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契诃夫便去拜访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军区司令科洛维奇将军，将军虽然说他很忙，但是仍然热情地接待他，跟他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他受过教育，有文化，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在被委任为军区司令之前8年，一直在喀拉管理苦役犯，他又会说，又会写，给人以诚恳朴实、富有人道精神的印象。最初交谈时，他就表现出对肉刑的极端憎恶，使契诃夫对他产生了好感。他答应给契诃夫的研究提供方便，允许他到监狱档案室查阅资料。
那天契诃夫还出席了阿穆尔地区总督科尔夫男爵在岛上军官宿舍里为欢迎他举行的隆重午宴。在午宴上他认识了几乎所有萨哈林管理处的人。午宴后演奏乐曲，一起闲聊。契诃夫向总督敬酒祝他身体健康，官运亨通。总督在致谢时对契诃夫表示诚挚欢迎，并面对在场的人说：“我深信在萨哈林岛上‘不幸的人们’过得比较轻松，胜过俄罗斯任何地方，甚至欧洲。”他跟契诃夫进行了私下交谈，吹嘘自己对那些服刑者怀有人道精神，并说：“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被剥夺有朝一日获得应有权利的希望。这里没有无期徒刑。终生苦役已减为20年徒刑。强制性劳动也不十分艰苦。”他表示：契诃夫可以在这一地区自由出入，可以查阅各种官方文件，可以询问除政治犯以外的任何犯人。
契诃夫在拜访了各处的长官之后，立即开始自己的热烈紧张同时系统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巨大考察工作。工作的紧张是因为在他的计划中时间非常有限，总共只有三个月，要不然，按通航条件，他不得不在萨哈林滞留1年。他立即去监狱印刷所印制了调查卡片，对所有的流放犯进行登记，顺便和犯人接触，了解整个监狱情况。他每天早晨五时起床，很晚才休息，整天整天地或独自一人或在一名带枪的看守人员的陪同下，去岛上所有监狱、所有木板房和所有枞木房，甚至下到所有矿井询问了解各种犯人。他亲手填写了近万张卡片。尽管精疲力竭，头晕眼花，但他仍不肯放下工作。
随着调查的深入，他觉得萨哈林的实际情况跟总督科尔夫的宣传大相径庭，完全是两码事。萨哈林简直是专横、凶残和说谎的王国。军区司令自诩对肉刑极端厌恶，坚决反对，然而，“就在离他家两三百米远的地方，每天都有人受到鞭笞”。他是不能不知道的。
苦役犯被强制干最艰苦的活，他们被用绳索或铁链拴在拖车上，肚皮贴着地面在煤矿的坑道里挖煤。那里的医院，既缺乏起码的药品，也没有病床，病人就直接睡在地板上和木板上，教堂是禁止病人入内的。
管理这些罪犯的，是一些粗暴蛮横、不容有任何违抗的狱卒。监狱的官员们享有一切权利，而苦役犯则没有权利可言。因此，大多数苦役犯失去了人的尊严。他们变得没有了理智，没有羞耻，对看守卑躬屈膝，酗酒说谎，互相偷窃，互相告密。晚上在蜡烛下赌纸牌。“赌纸牌有如传染病，在所有的监狱中蔓延开来”。“监狱成了大赌场，教养院和部队哨卡成了赌场的分号和子公司”。契诃夫后来这样写道。
最残忍、最叫人目不忍睹的是肉刑。一次契诃夫被允许观看鞭打犯人的场面。首先由医生对犯人作了能否忍受新规定的90皮鞭的检测，然后，执刑者的帮手慢条斯理地把犯人绑在拷架上，犯人的同伴们带着一种残忍的好奇心围聚在周围旁观，执刑者挥动皮鞭，狱卒报着次数，犯人痛苦地嚎叫，赤裸的躯体战栗着，渐渐肌肉肿起、淤血。
契诃夫后来写道：“刽子手侧身站着，每一鞭都横抽在犯人身上。每抽5下，就换个方向，给犯人以半分钟的喘息。抽打了五六下之后，犯人的后背就出现鞭痕，跟着发红变紫了，在一次次皮鞭打击之下，皮开肉绽。犯人一边呻吟，一边喊着：‘尊贵的老爷！尊贵的老爷！可怜可怜吧，尊贵的老爷！’受刑人的脖子奇怪地伸长了，发出一种呕吐的声音，他不再说话，只是吼着、喘着。”
“最后一鞭，九十！”
