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农民起义，历经18个春秋，虽然最终失败，可他那反封建压迫推动历史前进的气概，坚贞不屈和大义凛然的精神，治军理政的卓越才能，致力于民族团结前无古人的广大胸襟，给各族人民留下了深刻的无法磨灭的印记。（黄成俊）杜文秀之墓
左宝贵——抗倭援朝，壮烈牺牲
左宝贵（1837～1894年），祖籍山东齐河，父辈迁费县。清末甲午战争中与邓世昌齐名而英勇牺牲的著名爱国将领。他出生在一个“乏恒产以谋生理”的贫苦农民家庭，而且父母早丧，他和两个弟弟艰难度日，备尝辛苦。幼年好武，以排演军阵为游戏，具有坚毅顽强的性格。
18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起义斗争，震撼了清王朝统治地位，清政府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运动，大量招募兵马，扩充军队。1856年，为了衣食，左宝贵带两个弟弟宝贤、宝清参加了清军。此时，左宝贵只知道效忠王室，随清军—道与太平军和捻军作战，后来还在东北镇压过起义军和盗匪。虽然，他以战功崛起于行伍之中，接连升任千总、游击、守备、参将、总兵，直至钦命记名简放提督等，得到了功名和荣耀，但是，他和许多封建时代的英雄人物一样，受到历史的局限。其30多年的征战史却并不光彩，充其量不过是维护清政府统治地位的一名武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作为封建王朝的一员武将，左宝贵有两点是值得肯定和颂扬的。
第一，为民造福，忧民之忧。左宝贵虽然不懂得人民群众生活困苦的根源是封建统治和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不能在阶级斗争中站在农民—边来，只是愚昧地忠君尽职，但他毕竟出身贫贱，经历过穷困孤苦，所以，在其军事生捱，特别是驻屯东北时，尽量做—些助民济困的事，尤其热心于公益和慈善事业。
1885年，左宝贵在沈阳同马建候等人倡议并捐资创办了“同善堂”，下设各种慈善机构。有：施医院，为无钱治病的人提供医药；栖流所下设粥厂二处，为流离失所生活无着的穷人提供食宿；专门收留逃离苦海的妓女而设济良所；还有孤儿院、牛痘局等，尽力为穷苦百姓解决危难。左宝贵热心办教育，曾在沈阳、营口创建多处义学，并提供办学经费，有时还亲自到学校察看，使一些无钱求学的少年儿童得到读书识字的机会。
左宝贵关心百姓疾苦，约束其部下将士，不准欺压百姓。他得知粥厂的施粥官克扣粮米，坑人肥私的实情后，非常气愤，把施粥官当众处斩，饥民们为之欢呼。有一个管带（相当于营长）依仗自己是旗人，又与皇室有宗亲关系，霸占了民女。左宝贵不畏权势，果敢地把管带处死，然后，自己脱掉官服去见上司，准备接受处治。上司权衡利弊，不愿因小失大，没有处分他所倚重的左宝贵。
左宝贵驻守沈阳的20年中，还致力于筑桥修路，方便民众。《沈阳县志》载：“转弯桥，城西二十里，光绪八年左壮愍（壮愍是左宝贵的谥号）公重建”，“马官桥，城东二十四里，清光绪十八年左壮愍公建”，还有“县治四境津梁道路，多宝贵捐廉葺修”。修桥补路是公认的积德行善之举，值得称道。此外，左宝贵还曾督率军士救助遭受水患的灾民，使许多人免于水淹或饥寒，保全了性命。
作为封建王朝的高级将领，能如此爱民，实属难能可贵。左宝贵牺牲后，沈阳民众捐资为他立碑，说明他得到了民众的拥戴。
第二，反抗侵略，为国捐躯。这是他生命中光辉的篇章，是值得大力宣扬的。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向中国和朝鲜发动武装进攻，当时，中国不仅国势衰弱，而且清政府中以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为首的掌握军事和外交大权者竭力主张退让避战，委屈求和。日本的强横无理和清政府的妥协畏缩，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义愤，要求坚决抵抗日本侵略的呼声日益高涨。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中以光绪皇帝为首的主战派决定加强军事行动，其中一项举措是派左宝贵、马玉昆、卫汝贵、丰升阿各率一路军马开赴朝鲜，增援先期入朝的叶志超、聂士成率领的援朝部队。
左宝贵早已预料到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曾对上建议加强战备，巩固边防。他自己作好了随时参加对日作战的准备，所以军令一下，他的部队不到24小时就踏上了征途。左宝贵离开沈阳前夕，曾对—位友人说：“这次战争与剿灭胡匪不同，我怕是不会回来的了。”这些话表明，左宝贵深知敌强我弱，预料战局将对我方不利，同时也表明他做好了为国牺牲的思想准备。
