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在他丰富的史学著作中，摆脱传统史学观的影响和束缚，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认真分析，自有褒贬，观点敏锐而独特。李贽依据翔实的史料，对被世代骂为“千古罪人”的秦始皇作了别开生面的评论，称赞他是统一诸侯的“千古一帝”。李贽赞颂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并把陈胜与开国帝王并列。李贽以正直的史学家的胆识，著文称赞武则天的政治成就，称赞汉代寡妇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是勇敢果断，大胆追求自由幸福，称赞隋末名女红拂自订姻缘是善于择配，从而否定了“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
李贽一生著作很多，主要有《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初潭集》、《九正易因》、《说书》、《南间录》、《李氏丛书》、《道学钞》等。他的著作虽为封建统治者所不容，但受到代代有识之士的喜爱，在民间频频刊印，广为流传。（马增奎）
蒋湘南——冲破藩篱，学贯古今
蒋湘南（1796～1854年），字子潇，河南固始人，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著名的学者和诗人。他一生治学，博古通今，在多种领域探究学问，写了大量的著作，享誉黄河南北。
蒋湘南幼年丧父，家境比较贫穷，母亲在艰苦的生活中教给他读书识字，幼小的蒋湘南既聪敏，又好学，叔父认为他是一棵好苗子，有望成才，便购置了上千卷的书籍供他学习。从此，蒋湘南便沉湎于书的海洋之中，刻苦攻读，遇到疑惑不解的地力就一一记下，不畏路途遥远到外面寻师问难。还在所到之处，观察山川形势，了解风土人情，以所见所闻来验证经义。这样，对书的知识和道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蒋湘南青年时代，同里有个叫正济宏的年轻人来和他—块读书，蒋湘南的亲戚马春圃做他们的老师。每当老师留下作文题目，蒋湘南就拉上王济宏攀登山路，到人迹罕至之处，观赏四周山光水色和烟云变幻，在草丛花间放言阔论，吊首长啸，兴致酣畅，如同忘掉世上一切事物，直至日暮才回。这时，立刻磨墨展纸，握笔挥洒，顷刻之间一篇文章便呈送到老师面前，马春圃每次看过蒋湘南的文章，都是啧啧赞赏，称蒋湘南是天下奇才。在这期间，蒋湘南不仅在学习研究儒家经典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还对其他很多学术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学习探讨，学识日益广博。
1825年，侍渎吴慈鹤，字巢松，以督学使者莅河南，在诸生中发现了蒋湘南，擢为拔贡。他说：“我做了三年学政，仅仅发现了蒋湘南这一个人才。”当时的河南巡抚张梓庭也称蒋湘南为国士，第二年，蒋湘南到了北京，结识了相国蒋励堂、陈阮台等巨公名士，一起探讨学问，作诗唱和，学问和见识大增。后来听说吴慈鹤改任山东督学使者，蒋湘南便去济南谒见恩师，应昊慈鹤之邀，他留在昊的幕府协办事务。期间，蒋湘南与当地学者名流游泰山，赏名泉，饮酒赋诗，谈论学问，又一次得到增广见闻、扩展知识的机会，这对蒋湘南来说，真是如鱼得水。不幸，昊慈鹤病死在任所，蒋湘南感念其知遇之恩，护扶着灵柩，水陆跋涉数千里，送归其故里苏州安葬。苏州人士都赞赏他重师恩，讲义气，纷纷与他结交，相与游处。
蒋湘南在1835年中举，此后，屡次参加礼部会试都落榜，直至1844年才中副榜，补河南虞城教谕。这时候，他已对功名仕途失去了兴趣，没有到职上任，经过辗转到达关中，一度参与治河道、议兵事，才能尚未能充分施展，便留在关中书院讲学并著书立说，著有《卦气表》、《华岳图经》、《庐山记游》等著作。他倾注心血最多的，是研究儒家经典，在这方面，他有着独到的见解。
他的同学王济宏称他是“古今通儒”，不同于为求取功名而死背五经四书章句的—般读书人，这也许是他虽然才高而屡试不第的原因。科举制到了明清时代，考试内容怪僻，八股文形式死板，严重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蒋湘南敢于冲破藩篱，面对社会现实去研究儒家经典，自然能超众脱俗。具有慧眼，才能识良骥，张椒云奉命去河南主持乡试，临行与王文达告别，王文达对他说：“中州的学者谁也比不上蒋子潇，你这次去河南，应选拔真正的人才，不能白跑一趟。”张椒云想问明详情，恰遇客人到来，不能把话说完便先告辞了，他只能推测蒋湘南必有高人之处。到河南后，他对参加阅卷的其他考官们说，阅卷时如果发现有见识独到而不完全符合答卷格式的，不要放弃不取。果然，考官们发现了一篇试卷，文章写得超妙绝伦，很有文采，但又不拘泥于八股程式，大家都嘲笑作者缺乏常识。张椒云力主录取这名考生，当然只能列为最后一名，启封后一看，正是蒋湘南。有人对张椒云说，想不到你竟然得到一位名士做门生。可见，蒋湘南注重真正的学问，而蔑视僵死的八股模式和死背经书章句的学习方法，因此，对经典的理解，才会有独到之处。
