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志同人皆今日学生，或两年前曾为学生者，对于今日一般同学，当然怀极厚之同情，挟无量之希望。观察情实，乃觉今日最危险者，无过于青年学生。迩者恶人模型，思想厉鬼，遍于国中，有心人深以为忧。然但能不传谬种，则此辈相将就木之日，即中国进于福利之年。无如若辈专意鼓簧，制造无量恶鹰子；子又生孙，孙又生子；长此不匮，真是殷忧。本志发愿协助中等学校之同学，力求精神上脱离此类感化。于修学立身之方法与径途，尽力研求，喻之于众。特辟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两栏，商榷读书之谊，（此两栏中就书籍本身之价值批评者甚少，借以讨论读书之方法者甚多。）其他更有专文论次。总期海内同学去遗传的科学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同人浅陋，惟有本此希望奋勉而已。此本志第四责任也。
本志主张，以为群众不宜消灭个性；故同人意旨，尽不必一致；但挟同一之希望，遵差近之径途，小节出入，所不能免者。若读者以“自相矛盾”见责，则同人不特不讳言之，且将引为荣幸。又本志以批评为精神，不取乎“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若读者以“不能持平”腾诮，则同人更所乐闻。
既以批评为精神，自不免有时与人立异，读者或易误会，兹声明其旨。立异之目的若仅在于立异而止，则此立异为无谓。如不以立异为心，而在感化他人，但能本“哀矜勿喜”之情，虽言词快意为之，要亦无伤德义。同人等所以不讳讥评者，诚缘有所感动，不能自己于言。见人迷离，理宜促其自觉之心，以启其向上之路；非敢立异以为高。故凡能以学问为心者莫不推诚相与；苟不至于不可救药，决不为不能容受之诮让。然而世有学问流于左道，而伪言伪旨足以惑人者，斯惟直发其覆，以免他人重堕迷障。同人等皆是不经阅历之学生，气盛性直，但知“称心为好”，既不愿顾此虑彼，尤恨世人多多顾虑者。读者想能体会兹意，鉴其狂简也。
本志虽曰发挥吾校真精神，然读者若竟以同人言论代表大学学生的思潮，又为过当。大学学生二千人，同人则不逾二十，略含私人集合之性质；所有言论由作者自负之，由社员共同负之。苟有急进之词，自是社中主张，断不可误以大学通身当之。
发刊伊始，诸待匡正，如承读者赐以指教，最所欢迎。将特辟通信一栏，专供社外人批评质询焉。
中国文学史分期之研究
近年坊间刊行之中国文学史，于分期一端，绝少致意。竟有不分时代，囫囵言之者；间为分期之事，亦不能断画称情。览其据以分期之意旨，恒觉支离：此亦一憾事也。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规定分中国文学史之教授为三段：一曰上古，自黄帝至建安；二曰中古，自建安至唐；三曰近古，自唐至清朝。似此分法，大体可行；然于古今文学转变之枢机，尚有未惬余意者。就余所知，似分四期为宜。今列举如左：
一、上古。自商末叶至战国末叶。
二、中古。自秦始皇统一至“初唐”之末。
三、近古。自“盛唐”之始至明中叶。
四、近代。自明弘嘉而后至今。
