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悲哀的日子
终于到了上学的年龄，玛妮雅被送到一所私立女子学校。这所学校无论校长还是老师，都有着极强的民族意识。她们憎恨沙皇俄国对波兰的奴役，怜悯幼小的孩子们不能用自己的祖国语言学习，担心波兰民族文化的命运。为此，除教授孩子们各类文化知识外，还利用各种形式作掩护，尽可能多地让孩子们多接触一些本国语言和历史文化，并且还教会孩子们如何蒙骗沙俄的禁令。玛妮雅如愿以偿，终于找到了如此的学校，盼到了读书的日子。她开心极了，对什么都感到新鲜，要学的东西多极了，她似乎对任何课程和科目都感兴趣，并且一学就会，读一遍就能背，老师讲的课程，她觉得太容易了，好像对这些书本知识她已经学过了一遍，所以每次考试，各科成绩名列前茅。并且永远第一。可是幼小的玛妮雅却对俄国佬嫉恶如仇，十分讨厌那个满脸凶相的俄国督学。这个督学常来学校检查校方是否遵照沙皇的命令行事，是否按照沙皇规定的课程授课，每次来学校，总是竖着耳朵听学生们背诵规定要记住的东西。譬如，俄国历史上沙皇的姓名，俄国统治的优越性等等。倘若学生说错了一个字，或者俄语语法出了差错，这个老师就必定要挨一顿谩骂和训斥。所以每当督学来校检查，老师总是叫玛妮雅回答问题。因为她的俄语说得很流利，而且记忆力极好，不管督学要她背诵什么枯燥无味的东西，都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
一次，学校里轻轻的电话声由楼梯平台的那头传过来。两声长的，两声短的。这是学校师生们熟知的信号。
这种无声的断续的信号立刻在各个不同的年级不同的班次引起一种剧烈的激荡。一双双敏捷的小手把课堂上正在学习的波兰文的笔记本和课本迅速收拾起来，堆放在预先安排的五个动作敏捷的学生的围裙里。这五个学生迅速抢着这些书籍，闪电般地由那扇通往寄宿生宿舍的门走出去，接着听见搬动椅子，打开桌子盖、再轻轻关上的声音。这五个学生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一系列动作，平静而安宁地坐下后，前厅的大门就赫然地打开了。
教室门口出现一个穿着讲究的制服，黄色长裤，蓝色上衣，缀着发光纽扣，腆着肚皮，身材粗壮满脸胡须，一副凶相的男人。他就是华沙城内私立寄宿学校的督学霍思堡先生。
陪他进来的校长西科尔斯卡小姐看着教室一片安然的情景，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因为出现在眼前的这25个小女孩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非常平静地在各自的坐位上低头作针线，手指上戴着顶针，在毛边的四方布上锁着无可指责的扣眼……剪子和线轴散乱地放在空课桌上。
女校长大胆而从容地说：“督学先生，这些孩子每星期上两小时缝纫课。以锻炼她们的动手能力。”
霍思堡像是没听见一样，满脸严肃，迈着四方步走到教师身边。
“小姐，你刚才在高声朗读什么课本。”他毫无表情，冷冰冰地问。
“克雷洛夫的《童话故事》，我们今天才开始读。”教师温和而坦然地回答。这时杜普希雅努力保持着镇定，脸色也慢慢恢复了平静。
霍思堡仍然极不放心，却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把身边几个学生的课桌盖子掀开，全是空荡荡的没有书，没有笔记本，只有一些针线胡乱地摆放着。
这25张充满稚气的脸，刹时变得十分懂事和老成，而心里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她们细心地缝完了最后一针，就把针别在布上，两臂交叉，端正地坐在那里。这些小女孩一律是深色衣服，白领子，一个式样。