对于儒家经典，宋代形成以朱熹、二程为代表的理学家学派，他们脱离实际空谈性理，对后世的影响很大。蒋湘南强调指出：“孔门之学，但宜名为礼学，不宜称为理学。”蒋湘南这句话确实是真知灼见，是对理学家学派的否定。孔子的言论和著作，特别注重“礼”，以礼来约束人，教人按礼来修身，以此维护社会安定。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都要循礼行事，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人们做到“非礼忽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部《礼经》对各种行为特别是对婚丧的礼仪，规定得极其详尽，极其繁琐，举手投足、方位向背都有礼数，这可能就是我国被称为“礼仪之邦”的原因。从经中求“理”，无论是天地万物之理，还是治国安邦、经世济民之理，是不会有多大收获的。理学家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观点，也算不上什么“理”。所以，孔学不能称为“理学”。
蒋湘南做学问，能贯通占今，他注意观察、了解和研究当代社会和时事，他写的文章具有实际价值。正如他的弟子刘元培所说：“通古而不通今者，无用之学也；知今而不知古者，无本之学也。”蒋湘南的文章可以说是有本有用的。
治学的目的，影响到学风文风，追求功名者，必然死抱经书，囿于八股。蒋湘南有匡时济世的志向，所以治学求实求真，他到钦天监研究过天文仪器；与同道者研究过九章算法；研究过历史、地理、水利和农田生产；他更把法律和经学作为一个体系来研究，认为礼和法都是约束人的行为的，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他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文章《辅礼论》，帮助读书人学习法律，以掌握治理国家的全面本领。蒋湘南的著作涉及多种知识领域，多达百余卷，都很有价值，可惜的是在太平天国和西北少数民族起义的战火中损失了大部分。
蒋湘南中青年时代写过不少诗，《春辉阁诗钞选》就收录了他的300首诗，他的友人洪符孙称他的诗有情、有境、有学。并说从他奔走数千里，护送恩师灵柩归籍安葬，可见其至性过人；他历游名山大川，足迹广布，可荡胸抒志；对经书有深刻探究，而且旁通历律、地理、水利、农田等多种学科，可谓博学，所以他的诗情真意切，意境开阔，富于哲理。
蒋湘南关心时事，忧国忧民。1840年，即鸦片战争前夜，他致书大鸿胪黄爵滋，指出“不禁鸦片，固非为政之体，而严禁鸦片，亦有难挽之势”。指出鸦片当禁，事关国家大政，又因为许多官员吸毒贩毒而不易禁绝鸦片，可以看出他对国家形势的深刻见解。
蒋湘南的著述还有《七经楼文抄》、《周易郑虞通旨》、《十四经日记》、《中州河渠书》、《石泾渠志》等，都是他一生辛勤治学的劳动成果。1854年，蒋湘南客卒于凤翔，终年54岁。（史作杰）
马以愚——严谨治学，厚积薄发
马以愚（1900～1961年），又名马吉睿，经名穆罕默德，出生在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中国现代穆斯林学者、伊斯兰教史学家。
马以愚系宋建隆二年（961年）应召入华编修《应天历》而定居中国的西域天文学家马依泽（Ma’iz）的第三十五代后裔。其父阿卜杜拉·马介泉长于中国文史，工书法。对伊斯兰教教义、教理的研究也有很深的造诣，著有《回教考略书后》、《晚晴室家书》等。马以愚出身于穆斯林学者世家，对教门甚是虔诚。1922年斋月中，美国人李佳白博士在安庆安徽省教育会召开的回、孔、耶、佛、老五教的千人会议上讥讽回教嗜杀人，当即受到马以愚的据理批驳。
马以愚自幼聪颖好学，但因家道清寒，无力供给他上学的费用，几经辍学，只获得安徽省政法学堂肆业证书。其以后在学术上的成就，主要依靠其父的教导、老师与友人的帮助及自己勤奋自学、悉心钻研。马以愚在父亲读书当“明圣贤之道，思先人之志”的指导下，受到良好的传统家教，具有一定的汉学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知识。十六岁时，师从安徽相城杨亮甫先生处学习古文辞。三十一岁时，师从吴季白先生学习文字学。随后结识胡庶日先生，在文学、史学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三十四岁时，师从徐豚斋先生学习天文、历法、数学与易占学。
1937年，经哈德成教长多方指教，著出《回教要指》一书，而《回回历》一书则受益于马自成教长。以后还师从六合常子飏教长学习阿文，师从上海刘子英教长学习《古兰经》并研其精义。解放后，马以愚在安庆结识凤阳张国华先生，共同校《抗辛斋诸书》、《京房易传》、《段玉裁懋堂说文解字》，并师从张国华先生学习针灸学而校《针灸大成》等。
对马以愚品德及学术思想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他的父亲，《回教考略》为英人季理斐所著，该书对伊斯兰教颇有微词，其父应上海朵斯弟的邀请撰著书后，予以纠正，书成于1911年。1934年，其父病逝。父亲去世后，马以愚还将其在世时写给自己、弟弟等人的书信收集起来编成《晚晴室家书》，以教育后人。
马以愚治学严谨，既重视已有的文字资料，又进行实地考察，以取得第一手资料，对文字资料的矛盾，必反复核查，辨别真伪，然后再下结论。他在平时不仅重视一般的正史，还特别注意阅读地方志，以便从中获得正确材料。经过这样的努力，马以愚纠正了不少前人著作中的错误。
