊王攘夷的指示。这种思想在他的其他著述中也随处可见。
陈亮和其他宋人普遍认同《春秋》拥护尊王攘夷，但是对集权政府和哲学设想的态度，使貌似简单的口号复杂化了。为了结束自唐末以来的动乱，北宋强调对帝制的尊崇，而南宋时期抵御蛮夷的呼声变得更加急迫，各界人士竞相渲染下，集权问题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北宋的行政与军事权力都曾高度集中，尤其集中在皇帝本人和他的私人系统（区别于常规的官僚机构）。当王朝从在北方的崩溃中逐渐复苏过来，秦桧（1131-1132年、1139-1156年间南宋权臣）致力于政府的重新集权，并推行在南宋与女真间维持和平的政策。在与金朝议和的同时，他消灭对朝廷权威的潜在威胁，如深得民心的将军岳飞（1103-1141年），并奉行中央集权政策——“强干弱支”。陈亮的一些朋友，特别是陈傅良（1137-1203年）和叶适（1150-1223年），甚至比他还要激烈地反对政权集中与对外和平的政策。
朱熹（1130-1200年）对孔子关于王位与夷狄的解释与他自己对王道的强调是一致的。尽管他没有特别批评陈亮这篇文章对《春秋》的发挥，但朱熹仍然坚持尊王的主题比之攘夷更为重要。朱熹认识到，内“中国”而外夷狄是《春秋》的重要指示之一。但是他所理解的这部书的主旨，是同他自己的关怀一致的。也就是说《春秋》强调的是国内强本固源，而非号召向蛮夷复仇。在朱熹看来，那些好借着《春秋》“国君许九世复仇”而发议论的人，都没有真正理解经典，都在“乱说”。例如，汉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曾经援引《春秋》，辩称自己是九世复仇，但是他对胡狄的侵略性战争，真正动机其实是“他自好大喜功”。
朱熹把南宋收复中原和向女真复仇作了区别。较之于陈亮的观点，朱熹认为随着时间流逝，很多“中国”人的杀父之仇也渐渐弱化；因而其他主张，如国家的统一，必然成为收复中原的首要目的。
在《四书集注》和《四书或问》中，朱熹强调孔子尊王和恢复社会秩序的关怀。在这些评注中，他主要解释了风俗并提供事实；但有些情况下，他还是有更多的空间显示出对蛮夷的敌意。例如，他把一则《论语》（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解读成夷狄尚且有君，不似诸夏（因君臣失道而等同于）无君。皇侃《论语义疏》评论这则《论语》道：“此章重中国、贱蛮夷也……言夷狄虽有君主而不及中国无君也。”这是把“亡”理解为“无”君（所以无序），把“不如”理解为“不及”而非“不似”。朱熹的导师程颐（1033-1107年）则以“僭乱”训“亡”。虽然在《四书集注》中引用了程颐的注释，朱熹还是将“不如”理解为《“不似”，以强调了孔子对春秋无序局面的叹息和对合法统治者的哀悼。这样看起来，朱熹对蛮族的敌意，没有皇侃与程颐那么极端。
即便朱熹提倡地方各州分领更多的权力，他对王权和国内秩序的强调还是体现了他支持天子主导权的观点。朱熹相信朝廷已经对地方各州控制过度，并攫取了太多的资源，而国家要想复苏就必须扭转这种趋势。所以朱熹主张给予太守任命县级官吏和训练军队的权力，以增强州一级的行政权。尽管朱熹和陈亮都认为应将主动权从中央转移至地方，但相对而言，朱熹大概比陈亮更认同皇帝的集权。
陈亮对宋朝集权于天子的反感，与他在《春秋》中对蛮夷入侵比对尊敬王位问题更为关注是相符合的。在给宋孝宗（1163-1189年在位）的请愿书中，他反复催促朝廷回复到权力平衡。这种平衡曾由宋太祖重整安禄山叛乱后四分五裂的唐代遗产时建立。这种陈亮所谓“严庙堂而尊大臣，宽郡县而重守令”的宋朝初期的平衡感，在王安石（1021-1086年）引导宋神宗（1068-1086年在位）集财政、军事大权于朝堂时已经被打破。尽管神宗有着祖述尧舜的想法，惩治南方的叛乱并安抚北方的夷狄，但是他没有意识到为了高效的行动而过分集中军权会导致过分忽视各州的后果。集权政策的支持者们，如王安石，不知道“立国之本末”，并且没有能力为国家作出伟大规划；此外，王安石垮台后的政策反复变动使得宋廷漫无目的地摇摆，找不到任何抵御夷狄入侵的办法。南宋的君主延续了直接掌控全国军队和资源的错误政策；其结果是，国家穷困，无法作战。陈亮说，“既和而聚财，人反以为厉民；既和而练兵，人反以为动众”。
如果州县权力继续被限制、权威无止境地被集中，就算金人在北方豪杰的反击下归还“河南之地”，南宋朝廷也守不住。总之，陈亮在《春秋》中强调蛮夷问题，与他在王权问题上的态度是一致的：权力组织应当为保卫中土不受蛮夷侵犯的目标服务。
