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是湖南省内回民最多的地方，文化教育落后，读书识字的百不得一。1907年，马邻翼回邵阳，为改变当地的落后状况，亲自创办“偕进小学”。取名“偕进”，意在各民族共同进步，岂料当地回族群众向来不问读书事，前来上学的很少，无法开班。马邻冀为同胞们的麻木感到痛心，他挨家登门拜访，苦口婆心劝说家长送子弟上学，才凑了一部分学生，使学校得以开办。由于学校成效显著，群众逐步认同了这所新式学校，主动送子弟入学的人越来越多，后来又增设了中学部。这所学校是我国最早的新式回民学校之一，马邻翼可算得我国新式回民教育的—位开拓者，他为了办学，捐出了家中大部分田产。邵阳中学和偕进小学的创办过程，表现了马邻冀这位开拓者的献身精神和冲破旧势力的勇气。
1908年，马邻翼到北京，在学部担任普通教育司主事，后改任总务司员外郎。在此期间，他编撰出《学部奏咨辑要》，编制了我国最早的教育统计图表，并以现代教育思想为指导，写成《新教育学》。这些著作和资料，对于推动全国教育发展和建设新型学校有很大指导意义。因此，马邻翼成为受人称道的“学部三杰”中的一员。
在北京期间，他与王宽阿訇携手，在牛街创办清真两等小学堂，他任监督，王宽任堂长。关于教学工作的安排，教材的选定等，都是由马邻翼策划确定的。北京牛街是回民聚居区，这里的清真寺为北京各寺之冠，而回族居民的文化程度并不高，在此地办清真小学，从小学抓起，对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很有意义。在这所学校里，马邻翼的民主革命思想也深深影响了学生，很多毕业生后来成为有用人才。
辛亥革命爆发后，同盟会重要领导人黄克强密约马邻翼离京，谒见总理孙中山。1912年初，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委任马邻翼为教育部首席参事，他主持制定了很多关于教育的规章制度，以规范各地的学校教育工作，同年，被任命为甘肃提学使（后改为教育司长）。他偕同著名学者蔡大愚（四川回族）共赴兰州，当时，甘肃提督马安良把握大权，通过联络协商，马邻翼在马安良的支持和蔡大愚等人的协助下，成立了兰州回教劝学所，动员、鼓励回民子弟入学，达浦生、蔡大愚都主持过劝学所工作。马邻翼在甘肃任职7年之久，先后在全省各地创设回民学校100多所，并开办了多处师范学校，在甘肃教育史上写下了重要的篇章。
1919年，马邻翼调任直隶省教育厅长。1921年，马邻翼升任教育部长，同时兼任中国大学总董事、民国大学常务校董、国医学院董事长、公民大学校长等职务，直到1926年。十几年中，马邻翼一直担任教育行政官员，他倾注心力推动学校教育尤其是回民教育的发展。从民国成立以来的十几年中，就整个国家而言，先是袁世凯窃国称帝，接着军阀连年混战，还发生了张勋复辟等，政治丑剧一幕接一幕上演，谈不上国家建设，经济未发展，社会未进步。只有在教育方面，比清代有了明显的变化，建立了新的教育制度，办起了很多学校，奠定了各类教育的初步基础，为以后国家的发展播下了种子。从这方面来说，当时一批致力于教育事业的人士，功不可没，马邻冀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北伐开始后，冯玉祥率国民军于1926年进军西北。因陕、甘、青一带是回族聚居区，其上层人物握有地方权力，为了协调关系，凭马邻翼在甘肃的威望，冯玉祥请他担任了西北边防襄办。
1928年，马邻翼到北京与马福祥等商议，在北京牛街成立了清真中学，后来学校改名为西北公学，马邻翼担任董事。1925年，由马松亭在济南创办了成达师范学校，1929年因马松亭到北京任阿訇，学校也迁往北京，得到了马邻翼的大力支持，并担任校董。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更新课程设置，改进教育方法，由培养阿訇和伊斯兰教学校教师扩大到同时培养普通学校的师资，使其发展成为一所新型学校。新中国成立后，成达师范与西北公学合并为“回民学院”。
马邻翼拥护孙中山“五族共和”的主张，为此而把自己的字“振吾”改为“振五”，意在振兴整个中华民族。辛亥革命后，他与王宽等人发起组织“中国回教俱进会”，并被推举为会长。当时尚无回族的明确概念，这里所称回教，当指所有回族民众。俱进会成立后，发布本部通告，通告序言中写道：“回汉相处，千载有余，而乃交哄时闻，感情恶劣，殊非五族一家之遭。汉、满、蒙、藏，譬犹兄弟，操戈同室，贻笑外人，总宜相亲相近，且勿疑忌疑猜。”可见俱进会的成立旨在推进各民族的团结与进步。俱进会工作重点内容有“兴学”和“收束吾教”，兴学是为了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束教意为加强伊斯兰教教规，改革不良风俗，避免民族间的冲突，体现了“五族共和”、共同进步的意愿。马邻翼在甘肃期间，组建了“中国回教俱进会”的甘肃分会。马邻翼还担任过1928年建立的“北京回民公会”理事长，他在成立大会上讲话，阐述了采用“回民”二字的意义，首次指出了回民与回教的区别。1933年，成立“回民教育促进会”，马邻翼是13名委员之一。