狡黠的霍思堡心中的疑团仍未解，他在杜巴斯卡小姐请他坐的椅子上笨重地坐了下来，又开始施行他一贯的检查程序。他对着站在讲台上的老师说：
“请你叫起一个学生来。”听到这，25个女孩子无不十分紧张，因为每次来视察的督学都要提一些辛酸刻薄的问题，一是为难孩子，二是伤孩子们的自尊心，以从中取乐。这时，坐在旁边第三排上的玛妮雅的心更加紧张，早就打起了小鼓，害怕老师又要叫她起来背那些使人厌烦的东西。她本能地把小脸转向窗外，避免与老师的目光相对。心里暗暗祷告着：“上帝保佑吧！不要再叫我……不要再叫我！……”杜普希雅很理解这些女孩子的心里，她看了看玛妮雅那痛苦可怜的小脸，心里像针扎般难受，可是，她又特别为难，让其他孩子回答问题，也许会弄出更大事端。于是她心里在说：只有再为难一次玛妮雅。“玛妮雅，请你回答督学先生提出的问题”。
她也条件反射般地知道老师一定要叫她，因为每一次她的老师都因她对问题回答得好而没有受到督学的谩骂和训斥。
她的名字终于被老师叫出来了。她颤抖地站起来，一种耻辱感卡住了她的喉咙，使她欲咽不能，欲哭无泪。
“背诵祈祷文吧！”是霍思堡冷漠而傲慢的声音。
玛妮雅虽是一副毫无表情的面孔，虽然极反感厌恶，但为了老师，为了校长，为了同学们，她不得不回答。这是沙皇发明的最巧妙最恶毒的侮辱方法之一。天主教本是波兰人民的宗教信仰，沙皇表面上装作尊敬波兰人民的宗教信仰又要强迫他们忘记国家文字和语言，强迫波兰小孩每天用他们所痛恨的俄语背诵天主教祈祷文，这是对波兰人民民族感情的极大亵渎。玛妮雅极力避开任何人的目光，用流利的俄语熟练地背诵完毕。反抗的情绪深深地埋在心里。
这时，教室又死一般寂静。霍思堡洋洋自得地接着问：
“由叶卡特琳娜二世起，统治我们神圣俄罗斯的皇帝是哪几位。”玛妮雅的回答使督学感到精彩和满意。但是他不能就此罢休，因为这个问题是要求人人要背诵的，不能难倒她们，他要提一个难度大的问题，考察这个女孩是否真正记住了。
“叶卡特琳娜二世，保罗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二世……”玛妮雅冷眼地看了霍思堡一眼后，很熟练地背下去。
督学脸上呈现出满意的微笑，这个孩子记忆力真好，而且她的俄语语音又那么准确无误，真像是生在圣彼得堡似的。这个奸滑的家伙对玛妮雅的回答非常满意，他要继续问下去。
“说说皇帝的名字和尊号”。
“女皇陛下，亚历山大太子殿下，大公殿下……”
她按次序说完了那很长的一串名字。霍思堡开心地笑了。“这真是好极了”。他似乎觉得波兰的这一代已经掌握在他们的掌心了，波兰的未来就是大沙皇的了。可是他却未看见，玛妮雅在回答这些问题时，面孔是冷峻的，内心的仇恨和反抗是多么的强烈。
为了炫耀自己在波兰教育界的统治者身份，也为了自寻开心，他依然洋洋自得地问：
“谁统治波兰？”
死一般寂静的教室竟没有一丝回音。
霍思堡涨红了脸，瞪大着眼睛，用更大的声音重复了一遍。
“谁统治波兰？”
这种森严冷酷的声音使缄默的女孩子咯噔地打了一阵冷颤。校长和杜普希雅老师向霍思堡射出火一般的目光，同时也为玛妮雅捏了一把汗。
这时，一种压抑着的带着稚气的声音又答了上来。
“亚历山大二世陛下，全俄罗斯的皇帝”。这种屈辱的表演使玛妮雅觉得喉咙里有无数毛毛虫在爬，她心里闷得发慌，脸色惨白，全身在颤抖。
考问终于结束，霍思堡退出教室。这时教室里便出现一阵骚动，诅咒霍思堡，诅咒沙皇的统治。大家摩拳擦掌，恨不得把这个讨厌的督学揍得稀巴烂，然而没有这样做，她们把仇恨埋在心里，在心里诅咒。怀着愤怒心情的杜普希雅迅速来到玛妮雅的身边。她一边抚摸着玛妮雅一边说：“我的孩子，你受委屈了。”