8月上旬，4支部队开到朝鲜的平壤，这时候才得知原在朝鲜的叶志超、聂士成的部队在7月29日的牙山战斗中失败，一时还无法知道他们的下落。左宝贵等将领便决定先驻守在平壤，此时，清政府内部主战的光绪皇帝主张我军发起主动攻击，而主和的李鸿章坚持采取守势，使前线将领们无所适从，只好据守平壤。8月下旬，叶志超、聂土成率败军来到，叶志超如同惊弓之鸟，心里充满了恐慌，却谎报军情，反说打了胜仗，不但骗取了奖赏，而且还被清政府委派统领在平壤的诸路兵马。败军之将升任最高指挥官，引起了全军上下的惊讶和失望。叶志超掌握指挥权后，终日饮酒取乐，不做认真的备战，他已被日军吓破了胆，心里只想着随时放弃阵地，逃之夭夭。卫汝贵是李鸿章的亲信，不以国事为重，对部下不严格约束和管理，他那支队伍军纪很坏，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战斗力。左宝贵对眼前的局面深感忧虑，建议撤走卫汝贵部，并抓住战机，主动进攻，以出奇制胜。他说，报国立业，在此一举，我们奉旨抵御外寇，即使力量不足，也义无反顾。
由于叶志超不听左宝贵利用日军长途跋涉之机出奇兵进攻的建议，结果贻误了战机，坐等着日军对平壤形成包围之势，清军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境地。即使在被动的情况下，如果清军能上下一心，团结战斗，凭险据守，尚能与日军一决胜负。可是，叶志超余悸未消，望风丧胆，主张弃城退却。左宝贵义愤填膺，怒斥叶志超，他说：“你们要是怕死可自行逃走，我是把这座城当作自己的坟墓了！”待到双方接战，叶志超又想弃城逃跑，左宝贵知道主帅一逃，就会全军溃败，于是就派兵士把叶监视起来。
9月15日，日军大举进攻平壤城，左宝贵率军防守城北面的玄武门。玄武门外有个五丈高的牡丹台和其外侧的4座垒台，构成外围阵地，控制住牡丹台，则可战可退，所以，日军集中攻城部队的半数以上兵力约8000余人重点强攻牡丹台。左宝贵率领的守军仅3000人，虽与敌人众寡悬殊，但他们进行了顽强抵抗。牡丹台的战斗异常激烈，枪炮轰鸣，硝烟弥漫。左宝贵冒着枪林弹雨在城头指挥，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双方伤亡都很惨重，日军依靠其优势兵力，终于攻占了牡丹台，守军被迫退到城上。左宝贵知道败势已不可挽回，就把皇帝赐给他的衣冠穿上，头戴崭新的翎顶，穿上鲜亮的黄马褂。部下劝他换下新装以免引起敌人的注意，左宝贵说：“我穿上朝服，为的是让士兵们看到我身先士卒，就能拼死作战。敌人注目，有什么可怕的？”他一边指挥，—边还亲自点燃炮火向敌人射击，士兵们受到鼓舞，个个奋勇杀敌，多次击退日军的进攻。在激烈的战斗中，左宝贵胸部中弹，为抗击侵略者保卫中朝领土献出了生命。日军付出很大代价之后，攻占了玄武门，慑于左宝贵及其部下的奋勇死战，未敢贸然直进。叶志超慌忙下令撤退后，平壤才落入日军之手。左宝贵战殁后，光绪皇帝赠他太子少保的封号，谥忠壮。他为抗击侵略者而为国捐躯的事迹，得到了中朝人民的赞颂。（史作杰）
苏天福——捻军将领，视死如归
19世纪50年代，在太平军起义的影响下，豫皖一带爆发了捻军起义，苏天福（？～1863年）是捻军起义的一位重要发动者和领导者，是农民群众反对封建统治的一位不屈的斗士。
苏天福原来是河南永城苏家寨一位普普通通的小生产者，他家人多地少，比较贫寒，为生计，他领着弟弟开过粉坊和油坊，并贩卖过私盐。因为他性情豪爽，在出外经商活动中，结交了一些江湖上的好汉。1851年，结识了在“捻”的人物张乐行和龚得树，三人意气相投，便仿效桃园结义，结拜为异姓弟兄。他们情深义厚，胜似同胞。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割地赔款，劳动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生活更加艰难。1851年，洪秀全在金田发动了太平军起义，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劳苦大众反对封建压迫的情绪更加强烈，不久，陆续爆发了捻军起义，云南杜文秀起义，上海小刀会起义和西北回民起义等。其中捻军起义就是由张乐行、苏天福、龚得树发动和领导的。
“捻”，即“捻子”，本来是河南、安徽一带的民间秘密组织，参加者称为“捻党”。该组织把农民结成一股团体势力，抗拒政府的苛捐杂税和地主恶霸欺压百姓的行为，维护自身的利益，是—支反对封建统治的农民群众组织，有较强的斗争性和革命性。
