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傅斯年从1938年起，作为社会贤达一直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他认为当时国民党政权的主要危机来自内部的腐败，来自内部既得利益阶级的蚕食。对于政府的腐败，社会上许多人士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之所以容忍主要是不希望看到政府的垮台，从而引起更大的混乱，但傅斯年还当真了，曾两次上书蒋介石，抨击国民政府，要求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蒋介石为平息此事，曾请傅斯年吃饭，并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斯年回答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后来，他又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会上炮轰孔祥熙，终于把孔轰下台来。
孔祥熙走后，宋子文来做行政院长，开始，宋子文的一些做法深得人们好感，傅斯年还在《大公报》上写文章说他的好话，但很快就发现了问题，他又开始倒宋。1947年初，他在《世纪评论》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列举了宋子文种种劣迹，认为他搞乱了工业，搞垮了经济，其贪污腐败行为比孔祥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说：“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他强调说，如果希望政府不垮台就必须“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文章发表后各报章纷纷转载，举国瞩目，宋子文只好卷铺盖下台。
“这些话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说的”
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的恢复和整顿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对日本占领北平期间任用伪北大教员的录用问题。1937年底，日寇在北平收罗一些汉奸文人，成立了伪“国立北京大学”。
1945年9月，为北京大学复员事，担任代理校长的傅斯年即派郑天挺去北平进行筹备。在北上途中，陈雪屏又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命令，接受北平日伪各校的学生，办理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傅斯年在重庆发表声明，为保持北京大学的纯洁，坚决不录用伪北京大学的教职员，但学生经过甄别和补习，可以接受。
11月中旬，傅斯年到达北平，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斯年走下飞机的第一句话就是问陈雪屏与伪大学的教师有无交往，陈回答说仅限于一些必要的场合。傅斯年听后十分不满，强调说：“‘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陈雪屏解释了自己的难处，接受的学生多，北上的教师太少，根本忙不过来，只好录用了伪校一些教授。傅斯年仍然坚持，伪校教职员要一概摒弃，坚决不予录用。
北平的伪教职人员，尤其是在补习班任教的伪教人员，听说傅斯年坚决不录用他们，便组成团体，四处活动，还联合起来以罢课为要挟，并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还有人在报纸上发表致傅斯年的公开信，为伪教人员辩护。傅斯年毫不妥协。
傅斯年在声明中强调，教师是教育人的，为人师表，更应该先正己再正人，真正做到礼仪廉耻，为学生做志节的表率。他承认由于长期战乱，高校内缺乏师资，但是不能因缺乏师资而放弃最基本的原则。他申述说：“人才缺乏是事实，从别的方面考虑征用未尝不可，但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要能首先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人，岂不都成了国家的罪人？”
傅斯年强调：“正是非，辨忠奸。是负有教育责任的人教育青年一代的价值判断标准，即要让青年们知道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卖国。”最后他表明自己的态度说：“这些话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说的。”
12月下旬，傅斯年回到重庆后，北平教育界伪教人员又派代表到重庆活动，其中有一位在北大时与傅斯年交谊甚深、研究甲骨文颇有名气的教授专门去拜访傅斯年。傅毫不客气，见面后当面指斥说：“你这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不用见我。”此人只得退出，后来再次去拜访傅斯年，表示要谢罪改过，傅接见了他，但仍坚持原来的立场。
知识分子的办报梦想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再办报刊议论时政，留下不少抨击专制、腐败和推进民主、法治的精彩文章。他们的皇皇大文，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增添了光彩。
傅斯年是个满腔热血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不但在学术事业中卓有成就，而且参政、议政，在履行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中也写下了引人注目的篇章。1947年，国共两党分裂后，身为自由主义者何去何从？蒋介石力图把胡适等人吸纳到他的政府中去。作为胡适挚友的傅斯年做出一个判断：“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这句话的主要意思是政府必须受到独立力量的监督。这既是他吸收的现代西方政治理念，又是他的政治经验的总结。
傅斯年办报是从新文化运动中办《新潮》开始的。他和他的朋友怀着“所想所学，不致枉费”的愿望，决心“尝试一回”，结果办出一份仅次于《新青年》的优秀刊物。而这次尝试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一大批杰出人物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的支持。
这一群自由知识分子们尽管一再受挫，但办报办刊的梦想却始终没有放弃。1932年5月至1937年7月，傅斯年和胡适等人出版《独立评论》周刊，评论时政，发出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筹办之初，他和胡适等11位好友每人按固定收入的5%捐款，几个月内筹得4205元，就把这份周刊办起来了。而且这不是孤例，1922至1923年间，胡适他们办《努力周报》，用的也是这个办法。《独立评论》出版244期，发表1309篇文章，涉及对日方针，训政还是宪政，民主还是独裁，民族自省，如何统一等等外交、内政等领域的重大问题。不论他们的意见是否正确，但他们确实无所顾忌地讲出了自己的真心话。
以傅斯年来说，1932年，他直截了当地发表言论：“今日国民党的领袖，曰胡（汉民）、曰汪（精卫）、曰蒋（介石）……胡之人格坚固，汪之人物有吸引力，蒋之意志有强力……然而说汪先生之政务精练，或蒋先生的近代知识充分，似乎不能言之成理，而政务之精练，近代知识之充分，确是今日主持一个国家所应有的。”这等于指斥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是不合格的领袖。汪、蒋虽然没有因此迫害他，却不能虚心受教，埋下了他们后来或覆没或失败的祸根。