谈文学史者，恒谓中国文学始于黄帝：此语骤观之似亦可通，细按之则殊未允。黄帝时书皆不传，今但有伪内经而已。虽残缺歌谣，有一二流传至今，正不能执此一二残阙歌谣，以为当时有文学之证。何者？此一二残缺歌谣，不足当文学之名也。其后有所谓《虞书》者，今所传《尧典》（伪孔《舜典》在内）是也。此篇文辞，大类后人碑铭墓志，决非荒古之文。寻其梗概，与《大戴礼记》中宰予问、五帝德无殊。开始即曰“稽古”，作于后代可知。意者同为孟子所谓传，汉世所谓儒家所传之书传；其后真《尧典》亡佚，遂取《尧典》之传以代之（说详拙著《尚书十论》）。《尧典》既不可据，则当时文学，不可得言。《虞书》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之语；《尚书大传》载云卿之歌。舜时文学，似已可谓成立矣。然《虞书》仅有诗之名，诗之实未尝传于后代，卿云诸歌，又未可确信为真。故不能以虞代为中国文学所托始，“有夏承之，篇章泯弃，靡有孑遗”（郑康成《诗谱序》语）。其他散文，《禹贡》、《甘誓》颇可信。然《禹贡》仅言地理，《甘誓》不过诏令，不足当文学之名。至于商朝，虽郑康成以为“不风不雅”，而颂实存。古文家以《商颂》为商代之旧，由今文家言之，则西周之末正考父作。今以《商颂》文词断其先后，似古文家义为长。（余固从今文非古文者，独此说不可一概论。）纵以颂非商旧，而风中实有殷遗。《周南·汝坟》之二章云，“鲂鱼頳尾，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母孔迩。”此为殷末之作，决然无疑。（汝坟为殷畿内水。）又《关雎》篇云，“在河之洲。”章太炎先生云，“南国无河！岐去河亦三四百里。今诗人举河洲，是为被及殷域，不越其望。且师挚殷之神瞽：殷无风，不采诗，而挚犹治《关雎》之乱，明其事涉殷。”此《关雎》为殷诗之确证。今第一期托始于商者，以《商颂》存于后世，商末诗歌犹可见其一面，至于前此而往，自黄帝至于夏年，以理推之，不可谓无文学，然其文学既不传于后世，断不可取半信半疑之短歌以证其文学，惟有置之。编文学史而托始黄唐虞夏，泰甚之举也。
西周文学大盛矣：韵文则有“诗”，无韵文则有“史”有“礼”。从文学之真义，“礼”不能尸文学之名；然舍“礼”而仅论雅颂豳风二南，其文学固可观也。东周可谓中国文学最自由发达之时代。约而论之，可分六派。一曰“诗人”之文学邶以下之风，（除豳）与所谓“变雅”者是。二曰“史家”之文学，《国语》（《左传》在内）《战国策》、《吴越春秋》、《越绝书》是。（此数种未必尽真。）三曰“子家”之文学，孔子之《易系》，子思之《中庸》，《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之类是。四曰“赋”之文学，荀卿之“赋”是。（荀“赋”之体，必当时有之，作者谅不仅荀子一人，特传后者，惟荀子耳。）五曰“楚辞”之文学，屈平宋玉景差所为者是。六曰歌谣之文学，散见之歌谣是。凡此诸派，各不相同，然有普遍之精神，则自由发展，有创造之能力，不遵一格是也。故以文情而论，同在一时，而异其旨趣；以形式而论，师弟之间而变其名称。（屈辞宋赋体各不同。）今试执此时所出产之文学互比较之，有二家相同者乎？无有也。是真可谓中国文学最自由之时代矣。降至汉朝，此风顿熄。夫知东周之政治思想，不与秦汉侔，则知东周文学不可与秦汉合也。
自秦至于“初唐”为中国骈俪文学历层演化之期。此时期间，文学之推移、恒遵此一定趋向，不入他轨。若前期之自由发展，不守一线者，概乎未之闻焉。秦代文学特出者，李斯一人耳。此人之推翻东周文学，犹其推翻东周政治与思想也。李斯之文今存者，当以诸刻石与《谏逐客书》为代表。刻石之文，一变前人风气；诚如李申耆所云，“亦焚诗书之故智。”其赫赫之情，与其四字成章之体，后世骈文之初祖，“庙堂制作”之所由防也。《谏逐客书》一文，多铺张，善偶语，直类东汉之文矣。西汉司马相如扬雄之赋，用古典，好堆砌；故虽非骈文，而为后世骈文树之风声。（汉赋乃楚辞之变，文体差近，故分文学时代者，每合楚汉为言。其实楚辞汉赋，貌同心异，论其质素，绝不侔也。）至于东汉魏晋之世，竟渐成对偶铺排之体。