陈亮的政策宣言和战争策略文件印证了他有关“气”的哲学观。陈亮强调务实与意志。他始终如一地谴责“安坐”和“待时”，主张采取行动：动员财政资源、训练军队、实施一项宏伟的策略、打破苟安、北伐、收复北宋失地。他宣扬“誓必复雠，以励群臣，以振天下之气，以动中原之心”，致力于积极战争的方针；同时悲愤地谴责那些刻板的书生和迂腐的学者们整日空谈自我修养、性命之学，形成消沉萎靡的风气，却毫无实际作为。陈亮专注于制定本质上属于军事和行政的谋划来解决王朝的问题，而不是就道德教化发出告诫。他于1169年上给皇帝的《中兴论》，概述了他的军事和行政方案。他注意蛮夷政权的力量至多稳定四五十年，因而催促朝廷为金政权即将到来的变动做好准备。除了在朝堂上与大臣磋商制定大政方针之外，皇帝应该给予地方镇抚、尤其是前线各州的守宰们更多的责任和更长的任期，以图地方自兴自固，并提供一个同务恢复的民众基础。统治者还应该重整屯田，允许地方军队组织对地方资源的自由支配。有了屯田和更强力的地方政府作为基础，南宋可以迁都建业，而把军事总部设在武昌。把女真的注意力转移至淮南地区，让他们以为宋军会利用两湖的军队由武昌直取中原，而宋军则奔袭女真侧翼，西取陕西，东取山东。在占领了这两省以后，宋军可以与前线主力配合展开三线并进，将女真赶出河南和河北。因为女真将无法抵受这样的进攻，他们会被赶出中原。灵活性与攻守结合的战术，对使敌人失去平衡、分裂和被击垮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植根于哲学设想基础上的务实策略和决心，在之后的请愿书中得到了详细说明。
陈亮在他1178年的《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为他的地理性策略介绍了哲学基础。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是天地“正气”聚集之地，是世界的正中心。宇宙与自然能量聚积于这一区域，使得南宋政权绝对地、势在必行地要收复这一中国的中心之地。收复这一区域的成败关乎南宋朝廷的存亡，因为“一天下者，卒在西北而不在东南”。吴、蜀两地虽为南宋的军事桥头堡，毕竟只拥有“天地之偏气”；都城所在的浙江钱塘江区域，更是“吴之一隅”。就算在大混乱的时期，例如唐宋之间，割据此地的政权都历史性地顺从了中原腹地的政权。帝王偏安钱塘江区域，想要借助“钱塘已耗之气”和“闽浙日衰之士”，“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北向以争中原”，是十分成问题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陈亮正是浙江人）尽管如果南宋依赖现有的地理力量构架希望渺茫，但是还有一个解决办法——利用湖南与湖北地区的地理与环境力量。
湖南与湖北地区相对于中土可以作为一个战略转移、集结地。陈亮列举了这一地区扮演这种角色的历史性实例：例如，在战国时期，楚曾经利用这一区域向齐晋施压并对付秦。像李纲（1083-1140年）和张浚（1097-1164年）一样，陈亮进一步建议南宋应该北迁都城至建业，并在武昌建立一个军事总部。除了讨论对西南和中原的策略可行性之外，陈亮迁都的主张表现了他的哲学设想“气”，因为他号召借助荆襄区域积蓄之气产生的人力、物力资源进取中原：“其地虽要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气五六百年而不发泄者。况其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为进取之机。今诚能开垦其地，洗濯其人，以发泄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他在1187年的《上孝宗皇帝第二书》，谨慎地利用一个普遍性问题，直接反对了当时的经生学士，认为如果朝廷继续苟安东南，那么帝王统治的合法性前景就值得怀疑：“安一隅之地，则不足以承天命。”
在1188年《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中，他继续催促孝宗迁都建业。作为对反对迁都者的答复，陈亮对皇帝保证京口和南京实际上是可防御的。为了证明他的论点，陈亮报告了他最近去过这一地区所作的调查。因为他“尝疑书册不足凭”，所以曾经亲自“登高四望”以获得当地的第一手资料；另外，他的实地考察不仅证实了南京可守的观点，也印证了他对“古今之论为未尽”的怀疑。陈亮再一次引用史实提醒皇帝，在隋朝统一中国之前的六朝时期，南京曾经成功地在三个世纪中扮演了都城的角色。更为重要的是，对地缘政治的考量、军事策略和他的感情激烈的主张都展现了他那无所不在的哲学前提。
陈亮种族民族主义的倾向反映出他对文化与国家的同一性的存有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