两颗痛苦的心在经过一阵煎熬之后，终于碎裂在一起。玛妮雅像在刑场上拉回来一样，倒在杜普希雅的怀里，痛哭起来。杜普希雅含泪吻着她的额头，说着极轻极细极体谅的只有玛妮雅才听得懂的波兰话，“委屈了你，我的孩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玛妮雅越来越憎恨俄国的统治。不仅自己亲身体验到的深深屈辱，而且父亲也在教学问题上受到了极深刻的侮辱。她父亲在一个俄国校长依凡诺夫手下教书。斯可罗多夫斯基是一位出身良好，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而这个学校的校长伊凡诺夫却是毫无学识，又无管理水平的无知之徒，只是沙皇派来作监管的。外行领导内行，好多事情办得使人啼笑皆非，又不能提意见。老师们只有压抑再压抑。在这个人人都厌恶的家伙手下工作，实际上是活受罪。这个毫无教学常识的校长都要时常抽查教师的教案，学生的作业。一个学生在作文时，无意中使用了波兰语，被伊凡诺夫发现后，便暴跳如雷，歇斯底里叫嚷，并要严格体罚这个学生。斯可罗多夫斯基忍无可忍，但他仍很平静地对校长说：“伊凡诺夫先生，要是这个孩子写错了一句话，那是由于一时的疏忽，你写俄文也有写错的时候，实际上你常常写错，我深信你和这个孩子一样，决不是故意的……”伊凡诺夫恼羞成怒，心想，一个教师敢顶撞一个俄国校长，好吧，等着吃好果子。他哼了一声转身走了。就是从那一天起，他对斯可罗多夫斯基便异常冷淡，常常挑他的毛病，在工作上为难他。
1873年秋，一个风雨大作的日子，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带着全家度假后回到诺佛立普基路，准备开课。当他来到学校，发现桌子上有一封公文：“奉当局命令，你的薪俸减低，副督学头衔以及按职务分配的住房，一并撤消。”这是一种降职，无缘无故地降了职。开始时，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感到纳闷，后来才想到就是那次顶撞了他。降职后不久，这位校长竟倚仗权势将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赶出了校门。
斯可罗多夫斯基并未为此感到失望和悲哀，他依然是傲然正气，不屑一顾。只是增加了他对沙皇统治和校长伊凡诺夫的仇恨，这个浅薄的家伙竟对一个不肯奴颜婢膝的属员施行卑鄙的报复。从此之后，斯可罗多夫斯基一家开始过上了动荡、艰难、困苦的生活。在玛妮雅幼小的心灵里，以往安宁、甜蜜自豪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沙皇”、“警察”、“降职”、“减薪”“开除”等可怕的字眼镶进了她的生活之中。
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带着家小搬出大套房，几度迁居之后，在诺佛立普基洛和加美利特路拐角处的一所较小的房子里住下了。因为他断了收入来源，经济十分拮据。不久，他被一个倒运的内兄弟拉去作冒险的投机生意，搞一种“神奇的”蒸汽机厂。起初，这位教师很谨慎，不愿作这类毫无保障的冒险生意，后来，经不起这位妻弟的好说歹说，把他的全部积蓄投了进去，厂子没办成，却把3万卢布全部丧失了。这笔钱是供孩子上学用的，现在钱没有了孩子们以后上学怎么办。他非常懊悔，担心目前全家人的生计，焦虑将来，女儿们没有嫁资而被人取笑。为了维持生活，父亲不得不在家收寄宿生，开始两三个，后来七八个直到十个，这所房子变得像一个吵闹的磨坊。家庭的亲密感顿时消失了。
家境贫困并没使玛妮雅感到压力和悲哀。而使玛妮雅感到悲哀的是姐姐素希雅的死亡。那是1876年1月，那年冬天格外寒冷，处于铁蹄践踏下，华沙更是阴云满布，格外凄凉。连倒霉的斑疹伤寒病也来侵扰弱小的华沙人民。由于斯可罗多夫斯基被解雇后，只得在家里收寄宿生，其中有一个寄宿生患斑疹伤寒病，很快传染给了素希雅和布罗妮雅。那段时间里，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一家六口病倒了三个。两个小女孩子因发高烧而呻吟，打颤、抽搐。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因患肺结核病而发出一阵阵痛苦的干咳声，这可怜的家庭竟笼罩在一片悲哀焦虑之中。