马邻翼还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1934年撰写的《伊斯兰教概论》是我国早期论述伊斯兰教的专著，内容广泛，表达准确，通俗易懂，出版后受到读者的好评，多次再版重印。此外，还有《读书观感录》等著作行世。
1938年，马邻翼在北京逝世。（史作杰）
黄镇磐——办《醒回篇》，救廖承志
黄镇磐（1873～1942年），字石安，河北省威县人。20世纪初，留学日本期间，参与创办了回族最早的期刊《醒回篇》，并为其写下了多篇精彩、有见地的文章。回国后，积极忠诚地投身民主革命，成为孙中山倚重的法律顾问，是一位不畏强暴、大义凛然的爱国志士。在中国近代史上，黄镇磐是位传奇式的、颇有影响的杰出人物。
13世纪，蒙古军队的铁骑三次西征，使中亚西亚的广大穆斯林（即通常所说的西域回回）遭受到国破家亡的极大灾难。随着蒙古军队的东来，中西交通的畅通，难以数计的西域回回军士、工匠、商人、教士、科技人才和上层人士被迫地或自愿地流徙中国，有的还受到重视和优待。黄镇磐是元代来中国的西域回回的后裔，先祖易卜拉欣来到中国经商，把大批的奇珍异宝进贡给元朝的皇帝，皇帝不但回赠许多免税的货物，还赐姓黄氏。黄氏最初占籍山东济南，后又移居临清做阿訇。与山东临清西部毗邻的威州（元代为州，明洪武二年改为威县），元至正年间的知州王伯大是一位穆斯林，他从临清聘请黄氏阿訇来威州传播伊斯兰教。王公与黄氏阿訇一起创建了威州黄街清真寺，王、黄两家同入威籍，坟莹地共同看在了城东关潘庄，世代生息繁衍于此，至今已600多年。威县黄街古寺，王、黄两家的祖坟墓地，《威县志》、《黄氏族谱》有关黄镇磐及其先人的记载，今日犹在。
黄镇磐的祖上多为阿訇或武师，黄镇磐的曾祖父黄勤是一位“精技击，驰名都门”的武术家。黄镇磐父亲黄铭新从小跟着爷爷（黄勤）耍枪弄棒，对武术有特殊的兴趣，加之天资聪明，悟性很强。几年下来，便学会了祖父的一身好功夫。黄铭新十八九岁时离家，云游冀、鲁、豫武林之中，以武会友，博采众长。由于黄铭新重义尚德，好善乐施，武艺出众，拜师学艺者多达千余人。后来，铭新应湖北按察使刘策先之邀，随刘策先赴鄂，委管湖北水师营。张之洞督鄂时，唯恐我国固有之拳术失传，便委任黄铭新为湖北全省武术总教习，以期练成劲旅，籍保国粹，也好抵御外侮。黄铭新定居武昌后，其子黄镇磐等一家人随之迁来。
黄镇磐从小既聪慧，又好学。既博览群书，善于应对，又深钻细研，有真知灼见。他在武昌参加科举考试，为备取秀才。随后以优异的成绩获公费日本留学，入著名的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
19世纪后半期，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震惊了大清朝野，学习日本革新除旧的经验，走日本发展之路，成了许多志士人仁的共识，越来越多的留学生负笈扶桑，寻求救世良方。20世纪初，黄镇磐目睹晚清统治者的腐朽黑暗和中国伊斯兰教落后衰微的现状，产生了救国兴教的强烈愿望，他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不满足于课堂上学习的知识，经常利用课余时间走出学校到书市浏览、选购书籍。他饶有兴致地读了《世界文明史》、《世界文学史》、《世界教育史》、《世界宗教史》、《宗教进化史》、《世界历史谈》、《奇杰穆罕默德》。他阅读这些史书时，紧密地联系自己的祖国和伊斯兰教，探索关于国家、宗教兴衰的道理。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联合各革命团体成立了同盟会，不少留日学生加入这个革命组织，黄镇磐成为同盟会早期成员。
1906～1907年，黄镇磐参与组织创建了国内14个省36名留学生组成的“留东清真教育会”，保廷梁为会长，黄镇磐、杨光灿为书记，确定提倡教育普及和宗教改良为宗旨。1908年春、秋“留东清真教育会”两次会议研究决定，成立编辑部，编印刊物《醒回篇》，以此作为喉舌，向国内广大回众开展宣传教育。黄镇磐实际上主持了《醒回篇》的编辑工作，他是主要撰稿人。在创刊号上，他写了《序言》，留日学生10篇论文中有他写的3篇：《宗教与教育之关系》、《论回民》、《回教之文明》。黄镇磐的这4篇文章，主要内容是探讨伊斯兰教之兴衰的原由，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廷的黑暗，指明回族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着重提出回族要振兴必须普及教育和改良宗教。由于时局动荡，留学生陆续回国，《醒回篇》只出版了一期就停刊了。尽管如此，它仍以犀利的文笔、积极进步的主张、响亮的时代强音，成为中国回族史上光辉的一页。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反映了苦难深重的回族大众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强烈呼声，代表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革旧图新的进步要求，开创了穆斯林新文化运动的先河，为辛亥革命作了舆论准备。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充分肯定黄镇磐为《醒回篇》所撰写文章的观点，称其是“站于时代高峰，不愧为那个时代的回族先知先觉”。