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国民政府先后成立国防参议会（1937年9月至1938年7月）和国民参政会（1938年7月至1948年3月），作为朝野各方咨询性的参政、议政机构，傅斯年被聘请为参议员和参政员。在参与这些机构的活动中，傅斯年不愿像御用文人那样讲“好听的空话”，一再猛烈抨击那些腐败官员，特别是不顾蒋介石的关照，持续炮轰孔祥熙、宋子文，先后将这两位行政院长赶下台，成了名副其实的“傅大炮”。而“大炮”的威力正是与报刊结合中显示的。
不同年代都不难找到一些骨鲠之士，但他们的命运如何，就与当时的社会条件息息相关了。民国时期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所以能够发挥前所未有的影响，重要原因是当时以《大公报》、《独立评论》和《观察》等为代表的独立报刊坚定不移履行传媒的职责，拒绝同流合污，他们的声音也因通过现代传媒广泛传播而广为人知；其次是国际舆论频频施压，特别是国民政府的主要盟国——美国对其腐败和专制统治的不满日益增长。执政的国民党虽然专制，还是不能不考虑利害得失，努力争取这些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与自己合作。
可是，在当时那样的专制制度下，舆论的压力又是有限的。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胡适及其周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再办报刊议论时政，留下不少抨击专制、腐败和推进民主、法治的精彩文章。统治者对这些诤言有时不得不听，有时不但不听还视若寇仇，而总的说来还是无视民意的情况居多。因此，他们的皇皇大文，主要成了自由思想传承的文本，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增添了光彩。而就当时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局而言，依然无补费精神！
“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傅斯年这句话是1947年说的。而当时的国民党已经再次选择武力统一全国，除了依顺自己的政党和报刊外，不准走组党和办报的极端道路。最终的结果是，傅斯年卷起包袱离开了大陆。
“五四运动”总指挥
在新文化运动中，以傅斯年为主任编辑的《新潮》，是仅次于《新青年》的重要刊物。后来，胡适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文中断言：“《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这里也许体现着胡适对《新青年》主将陈独秀思想容易波动、有时没有深思熟虑、缺乏前后一贯性的不满，但确实反映了《新潮》在新文化运动中极其重要的作用。此外，傅斯年本人从1918年1月发表《文学革新申义》支持文学革命至1919年底，他先后在《新青年》、《北京大学日刊》和《新潮》上发表了文章和新诗等共64篇，鼓吹自由思想，批判中世纪思想文化，向往社会主义，支持文学革命，评论社会问题，十分引人注目。研究新文化运动自然不能不读读傅斯年的有关著作，而在“五四”爱国大游行中，举着大旗走在北大队伍最前列的总指挥就是傅斯年。
史学研究领导者
中国现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是在新文化运动推动下逐步成长起来的。历史研究是其中成绩最为卓著的学科之一，里面就包含着傅斯年艰辛耕耘的成果。往日由于材料分散，人们很难了解他的有关成果，《全集》的出版解决了这一难题。
1927年春，他被聘为广州中山大学文科主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历史两系系主任。一年后，又负责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此后，他担任这个研究所的所长22年，直至离开这个世界。翻开《全集》第六卷，一篇篇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报告和其他相关文献，记下的就是中国史学研究进展的非常重要的部分。从1928－1937年，傅斯年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排除阻力，对以安阳为中心的殷墟作了15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找到大批甲骨文和殷商文物，才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城子崖等处的发掘，对古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研究也具有里程碑意义。
北京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馆都藏有大量明清档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档案在清末曾被视为无用之物，打算付之一炬；而辛亥革命后日本的一家公司已经立约买下，打算运回日本。罗振玉、马衡等著名学者曾为保护这一无价之宝出了大力，傅斯年建议当时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的蔡元培出钱买下这批档案，最终避免了一大劫难，直至今天，中国史学研究仍深受其惠。
仅凭上述卓越的学术领导工作，已经足以令傅斯年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何况他在史学研究上还有引人注目的建树。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仁建立了影响深远的优良学风——把收集史料作为历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用他的话来说是：“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史学便是史料学。”
与此同时，他坚决反对以伦理道德或政治等理由歪曲历史。他说：“对青年是不应该欺骗的，治史学是绝不当说谎的。”“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他是在1928年5月写下这段话的。国民党正在扼杀学术自由，捏造和歪曲历史为自己的专制统治服务，以固定的模式硬套中国历史的歪风也开始蔓延。他的警告是非常及时的，尽管一介书生无法阻挡这些祸国殃民的洪水泛滥。
北大“功狗”
傅斯年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的重要领导人。他只活了55岁，在短暂的一生中，从进入北大读书开始，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北大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他有很强的行政能力，对北大来说，他只出任代理校长一年（1945年8月－1946年8月），但是从1929年开始，直至1948年间，除很短时间外，一直兼任该校（包括西南联大）教授，实际上做了很多校务工作，以至于罗家伦和他开玩笑，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们是“功狗”。他的教育生涯的顶峰则是把一个颇为混乱的台湾大学整顿、引导进入正轨。有学者说：“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