“他们给犯人解开手和脚，扶他站起身来，被抽打的地方，由于淤血和出血而变成暗紫色。嘴唇发出嗑嗑声，脸色蜡黄，大汗淋漓，双眼乱转，当给他水喝时，他慌急地啃着茶杯……往他头上浇了一勺水，就带他到医疗站去了。”
他写信告诉苏沃林，叙述了这种惨景，并说：“此后，我连续三四个晚上都梦见刽子手和拷刑架。”
在萨哈林岛上，还有另一种苦难，也是令人不能忍受的。那里有一些女苦役犯以及前来同丈夫一起生活的自由妇女。为谋生计，这两种女人都得卖淫。监狱看守把最年轻的讨人喜欢的留给自己，其余的就听任苦役犯糟蹋。母亲把年轻的女儿出卖给移民或看守是常有的事。契诃夫写道：“由于需求大得惊人，所以衰老、丑陋、乃至最严重的梅毒，都无碍于卖淫。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街上，我曾遇见一个16岁的女孩，据说她9岁就开始卖淫了……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郊区，一个自由妇女开了一家妓院，接客的全是她的女儿。”
岛上，孩子们的状况令人发指。他们精神失常，没有文化，没有教养，穿着破烂衣衫，从小就误入歧途。契诃夫在给著名律师科尼的信中说：“我看见面黄饥瘦的孩子们，看见13岁的姘妇、15岁的孕妇、12岁就开始卖淫的女孩。教堂和学校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教育孩子的只是周围的人和苦役环境。”
5 告别萨哈林
从7月9日到达萨哈林，契诃夫已经工作快三个月了。这段时间，他走遍了每个居民点，到过每一间木板房，下过每一个矿井，跟每一个人谈过话。对近一万名苦役犯和流放苦役犯作了登记，没有一个苦役犯、没有一个移民没有跟他交谈过。长时间里干着同一种事，接触的是同一种人——苦役犯人，或者只知苦役、肉刑的人。他慢慢地感到有点单调枯燥，整个生活开始变得沉闷，他觉得厌倦了，萨哈林他已经呆够了。而且跟亲人相隔万里，仿佛过了一个世纪，一种冷漠感情占据了他的心。他产生了“归去来兮”的想法。
10月，他告别了萨哈林岛，乘“彼得堡”号轮船，踏上了归程。他沿着亚洲海岸，通过中国海，经印度、新加坡、锡兰、塞得港、君士坦丁堡，到达敖德萨。整个归程耗时近两个月。在中国海他经受了暴风巨浪的折磨，在印度洋他被一种“莫名其妙的热情”所激动。但比起在西伯利亚坐破旧的四轮马车在泥泞的沼泽地上颠簸，简直是天壤之别了，这才说得上是真正的旅行了。
当然，海上旅行也有危险的遭遇。在离开香港之后，正好遇上台风，来势那么猛烈，狂涛巨浪直扑“彼得堡”号轮船，船体失去控制，吱嘎作响，逐浪漂荡。船长劝契诃夫把手枪带在身边，一旦翻船，就开枪自杀，因为掉入海中难忍被鲨鱼吞噬之苦。
一次，他被从船头甲板上抛出去，又借助船尾抛给他的绳子爬上来，竟安然无恙，甚至没有晕船感觉。有两位原已病重的旅客，经受不了飓风海浪的折磨，死在船上。船长为他们举行了葬礼，然后用帆布裹着尸体沉入几俄里深的海水中。
这使契诃夫感到害怕，他自然想到，说不定自己也会像那两位死者的命运一样，死在途中，被抛入海里成为鲨鱼的美食。后来他从这件事获得了灵感，写了一篇叫《古谢夫》的短篇小说。
归途中最使契诃夫难忘的极乐之地是锡兰。那美丽明媚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热带自然风光，那些棕榈树、大象、眼镜蛇、魔术师，尤其是那皮肤黝黑、面带微笑的女郎，使他看得入迷，神魂颠倒。
在一个月光如水，轻风习习的夜晚，契诃夫去椰树林散步，在一间农舍旁的禾场上遇到了一位印度姑娘，那双黑眼睛在月光下如星星闪烁，那乌黑的头发如瀑布流泻在双肩。她身段苗条，肢体袅娜，面含微笑，脉脉温情。契诃夫向她身边靠近，她竟不回避……
契诃夫后来对苏沃林说：“等我有了孩子，我会不无自豪地告诉他们：‘孩子们，我这一辈子，曾经同一个黑眼睛的印度姑娘有过关系。在哪儿呢？在锡兰一片椰树林里，在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他也曾向哥哥亚历山大闲侃过这次艳遇。亚历山大说：“向你那不知姓名的夫人和你在环球旅行中所生的孩子致意。现在，在锡兰某个地方，也有了一个契诃夫。”他本想把那个僧伽罗女子带回国内，但哪能呢？出于无奈只好买了三只獴，带回俄国驯养。