解放前，马以愚因忙于考察、学习与著述，得不到一个固定职业，并常处于失业状态。早年时在安庆当过清真小学教员、校长；后来，在达浦生教长主持的上海伊斯兰师范担任过国文、《孟子》及《通鉴纲目》教员；抗战时期曾在桂林的北京成达师范讲授过回教史，并在重庆为各大学穆斯林学生讲授回教史，此后担任过语文教员与编撰等。1947年，他兼上海诚明文学院教授，讲授《周易》。同年，又在复旦大学讲授《周易》。1954年，安徽省省长曾希圣聘任马以愚为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是时，马以愚不仅积极从事写作，还要从事出土文物的考证工作，如1955年考证自安庆棋盘山挖掘出的宋末降将范文虎夫妇墓（范系安庆知府），还考证了明成祖为大行帝加谥号铜牌等，于是安徽省博物馆还聘请马以愚为特邀通讯员。1957年5月，中共安徽省委为加强民族工作，成立安徽省民族事务委员会，马以愚应邀出席成立会议，并被任命为安徽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
马以愚曾辗转各地，搜集、整理了大量回族伊斯兰教史资料，进行研究和著述。他学术功底深厚，治学态度严谨。在史学思想和方法上，始终坚持“治史重史实，持论显公允”的原则。他提出对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要以大量中外史料为依据，并要做到相互印证，既要重视正史、地方志和私家撰述，又要注重实地考察，亲自掌握第一手资料。且提出，既要列举各家不同见解，又要纠正各种谬误。故所著《中国回教史鉴》一书，不但参考史志、会要、地理、杂记等200多种，而且还引用了各种不同的历史记载。对伊斯兰教始入中国的时间问题，他持唐“永徽二年”说，并指出明史“隋开皇中，始传入中国”的说法与史料不符。
关于西北、西南回民起义的因由，他认为皆由清廷歧视、压迫少数民族和地方官吏残害百姓所致。他在中国史学、哲学、地理学、天文学和中国伊斯兰教史等学术领域都有贡献，除《中国回教史鉴》外，尚有《回回历》、《嘉陵江志》、《易学象数论抉微》以及《中国名礼拜寺》、《回教学术之昌明》、《与王寒冰先生论新疆回族与回教》、《嘉陵沿线各县清真寺及回教人物志》、《天命释义》、《历法考证》、《中国伊斯兰教寺墓考察》等论文多篇，在伊斯兰学术界很有影响。
马以愚晚年搜集整理了清光绪年间杨子贞教长散落民间的遗著《完璞氏藏稿·附拜式记略》，亲自参订并为之作序，使得流传于世。
马以愚生前不仅积极从事学术工作，也十分关心民族同胞生活、宗教及子女读书等问题。他热心发展回族穆斯林教育事业，曾在安庆清真小学、上海伊斯兰师范、成达师范任教多年，并曾任安庆清真小学董事长，创办安庆依泽回民小学，解决回族的穷苦子弟的入学困难问题。
解放后，马以愚为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做过不少工作，他很重视国内各民族团结和加强中国穆斯林与阿拉伯各国穆斯林间的传统友谊，注重发扬中国穆斯林爱祖国、爱民族的历史传统，关心回族文化教育事业与经济发展。他在列席1956年安徽省政协一届会议上还专门就伊斯兰教作了演讲。但在1958年以后却因上述问题而受左倾错误之苦。
1961年农历正月十六日，马以愚因病逝于安庆。（马雪霞）
白寿彝——史学巨擘，奋斗终生
白寿彝（1909～2000年），字肇伦，经名哲玛伦丁，河南开封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白寿彝教授一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达60多年，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民族史等领域里颇有建树，为我国的历史科学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1909年2月，白寿彝出生在河南开封一个回族家庭。父亲白吉甫是一个商人，母亲钱相云，笃信伊斯兰教，以能诵读《古兰经》受到穆斯林的敬重。白寿彝从小诵习阿拉伯文和《古兰经》，受到良好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他的求学之路始于私塾，后受启蒙老师的影响，12岁入由加拿大人开办的开封教会学校圣安德烈中学。1925年考入上海文治学院，不久转学到河南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文科二年级读书，受到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直接教诲。
1929年，白寿彝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攻读哲学史。当时，燕京大学云集了像陈垣、郭绍虞、冯友兰、许地山、顾颉刚、容庚等一批颇负盛名的老一辈学者，他们的思想和学术活动，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青年时代的白寿彝。1932年获得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哲学史硕士学位，即被聘为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及禹贡学会编辑。1937年，白寿彝参加了顾颉刚组织的西北考察团到绥远（今内蒙古）、宁夏一带考察民族、宗教、水利、文化等方面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