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觉悟社”，推动爱国运动深入广泛的发展。1919年9月初，郭隆真总结了请愿示威的经验教训，提议为了斗争的需要，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应该更紧密地联合，成为天津爱国运动的核心。这个主张得到周恩来人等的支持，经过一番酝酿和准备，于1919年9月16日，觉悟社成立，出版刊物叫《觉悟》。社员们不用本名，以抓阄的方法决定每个人的代号，再按号码谐音取一化名。周恩来是5号，化名伍豪；郭隆真是13号，化名石衫或石珊。觉悟社一成立，就得到李大钊的指导和称赞。
觉悟社成立后，应山东爱国团体的要求，郭隆真等8人和上海、南京、河南等省18个爱国团体的代表，第三次进京请愿，又被军警逮捕。由于郭隆真等人义正词严的斗争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拘押1个多月后被释放。
郭隆真回到天津后，就和周恩来领导了天津各界抵制日货，要求直隶省公署惩办勾结日本浪人殴打学生的奸商的斗争。结果，周恩来、郭隆真等21人被警察逮捕。他们秘密串联，进行绝食斗争，反抗非法隔离、拘押，争得了互相往来、看书学习的权利。在被押期间，郭隆真曾经患病，但她斗志旺盛，毫不妥协。4月1l日是她的生日，周恩来代表大家向她赠送礼品，祝贺生日，使她深受感动和鼓舞。由于被捕者和天津各界人士一起坚持斗争，在关押半年之后，周恩来、郭隆真等21人被宣布“期满释放”。法庭门前欢呼的人群把他们包围起来，赞扬他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
五四运动后，一部分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中国，兴起了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郭隆真和周恩来、张若名等197人，于1920年11月7日，乘坐法轮波尔多斯号，由上海启程，于11月13日到达法国马赛。
经友人介绍，郭隆真与张若名进入巴黎郊区一家云母厂当工人，工作条件非常艰苦。这期间郭隆真直接接触了法国工人和华工，亲身体会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也具体了解到了法国和欧洲工人运动的情况。她努力学习法语，如饥似渴地阅读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她工资很少，还节衣缩食帮助张若名入校学习。她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得到广大勤工俭学学生的称赞。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经济日趋萧条，自1920年秋冬起，物价飞涨，法郎贬值，许多工厂的资本家裁减工人，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绝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无工可做，求学不得，生活无着，有的被生活所迫而自杀。郭隆真于1921年秋考入法国省立女子高等学校，生活异常凄苦。目睹中外统治者的腐败黑暗，留法学生饥寒交迫，告急无门的残酷现实，郭隆真悲愤交集，咬破中指，写下《人道血书》。继之，她又含泪写下《泪书》，寄回国内发表，向社会各界作血泪控诉，并呼吁支援。
在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等人领导下，郭隆真还积极参加了“二八”运动，反对中法庚子借款和收回里昂中国大学以及反对列强共营中国铁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郭隆真在斗争实践中受到锻炼，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于1923年经周恩来、尹宽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被压迫民族和阶级开创了光明之路。1924年秋，郭隆真结束了4年的勤工俭学生活，和李富春、蔡畅等一起离开法国，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她亲眼看到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生气勃勃的情景，增强了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信心，找到了救国教民之路。1925年春天，在国内革命高潮的形势下，郭隆真接到党组织的通知，满怀激情地回国参加革命。
郭隆真回到北京后，在李大钊负责的北方区党委领导下工作。当时，正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郭隆真被派到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妇女部工作，化名林一（林逸），创办了《妇女之友》刊物，很受群众欢迎。为了掩护革命工作，1926年党组织派她在北京西城报子街49号办了一所缦云学校，她的公开身份是学校领导人，实际是利用学校为阵地，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在学校里党团组织经常开会，研究工作。郭隆真还常到香山慈幼院、北京女高师、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发展党团组织。张秀岩、陈壁如、韩幽桐等都是她发展的党员。