宋齐而降，规律益严。至于陈周之徐庚，“初唐”之王杨，骈体大成矣。此将千年间，直可谓风气一贯。自李斯始，俪体逐渐发达，经若干阶级，直至文成骈，诗成律，然后止焉。此时期中，岂少不遵此轨者。若汉之贾谊，犹存楚风，枚乘五言，不同词赋，王充好以白话人文，陶忛不用时人之体。然皆自成风气，为其独至。或托体非当时士大夫所用之裁，（如枚乘五言之体，在当时不过里巷用之，士人不为，东汉以后，士人始渐作五言耳。）或文词不见重于当代，（如王充。）或仅持前代将沫之风，（如贾谊之赋。）或远违时人所崇，（如陶忛是。当时时尚之五言诗乃颜谢一派，而非陶也。）皆不能风被一世。其风被一世者，皆促骈文之进化者也。平情论之，中国语言为单音，发生骈文律诗之体，所不能免也。然以骈文之发达，竟使真文学不能出现，此俳优偈咒之伪文学，乃充满世间，诚可惜耳。此时期中，惟有五言诗杂体诗为真有价值之文学。然五言至于潘陆中病已深；齐梁以后，成为律体，更不足道焉。
骈文演进，造于极端，于是有革命之反响。此革命者，未尝明言革命，皆托词曰复古。虽然，复古其始也。自创其继也；复古托词也；自创事实也。贵古贱今，中国人之通性。不曰复古，无以信当世之人。然其所复之古，乃其一己之古，而非古人之古。此种革命之动机，酝酿于隋唐之际，成功于“盛唐”之时。隋炀唐太，皆有变古之才。至于“盛唐”，诗之新体大盛；至于“中唐”，文之新体大盛；六朝风气渐歇矣。以文体言，唐代新体有数种：七言诗，（六朝人固有七言，如鲍照之伦，然不过用于歌曲，偶一为之，未能成正体。）词，新体小说等是。世谓开元元和之世，诗多创格，不为虚语。以文情论，六朝华贵之习渐堙，唐代文学，渐有平民气味，即是以观，不谓唐文学对于六朝为新文学不可也。宋元文学又多新制。要之，此时期中，可谓数种新文学发展期。其与第二期绝不同者，彼就骈文之演进，一线而行；此则不拘一格，各创新体，亦稍能自由者也。又此期之新文学，可分二类。甲为不通俗的新文学；若杜子美白香山之诗，韩退之柳子厚之文，以至宋人之散文七言诗等是。此种文体，含复古之性质。乙为通俗之新文学。如白话小说词曲剧等是。此种文体，唐代露其端，宋元成其风气。以文学正义而论，此最可宝贵者也。乃二种新文学演化之结果，甲种据骈文专制之地位，囊括一世，乙种竟不齿于文学之列。寻其所由，盖缘为乙种新文学者，不能自固其义，每借骈文律诗之恶习以自重；因而其体不专，其旨不能深造，其价值不能昭著。且中国之暗乱政治，惟有骈文可以与之合拍；固不容真有价值之通俗文学，尽量发达也。
词曲之风，明初犹盛，故明之前叶，宜归于第三期。然自弘治嘉靖而后，所谓“前后七子”者出，倡复古之论。于是文复古，诗亦复古，词亦复古。戏曲无古可复，则捐弃不道；道之者则变自然之体，刻意卖弄笔墨；是直不啻戏剧之自杀。其后则有经学之复古，今文学之复古。自明中叶至于今兹，皆在复古期中。经学今文学之复古，有益于学问界者甚大。盖前者可使学人思想近于科学（汉学家），后者可为未来之新思想作之前驱（今文学派）。独文学之复古，流弊无穷。故中国人之“李奈桑斯”，利诚有之，害亦不少也。条举其弊，则文学之美恶，无自定之标准，但依古人以为断；于是是非之问题，变为古不古之问题。既与古人求其合，必与今人成其分离。文学与人生不免有离婚之情，而中国文学遂成为不近人情，不合人性之伪文学（In human Literature）。质言之，此时期中最著之文学家，下之仅是隶胥，上之亦不过书蠹。虽卓异之才，如毛奇龄恽敬龚自珍者亦徒为风气所囿，不能至真文学之境界，不得不出于怪诞。固亦有不随时流，自铸伟辞，若曹雪芹、吴敏轩者；然不过独善其文，未能革此复古之风气也。
中国文学史既分为如是四期；今再为每期定一专名，以形容之。