6 回归祖国
1890年12月1日，在经过了长途旅行之后，他终于到达敖德萨，俄罗斯大地敞开宽阔的怀抱欢迎这位从异国他乡归来的儿子。
他在敖德萨给家里拍了电报，就登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车。他母亲和米舍尔接到电报后，赶到图拉接他。米舍尔搀扶着母亲找到车站餐厅，契诃夫看见急忙奔跑上去，一家人当着契诃夫的伙伴们的面拥抱、问好、流泪。随后，就登上火车返回莫斯科。
回到莫斯科之后，契诃夫的家已从库德林斯卡娅大街搬到了马拉亚—德米特罗夫卡大街。经过漫长的疲惫不堪的旅行，回到了亲人和朋友身边之后，契诃夫的心情好极了。他对苏沃林说：“我现在有一种愉快的感觉，仿佛从未离家远行。我的身体棒极了。”亲戚们、朋友们，一些怀着好奇心的陌生人，纷纷来他家问候，致意，听他讲西伯利亚的见闻，听他讲萨哈林苦役犯的苦难，他以给人们带回那些信息而兴奋不已。
这次旅行的确给了契诃夫新的活力，新的勇气，使他的思想意识获得了提高，使他创作的自我感觉更加良好。他对苏沃林说：“萨哈林的短暂往事，我觉得是那么伟大，当我想谈它时，不知道从哪儿开头，每一次我都觉得，我说的不是我需要说的。”“假如我坐在家里，我现在会是一个多么精神委顿的人！这次旅行之前，《克里泽奏鸣曲》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而现在我感到那是多么荒唐可笑。要么是这次旅行使我发育成熟了，要么是我发疯了。”他在给谢格洛夫的信中说：“我感到极其满足，既充实又陶醉，我现在任何什么也不再想，也不觉得有什么遗憾……我已经进过地狱，萨哈林就是这样的地狱；我已经上过天堂，锡兰就是这样的地方。”
契诃夫很想坐下来写《萨哈林岛》那本书，不失时机地揭露监狱当局的残酷行为和苦役犯的堕落以及妇女孩子们不能忍受的恶劣生活条件。但是刚回来时的健康状况、兴奋心情未能持续多久，又渐渐恶化了。他感到头痛难忍，不断咳嗽，浑身乏力，心跳过速，有时心跳会停止几秒钟。他的脾气也变得乖戾起来。他的朋友使他讨厌，不速之客更使他厌烦。对弟弟米舍尔穿上六品文官制服的得意劲儿和父母为这一可怜的晋升表现出的种种柔情，他再也看不惯。
他心里老惦记着萨哈林监狱那些可怜的孩子，为此他忍着病痛和疲乏去参加各种招待会、晚宴，为失去教育的孩子们制造舆论，募捐图书，寄往萨哈林。尽管支持者不多，但他还是收集到2000册，装箱寄给了太平洋苦难之岛的孩子们，也算了却了一桩心愿。
本来，契诃夫的萨哈林之行被他的崇拜者们看成是一大成功之举，了不起的功绩，但也招来了一些人的冷嘲热讽，甚至指责和诽谤：有的人说他才华“开始凋谢”，应列入未能充分发挥才能的那类作家中去，还有不怀好意者污蔑他是“苏沃林花钱供养的女人”。这样一些流言蜚语，契诃夫表面上不以为然，但他内心仍不能不感到痛苦。为了使契诃夫长途旅行过度耗损的身体得到恢复，消除他新的烦恼，苏沃林提议由他出资跟契诃夫一起去欧洲作一次观光旅游。半个月时间的海外游览，维也纳、威尼斯、博洛尼亚、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热那亚、尼斯、巴黎，在他面前一闪而过。
意大利是那样使他入迷，就像当年迷住果戈理一样。
西欧各国的生活水平，比那时俄罗斯先进的一切，他都以一个爱国者的痛苦心情，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写在日记上。
在巴黎参观绘画展览之后，他怀着对俄罗斯艺术自豪的心情写道：“俄罗斯艺术家的水平远远高于法国艺术家……与我昨天遇见的本地风景画家相比，列维坦算得上风景画之王。”
资产阶级极端厚颜无耻使他受到侮辱，他觉得蒙特卡罗（法国一个赌场所在地）是资产阶级庸俗生活汇聚之地，类似世界“豪华厕所”。空气中有一种使人感到有辱斯文的气味，使得大自然的美景，海的喧啸声、月亮的光辉，全都变得庸俗了。
契诃夫怀着在欧洲旅游观光的复杂感受，于1891年5月2日回到了祖国，回到了莫斯科，回到了亲人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