郭隆真在北京时住在井儿胡同四号的一间小门房里，屋子很小，摆设简单，生活俭朴。由于工作繁忙紧张，她的身体一度很不好，许多领导同志关心她的健康，劝她安个家，休息一段时期。但她全然不顾，一心扑在党的事业上。在警探密布的险恶环境中，她坚定不移，克服各种困难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受到李大钊的信任和器重。不久，郭隆真又担任了中共顺直（河北）省委委员。
1927年春，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了李大钊等一批共产党员，郭隆真为了销毁文件，掩护同志，未来得及出走，被反动军警逮捕。郭隆真被关押在北京第一模范监狱，敌人审讯了几次，没有得到口供。她在狱中毫不屈服，鼓舞同狱难友坚持斗争，并向狱卒宣传爱国反帝思想。一名女狱卒受到教育，后来为她往外传递消息。当韩幽桐去探监时，见到郭隆真身穿囚衣，面容憔悴，不禁失声哭起来。郭隆真安慰她说：“别这样，这算得了什么，不要伤心。”
1928年末，郭隆真获释出狱后到上海寻找党组织，找到了分别多年的邓颖超，继续投身到革命斗争的洪流中。1929年春，她被党组织派往东北搞工运，先到哈尔滨领导中东路的工人斗争，后调沈阳任满洲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在恢复党团省委工作中，郭隆真又被敌人拘捕，但她蒙混了敌人，机敏逃出。由于郭隆真工作成绩显著，被当时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同志评价为“在工作上最积极，在政治上最正确”。
1930年，党中央把郭隆真从东北调回上海，不久便又派她去青岛。赴青岛途中，郭隆真曾在济南停留，开展群众工作。她经常到清真女寺去和回族女同胞一起谈教门，拉家常，宣传革命道理。她平易近人，口才又好，大家都乐意接近她，亲昵地称呼她“郭师娘”。到青岛后，她很快和青岛地下党的负责人陈少敏、董汝勤接上了关系，她担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由于郭隆真卓有成效的工作，青岛连续爆发了纺织女工、烟厂工人的罢工斗争。青岛不仅恢复并健全了党组织，而且还创办了《红旗报》、《海光报》等革命刊物。
1930年深秋，郭隆真不幸被捕，这是她第六次落入敌人的魔掌。由于韩隆真坚决机智的斗争，敌人弄不清她的真正身份，但青岛市公安局觉察到张李氏（郭隆真化名）被捕后，“青岛红旗”亦随之绝迹，由此认定她是一个宣传共产主义、鼓动工潮的“共党重要分子”，于11月17日将郭隆真押解到济南高等法院。
郭隆真被关押在济南监狱，敌人对她施行了惨无人道的酷刑，但她守口如瓶，宁死不屈，表现出毫不动摇的硬骨头精神，连狱吏也说这样的人实在少见。
1931年4月5日，山东反动军阀韩复榘把郭隆真和前山东省委负责人邓恩铭、刘谦初、吴丽石等20多名共产党员押赴刑场。郭隆真在囚车中，昂首挺胸，毫无惧色，她一路高呼口号，唱着雄壮的《国际歌》，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敌人“执法队”中的一个回族士兵，传出了郭隆真被害的消息，济南西关一带回族群众听后心情悲愤，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冒着风险将郭隆真的遗体从刑场抬到清真西寺，西小仓街的白师娘为烈士料理冲洗事宜。丁绍志阿訇为烈士举行站礼后，将其安葬于南坡义地。
曾经和郭隆真并肩战斗的邓颖超高度评价她的一生：“她有火样的热情，爱护着国家、民族；亦同样以火热的高度，憎恨着当时亲日卖国贼。在五四运动中，在她一生的革命工作中，都证明她是一位坚决勇敢、不顾一切、精诚不懈的奋斗者。”（黄成俊董凤鼎）
马骏——革命先烈，宁死不屈
马骏（1895～1928年），出生于原吉林省宁安县城（现属黑龙江省）的一个回族家庭里，他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勇不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生命虽然短促，但轰轰烈烈，气贯长虹。
马骏1912年考入吉林一中，1915年又考入天津南开中学。这一时期，内忧外患，国难当头。马骏血气方刚，积极参加了抵制日货和反对袁世凯卖国条约的斗争，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青年学生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北洋政府拒签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惩办负责对日外交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消息传到天津，天津学生立即响应。5月7日，15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成立联合会，推举马骏为副会长兼执行部长，指挥学生实行总罢课。