布罗妮雅死里逃生，经过治疗渐渐地好了起来。
三个小斯可罗多夫斯基来到姐姐的床前，素希雅穿着白衣服，平躺在灵柩里，面容憔悴苍白，两手合在一处。仍是那样楚楚动人。玛妮雅见姐姐毫无动静，知道姐姐永远不会醒过来了，悲惨地叫道“素希雅，我的姐姐，你怎么啦！”接着，悲伤地大哭起来。这是她第一次遇到死亡，第一次送葬，穿着一件素黑的小外衣，哭得死去活来。
“素希雅，姐姐，你起来，起来呀！……你还要给我讲故事。你不能死啊！”
玛妮雅与这位大姐有说不尽的亲密感。在父母因怕她识字过早影响今后的学习，而不准她看书时，素希雅便在课余时间，带着她去玩各种各样的游戏。姐妹俩手拉着手来到长着稀疏小草的草地和围在墙里的树林中，玩“捉迷藏”，“摸瞎”，常常碰得脸上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而让玛妮雅笑得开心，玩得愉快。
素希雅的想像力特别丰富，口才流利，表达力强，在那宽阔而又遍地鲜花的花园里，她和姐姐哥哥们手拉着手走过郁郁葱葱的绿草地，来到花园西南方的一棵大樟树下，那是素希雅给他们讲故事，表演滑稽剧的地方。她的想像力能给每一件事或神话加上非凡的渲染，甚至出神入化，使人感到神乎其神。在这里，素希雅是轻松自如地，讲短小的滑稽喜剧，还会手舞足蹈地，绘声绘色地表演那些虚幻的冒险故事，那些虚幻的童话故事，美丽的寓言故事，使幼小的弟妹们笑得前仰后合。她的故事像是音乐名手奏出来的绝妙变奏，逻辑严密，天衣无缝。她具有大文学家的思想和想像力，她的创造才能和文学天赋，征服了聪明伶俐的玛妮雅，小小的玛妮雅从小就把姐姐当作崇拜的偶像。她像一个跟屁虫一样跟着素希雅，向她提出各种古怪的问题，而每个问题都能得到姐姐富于戏剧性的圆满回答。她是玛妮雅的老师、小伙伴和姐姐。可是今天，这个受她爱戴的聪明伶俐，活泼开朗的姐姐，这个多艺美丽俊秀的姐姐却要离开她，走向一个孤独而黑暗的世界。她怎能不哭，怎能不哀伤万分。布罗妮雅正在恢复期中，她不能出来，只能在病床上哭泣，她的枕头已经透湿，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由于身体太弱，不能出门，只能由一个窗户挪到另一个窗户，目送自己孩子的灵柩沿着加美利特路缓缓而去。犹如万箭穿心，悲惨至极。她太虚弱，太悲伤，她倒下了，倒在自己的房子里。
不知过去了多久，玛妮雅随着送葬的队伍返回住房，她强行推开母亲的住房，看见母亲瘫倒在地，一阵撕心裂肺的呼叫，使整个院子充满一片恐怖和哀愁，但很快玛妮雅就被她那美丽善良的姑母卢希雅拉出了母亲的房间。
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生下玛妮雅不久，因劳累过度，加之几次生产，身体极度虚弱，出现了核痨病的初期症状，后来5年中，虽然经多方调理，投医问药，病情不但没有好转，而且越来越严重。不过这位勇敢的基督徒总是生机勃勃，衣着整洁，照旧过着忙碌的主妇生活，不让人看见她是一个体弱多病，忧郁悲伤的妇人。不让年幼的孩子们过早地承受心理负担，她要给这些小家伙一个轻松愉快的家庭气氛，所以她总是若无其事地、愉快地操持家务。
从玛妮雅懂事的那时起，她记得自己总是缩在母亲脚旁的矮凳上。几乎没有见过母亲的亲吻和拥抱。她最能感到母亲的温存的只能是母亲那轻柔的手抚摸她的前额。嘴里极度温柔极度关切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