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英格兰银行开始催收股款，1709年以15%的比例，催收了总计656 204镑1先令9便士的股款；1710年又以10%的比例，催收了501 448镑12先令11便士。经过这两次催收股款之后，银行资本总计达到了5 559 995镑14先令8便士。
乔治一世乔治一世（1660—1727），汉诺威选帝侯、英国国王。汉诺威选帝侯奥古斯都和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的外孙女菲亚的儿子。1698年，其父逝世后继位为汉诺威选侯。1714年，英国安妮女王驾崩无嗣，根据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继承英国王位，称乔治一世，成为汉诺威王朝的第一位国王，也是一个母语是德语,而且不会讲流利的英语的英国国王。他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是马尔波罗公爵约翰·丘吉尔和欧根亲王手下的大将，喜穿一身大红军装，在枪林弹雨中带队冲锋。1727年，在汉诺威驾崩。——译者注第3年（1717年），英格兰银行根据当年的第8号法令，再次吃进一笔财政部证券，价值200万镑。到此为止，银行总共借了5 375 027镑17先令10便士给政府。乔治一世第8年（1722年），银行又根据当年的第21号法令，从南海公司购买了400万镑股票。银行为了购买这项股票，不得不增募340万镑的资本，所以这时，银行借给政府的资金，总共达到了9 375 027镑17先令10个半便士。事实上，银行本身拥有的资本，总共才8 959 995镑14先令8便士。所以，银行贷给政府的有息贷款，比它要用以对股东分派红利的母本还多。也就是说，银行已经开始有了多余能够分派红利的资本，而多出来的这部分资本，是无法分派红利的。直至今日，这种情况还依然存在。1746年，银行又陆续向政府贷了几笔款项，当年合计是11 686 800镑；此外，银行还陆续募集了总计1 078万镑的分红资本。这两笔款项的数目，至今也没有改变。乔治三世第4年（1763年），银行为了能够保住营业执照，同意遵照第25号法令，无息向政府缴纳11万镑，而且不要偿还。所以，这笔资金就不算是银行的贷出，自然也就没有增加银行的资本。
由于各个时期银行对政府贷款利息的高低不同，再加上其他一些情况，所以银行红利时高时低，贷款利息率也由原来的8%，逐渐下降到了3%。前几年的银行红利，一般都是55%。
英国稳定的政局，使得英格兰银行也开始稳定。这么以来，银行再贷给政府资金就不会有所损失，所以银行的债权人自然也没有损失。英格兰银行是唯一一家由国会决议敕令设立的银行，其股东至少有6人，是一个非普通银行可比的国家机关。它不但负责收付每年的大部分公债利息，还负责财政部的证券流通，甚至还经常垫付土地税和麦芽税。像土地税和麦芽税这类税款的纳税人，往往不能按期向国库缴纳税款，甚至许多人都会逾期好几年也不去缴纳。这时，主事者即使明察了这种情况，也会出于对国家职责的考虑而发行过多的纸币，并给商人贴现汇票。向英格兰借贷的，不但有英格兰商人，还有汉堡汉堡是德国三大州级市之一，也是德国最重要的海港和最大的外贸中心、德国第二金融中心。——译者注、荷兰等地的巨商。据说，1763年，英格兰银行在一个星期之内就借出了将近160万镑的贷款，而且大部分都是金块。英格兰银行是否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贷出这么大一笔款项，我不敢妄自断言。但是，英格兰银行有时在遇到各种支出时，的确曾迫不得已地用6便士的银币来救过急。
一国的产业，会因为慎重的银行活动而增加。但是，增加一国产业的方法，与其说是增加国内资本，不如说是使原本无用的大部分资本，都变得有用；并使原本不生利的大部分资本，都变得能够生利。比如，商人不得不储存仅供应付急需的资财就是死资财，对商人自己和国家都没有益处。不过，这种死资财，可以经由慎重的银行活动变成活资财，即变成工作所需的材料、工具和食物，这对商人自己和国家都有利。那些年年在国内流通的金银币，虽然能够把国内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分配到真正的消费者手上，而且在国内资本中极有价值，但它却和商人手里的死资财一样，不能增加国家的生产物数量。这项死资财的大部分，都可以被银行慎重发行的纸币代替，从而变成有利于国家的活资财。打个比方，如果把国内流通的金银币比作通衢的话，那么纸币就有点儿像架空为轨。通衢可以方便地把稻麦转运至国内的各个市场，但其自身却无法出产稻麦；而经过慎重的银行活动才发行的纸币就不同了，它不但能转运“稻麦”，还可以使以往的那些“通衢”，多数都变成良好的牧场和田地，从而大大增加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数量。