第一期，上古。“文学自由发展期。”
第二期，中古。“骈俪文体演进期。”
第三期，近古。“新文学代兴期。”
第四期，近代。“文学复古期。”
今中国之新文学已露萌芽，将来作文学史者如何断代，未可逆料，要视主持新文学者魄力如何耳。
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
凡研治“依据时间以为变迁”之学科，无不分期别世以御纷繁。地质史有“世纪”、“期”、“代”之判，人类进化史有“石世”、“铜世”、“铁世”、“电世”之殊。若此类者，皆执一事以为标准，为之判别年代。一则察其递变之迹，然后得其概括；一则振其纲领之具，然后便于学者。通常所谓历史者，不限一端，而以政治变迁、社会递嬗为主体试为之解，则人类精神之动作，现于时间、出于记载为历史；寻其因果、考其年世、即其时日之推移、审其升沉之概要，为历史之学。历史学之所有事原非一端，要以分期为之基本。置分期于不言，则史事杂陈，樊然淆乱，无术以得其简约，疏其世代，不得谓为历史学也。世有以历史分期为无当者，谓时日转移无迹可求，必于其间斫为数段，纯是造作。不知变迁之迹，期年记之则不足，奕世计之则有余，取其大齐以判其世，即其间转移历史之大事，以为变迁之界，于情甚合，于学甚便也。西洋历史之分期，所谓“上世”、“中世”、“近世”者，与夫三世之中所谓Subdivisions在今日已为定论，虽史家著书小有出入，大体固无殊也。返观中国论时会之转移，但以朝代为言，不知朝代与世期，虽不可谓全无关涉，终不可以一物视之。今文春秋有“见闻”、“传闻”之辨，其历史分期之始乎春秋，时代过短，判别年限又从删述者本身遭际而言，非史书究义，后之为史学者，仅知朝代之辨，不解时期之殊，一姓之变迁，诚不足据为分期之准也，日本桑原骘藏著《东洋史要》（后改名《支那史要》），始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之说，以分中国历史为四期，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见有变更其纲者。寻桑原氏所谓四期，一曰上古，断至秦皇一统，称之为汉族缔造时代。二曰中古，自秦皇一统至唐亡，称之为汉族极盛时代。三曰近古，自五季至明亡，称之为汉族渐衰、蒙古族代兴时代。四曰近世，括清一代为言，称之为欧人东渐时代。似此分期，较之往日之不知分期但论朝代者，得失之差，诚不可量。然一经中国著史学教科书者尽量取用，遂不可通。桑原氏书虽以中华为主体，而远东诸民族自日本外，无不系之，既不限于一国，则分期之谊，宜统合殊族以为断，不容专就一国历史之升降，分别年世，强执他族以就之。所谓汉族最盛时代、蒙古族最盛时代、欧人东渐时代者，皆远东历史之分期法，非中国历史之分期法。中国学者强执远东历史之分期以为中国历史之分期，此其失固由桑原，又不尽在桑原也。且如桑原所分尤有不可通者二端，一则分期标准之不一，二则误认历来所谓汉族者为古今一贯。请于二事分别言之。凡为一国历史之分期者，宜执一事以为标准，此一事者一经据为标准之后，便不许复据他事别作标准，易词言之，据以分割一国历史时期之标准，必为单一，不得取标准于一事以上。如以种族之变迁分上世与中古，即应据种族之变迁分中世与近世，不得更据他事若政治改革、风俗易化者以分之。若既据种族以为大别，不得不别据政治以为细界，取政治以为分本者，但可于“支分”中行之（Subdivision），不容与以种族为分别者平行齐列。今桑原氏之分期法，始以汉族升降为别，后又以东西交通为判，所据以为分本者，不能上下一贯，其弊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