1852年，皖北一带发生饥荒，对穷苦的农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要活命，就要反对封建王朝和地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在此情况下，张乐行和龚得树带领捻党群众在亳州雉河集（今涡阳）发动起义，队伍有1万多人。他们听说结义弟兄苏天福在家乡永城吃官司，坐了监狱，便率领起义军进入河南，把永城包围起来。在起义军的压力下，官府被迫将苏天福释放。由此，苏天福恨透了官府，同时，不仅与张乐行、龚得树加深了兄弟情谊，在思想感情上，也贴近了捻军。
1854年，太平天国的起义军攻占了庐州（今合肥），在安徽境内与张乐行的起义军南北呼应，声势大振，3月间，正在亳州的苏天福聚合了一批捻党，发动武装起义。不久，太平军举行北伐，苏天福即率部随太平军进兵河南，攻占了自己的家乡永城。太平军继续北上，苏天福所部成为一支孤军，永城的地主豪绅便组织力量对抗苏天福的捻军队伍。时太康知县受命总办归德、陈州（今商丘、淮阳）的地方武装——团练，也派人马进攻苏天福。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苏天福率众退到安徽境内的亳州，河南永城的团练进行追击，也越过省界进入濠州地方，并在当地烧杀抢掠，引起亳州各界的反对。于是形成了永城和亳州两地的对立，如同敌对国一样互相攻斗，且事态不断扩大，河南、安徽两省的官员也互相指责，诿过于对方，互不相让。这样，两地互相争斗，两省互相责斥，刀光剑影，吵吵嚷嚷，倒使得苏天福声名远扬，有更多的捻党和农民加入到苏天福的捻军队伍。此时，张乐行的起义军已经受了清政府的招抚，不再同清军作战，但是，却暗中支持苏天福，6月间，苏天福再次进攻永城时，张乐行曾派一部分人马予以协助。张乐行到底是不是真正接受了招抚，在清朝地方官员中产生了怀疑和争论，为此，清政府负责进剿捻军的官员袁甲三要求张乐行把苏天福拿获，交给官府，以此来表明他是真正归顺了朝廷。张乐行决不肯伤害结义兄弟，便重新公开打出了起义的旗号，又开始了反对清朝的武装斗争。
1855年8月，捻军的四支队伍，其中有结义三弟兄张乐行、苏天福和龚得树各自统率的三支队伍，另一支是王贯三所部，在亳州雉河集举行首领会议，商量组织联盟和配合作战的问题，决定由张乐行为盟主，各部分别采用不同颜色的旗帜，苏天福部定为黑色旗，形成了捻军的五旗建制，这一措施，从整体上加强了捻军队伍的战斗力。此后，张乐天与苏天福两旗部队配合，转战于豫皖两省，攻占和袭击夏邑、亳州、蒙城、鹿邑、颖上等地，打败了河南道员张维翰的清军。年底，在豫皖边界的麻仲集之役中，又大败清政府负责镇压捻军的提督武隆额，打得武隆额率残兵败将奔夏邑，走虞城，窜归德，忙于逃命，闭门固守，不敢再战，为此，开封城曾一度戒严。清政府见武隆额无能，再派河南巡抚英桂负责攻捻军务，这时，捻军已发展到十几万人，军势正盛。1856年初，张乐行、苏天福率领起义军分兵五路进攻河南，击败了清军总兵丘联恩和崇安的部队，并把英桂围困在归德城内。清廷震怒，英桂受到斥责，丘、崇二总兵被革职，有的指挥官还受到了查办。
1857年3月，太平军将领李秀成和陈玉成率部北上，张乐行、苏天福、龚得树率捻军南下接应，两军配合作战，共同抗击清军，经过一番战斗，两支起义军在霍丘胜利会师。会师后，捻军首领接受了太平天国的封号和领导，张乐行被封为沃王，苏天福被封为立天侯，捻军改用太平军的旗帜。此后数年内，两军多次并肩作战，在淮南的六安、风阳、三河、桐城等地几度重创清军，在三河战役中击毙了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歼灭了6000多名清军。
1862年，形势发生了变化，在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下，太平天国陷入困境。在安徽，庐州失守，陈玉成遇害，捻军几次作战均告失利。清政府派凶狠狡诈的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统率军队进攻捻军，在雉河集决战中，捻军溃败，张乐行、苏天福突围时因叛徒出卖而被俘，二位起义将领宁死不屈，被凌迟处决。
雉河集决战失败，起义首领牺牲，捻军受到很大损失，但是，他们在张乐行的侄子张宗禹带领下继续坚持反清斗争。在太平天国失败后的第二年，张宗禹在山东曹州巧设埋伏，大败僧格林沁率领的清军，并杀死僧格林沁，为张乐行、苏天福报了仇。
苏天福作为捻军的重要首领，进行了10年之久的反清斗争，最后慷慨就义，其母亲和妻子也被反动派杀害。（史作杰）
马化龙——生逢末世，曲宥族众
马化龙（1810～1871年），经名毛俩·托布尔·屯拉·穆罕默德·艾依乃玛，逝世后追尊为赛义德·束海达依（阿拉伯语音译，意为殉教者的领袖）。祖籍甘肃灵州金积堡（今宁夏吴忠市利通区金积镇）。祖父和父亲是哲合忍耶学派的第三代和第四代导师。马化龙幼时生活贫困，曾在伏羌（今甘肃甘谷）南关马二阿訇（又称关里爷）门下学习阿文和经学，学成之后“穿衣挂幛”，与其弟经商务农，曾捐得千总武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