虽然纸币增进了国内工商业的发展，但这种增进可能会随之而来的危险相比，显然要小得多。这一点我们必须得承认。即使是熟练的纸币管理者，恐怕也无法制止纸币可能带来的灾祸，更别说是不甚熟练的管理者了。打个比方，如果一个全靠纸币来维持国内流通的国家战争失败了，并且到了敌军占领首都、把持维持纸币信用的库藏的地步，那么它这时所遇到的困难，就会比大部分靠金银流通的国家在相同情况下所遇到的困难多得多。因为，平常的通商手段，除了物物交换和赊欠以外，几乎没有其他的交换形式，而且它们又都完全没有什么价值。如果所有赋税都是用纸币缴纳的，那么君主就无法支付军饷、充实军备了。也就是说，全用纸币流通的国家恢复政局的困难程度，会大于那些大部分用金银流通的国家。所以，君主不但要防止纸币发行过剩，以免发行纸币的银行破产；还要设法将国内纸币的流通量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这样才可能使领土随时保持在易于防守的状态之下。
商人与商人、商人与消费者的流通，是国内货物流通的两种方式。无论是一张纸币还是一枚硬币，都可能被用于这两种流通方式当中。但是，由于这两种流通是同时进行的，所以都需要一定数量的货币。流通于商人之间的货物的价值，绝对低于流通于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货物。因为，商人所购买的一切货物，最终都是要卖给消费者的。商人之间进行的交易往往都是批发，每次流通的货币量也非常大；而商人和消费者进行的交易一般都是零售，每次所需的货币，大致1先令甚至是半便士就足够了。不过，少量货币的流通速度，要远远大于大量货币。比如，半便士比1先令流转得快，而1先令又比1几尼流转得快。所以，虽然所有消费者全年所购买货物的价值，至少应该与商人购买的全部货物的价值相等，但消费者每年花费在购买这些货物上的货币量却小得多。因为，货币在商人与消费者之间的流通次数，要比它在商人与商人之间的流通次数多得多。
可以限制纸币的流通范围，使它仅能在商人之间流通，或是靠它来完成商人与消费者之间的大部分交易。伦敦的纸币面额，没有少于10镑的。如果所有的纸币面额都是如此，那么纸币势必只能在商人之间进行流通。因为，如果一张10镑的纸币流转到了某个消费者手上，那么哪怕他只购买5先令的东西，也得先兑换这张纸币才行。于是，还没有等他用去这张纸币的1/40，这张纸币就又回到了商人那里。
针对这种情况，苏格兰各个银行都发行了面额小至20先令的纸币。这么以来，自然就扩大了纸币的流通范围，使得商人与消费者之间也大多使用纸币进行交易。此后，消费者就经常使用小额纸币来购买货物，直到国会决议禁止流通10先令和5先令的纸币为止。北美洲发行的纸币，有的竟然只有1先令的面值，使得当地消费者几乎都用纸币来购物。约克郡甚至还发行了面值6便士的纸币，其结果就更不用说了。
如果准许发行这些小额纸币，而且这种措施被普遍实施，就相当于鼓励人们都去开银行，最终使许多普通人都成为银行家。普通人开出的汇票，如果面值5镑，甚至是1镑，也可能会被大家拒绝；但是，如果面值6便士，那么大家应该都不会拒绝。这类“银行家”就像乞丐一样，很容易就会破产，最终给那些接受他们汇票的穷人带来很大的困难，甚至是带来极大的灾难。
解决这个问题的较好办法，就是把国内纸币的最低面额都设为5镑。这样的话，各地银行所发行的纸币，大概就会像伦敦的情况一样，只在商人之间流通。虽然这5镑所能购买的货物，只是伦敦最低面值的纸币，即10镑纸币所能购买货物的一半，但在除伦敦以外的英国其他地区的人们看来，这5镑就像伦敦的10镑一样贵重，要一次花掉它，就像伦敦人一次花掉10镑一样稀罕。
如果纸币的流通，都像它在伦敦流通时一样，即主要在商人之间流通，那么市面上就不会匮乏金银了。反之，如果纸币的流通，都像它在苏格兰甚至是北美洲时那样流通，那么商人与消费者的大部分交易，都将会由纸币的流通来完成，甚至使金银全都被驱逐出国内流通领域。为了解决市面上金银缺乏的困难，苏格兰禁止发行面值10先令和5先令的纸币，稍微减轻了金银的缺乏。如果苏格兰再禁止发行面值20先令以下的纸币，那么功效应该会更大。据说，美洲自从取消了许多纸币的发行权之后，其金银量就开始增加。不过，其金银量还是没有纸币发行以前那么丰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