从此，马骏同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刘清扬等投身爱国运动，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5月23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在南开学校广场召开数千人的大会，马骏带领大家高声宣誓：誓保国土，誓挽国权，誓雪国耻，誓惩国贼，誓共安危，誓同始终。马骏慷慨激昂的形象感染了每个与会人员，人人斗志倍增。会后，举行游行，强烈要求政府释放北京被捕的学生，争回青岛，取消“二十一条”。6月9日，在河北公园举行了规模更大的集会，有2万多人参加。会场上“振民气合民力万众一心，御国敌除国贼匹夫有责”的对联，突现了大会的主题。会议开始后，马骏首先致辞，号召天津各界人士起来救国。会后，马骏率众赴天津总商会，动员商董于10日举行罢市，但是商董们在政府的欺骗和压力下，决定11日开市。马骏听到这一消息，再次来到总商会，严厉质问商会为什么出尔反尔，商董们只好召开紧急会议，马骏作为列席人员严肃指出，目的尚未达到，斗争不能罢休。有位商董把经商私利看得重于救国大义，问马骏在天津有无产业，意思是说他鼓动罢市，不会付出代价。马骏义正词严地说：“国家将亡，哪还能说到个人财产？我在天津固无产业，但我有生命，情愿牺牲，以谢国人。”说完挺身起来，以头向柱子撞去，幸被别人拦住。商董们被马骏以生命唤起国人的精神所感动，决定第二次罢市。
巴黎和约签字的日期一天天临近了，而北洋政府对和约尚未明确表态。6月27日，马骏率领郭隆真、刘清扬等十余人赴京，与北京、西安等地学生代表一同到新华门，向北洋政府请愿，大总统徐世昌拒不接见。马骏对大家说：“如果大总统一天不接见，我们的队伍就一天不解散，十天不接见，我们就在这里等十天，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代表们在烈日下，一直斗争了3天，徐世昌才迫于压力接见了请愿代表。北京代表首先发言，批评政府不重视民意，明告政府，人民不会容忍不平等条约。接着，马骏作为天津代表正告政府，必须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否则全国人民誓必斗争到底。西安代表屈武用头撞墙，要以死力争。徐世昌被迫让人拟好不在和约上签字的电文，拍往巴黎。人民的力量，终于阻止了不平等条约的生效。
紧接着，马骏又投身一场激烈的斗争，经受了又一次考验。
巴黎和约涉及到我国山东的一些主权，所以济南学生和各界进步人士纷纷起来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政府对外屈服。当时任济南镇守使的马良，立场反动，卖国媚外，杀害了“济南回民救国后援会”会长马云亭等3人，逮捕了大批学生。马骏义愤填膺，与天津回族学生郭隆真、刘清扬在清真寺召集回族民众，揭露马良的罪行。马骏痛斥马良是“回族中的败类”。8月23日，天津学联派郭隆真、刘清扬、张若名等10人为代表赴京，会同北京代表瞿秋白等15人到总统府请愿，要求惩办马良。当晚，学生代表全部被捕，警察总监还扬言要把代表们全部枪杀。马骏由此看出了北洋政府的凶残，更看到了进行爱国斗争的艰险，他以赴汤蹈火的勇气，在与周恩来商议之后，率领千余人队伍到达北京，他说：“倒要看看卖国政府的监狱里能不能容纳下这些人。”来自北京、天津、唐山、烟台的学生汇集起来，公推马骏为总指挥，在天安门前游行示威。马骏鼓励大家准备牺牲一切，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学生们不顾军警环列，刀枪林立，“惩办卖国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响遍广场。马骏更是大声疾呼：“我们的国已不国了，人民如果再不群起自卫，我们就将要成为万劫不复的奴隶了。同胞们，我们要誓死奋斗到底，绝不当亡国奴！”
在马骏的指挥下，学生们夜以继日，坚持斗争。政府当局惊慌了，决定逮捕马骏，使学生群龙无首，涣散斗志。军警们挥动棍棒打人，追问马骏下落。马骏见状，便挺身而出，高声对军警们说：“我就是马骏，你们不要打人，逮我好了。”军警抓住马骏，用枪口对着他的胸膛，逼他下令解散请愿队伍。马骏毫不畏惧，断然拒绝，并鼓励学生们坚持斗争。
马骏被捕，全国震怒，社会各界纷纷起来抗议，周恩来等人亲赴北京进行营救。反动当局被迫于8月30日，将马骏和两次被捕的请愿代表全部释放。在这次斗争中，马骏在天安门激昂慷慨的英雄形象，长留在人们心中，人们称他为“马天安”。
马骏回天津后，与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等发起成立了“觉悟社”，出版《觉悟》杂志，以改造自身，改造社会为目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爱国斗争实践中，马骏成为学生运动的重要领袖。这年9月，他作为京津学生代表到上海，在11月1日成立的全国各界联合会中，当选为该会驻沪常务理事，并在会后游行示威时任总指挥。不久，马骏回到天津，于1920年1月因查禁日货被当局逮捕，并与随后被捕的“觉悟社”成员周恩来、郭隆真、于渚兰、张若名以及其他学生共20多人关押在一起，长达半年之久。在狱中，马骏同周恩来一道领导大家学习政治文化，组织报告会，开展绝食斗争，把监狱当作课堂和战场。马骏谈笑自若，斗志旺盛，以救国大义安慰并说服前来探监的父亲，使其父欣然支持儿子的爱国行动。7月18日，在全国广大青年学生和社会各界的压力下，反动当局不得不将被捕学生全部释放。长时间的狱中生活，使马骏的胡子长得老长，于是他又得到一个雅号——美髯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