黄镇磐回国后参加民主革命的情况，《民国人物大辞典》、《中国回族大词典》都有专门的词条，赵兰（澜）的多篇文章对此作了较为详细地记述。
黄镇磐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后，奉孙中山之命，与留日时的同学廖仲恺到吉林作巡抚陈昭常的幕僚，廖夫人何香凝亦随同到吉林，为陈昭常之家庭女教习。他们实际上是奉命进行民主革命工作，策动反清起义。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政府。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黄镇磐任上海地方检察厅检察官，为孙中山法律顾问之一。1913年3月20日夜，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北站遇刺身亡，全国一片哗然，黄镇磐以上海地方检察厅检察官的身份承办此案，并很快将凶手武士英捕获。经审查，认定袁世凯授意国务总理赵秉钧指使其秘书洪述祖收买应夔丞、武士英暗杀宋教仁，已构成总统杀人罪，拟依法起诉。北京的袁世凯闻讯，慌了手脚，急忙密令司法部长许士英赴沪，登门“拜访”黄镇磐，采取利诱、威胁之手段，逼迫黄将宋案卷宗和人证物证交由司法部派员接受，移交北京办理。黄镇磐拒绝袁世凯收买，上海地方检察厅将宋案起诉，认定袁世凯是暗杀宋教仁的主谋，并将起诉书全文译成八国文字，送交上海各报发表，公诸于世。于是国人大哗，海外震惊，纷纷发出函电，严正声讨袁世凯。宋案起诉之后，黄离职避居上海租界，直到袁称帝失败身死之后，才在上海露面。上海各界人士认为黄镇磐不畏强暴，刚正不阿，全沪律师界公推黄镇磐为上海律师公会会长。
1921年，孙中山就职广东革命政府大总统，任命黄镇磐为广东省高等检察厅厅长。黄在广东整顿司法，扫除积弊，成绩卓著，深受孙中山倚重。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黄镇磐当时就在孙中山左右，黄右臂中弹。警卫团派兵将黄护送到广州沙面法国医院，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伤愈后返回上海做律师，并与徐谦、沈钧儒等合办上海法学院，任副院长。
1927年任南京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庭长、刑一庭庭长。1929年，廖承志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廖母何香凝拜请宋庆龄、蔡元培营救其子出狱。宋庆龄、蔡元培诸先生多方面向蒋介石求情，无果。黄镇磐时任最高法院刑一庭庭长，因与廖仲恺、何香凝素有深交，患难与共，对廖承志无端被捕一事，甚为忧伤、同情，他邀同司法院长王宠惠、最高法院院长林翔、最高检察长郑烈等，力争将廖承志移交司法机关办理，以期减轻其刑。但争之再三，蒋介石也不买账。就是因多方营救廖承志出狱，引起蒋介石不满，黄遂辞职而去，回到上海经营五洲药房。
1942年3月，汪伪政府得知黄镇磬蛰居上海，汪精卫亲到黄宅，邀请黄出任南京汪伪政府司法院院长兼司法行政部部长。黄镇磐非常重视民族气节，决不供职于日伪政府，他托以老、病相拒。第二天，汪精卫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在上海永安酒店奉命“宴请”黄，重申前请。黄镇磐鄙弃日伪的高官厚禄，而重民族大义，坚决予以拒绝。李士群穷凶极恶从口袋掏出手枪，对着黄的胸膛，声色俱厉地威胁说：黄先生如果今天不答应我的请求，我在汪先生面前无法销差。黄遂后退躲避，跌倒在磁痰盂上面，破碎的痰盂碎片扎入后脑，因失血过多身亡，可谓以身殉国。（黄成俊史作杰）
蔡大愚——民主战士，同盟会员
蔡大愚（1873～约1945年），字冰吾，四川成都人。其父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伊斯兰教阿訇。
蔡大愚从少年到青年的求学时期，是西方列强加紧侵略中国，中国日趋衰弱的时期，也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求变图强的时期。在此期间，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事件，同时也发生了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这一切，都深深触动了蔡大愚的心灵，他心忧天下，萌生出以救国为己任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