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就在袁世凯登基之前，10月底，日本大使就向他提出劝告，认为当时国际局势已经十分紧张，假如此时中国变更国体，有可能再次陷入危险的境地。实际上，日本大使的这次劝告是和英国、俄国大使一起来的。这表明i至少这三个国家对于袁世凯的称帝并不表示支持。
不仅如此，在国内，国民党的骨干虽然在“二次革命”后大多逃到了日本，但是在听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之后，孙中山等人发起了十多次讨袁会议。
一时间，形势似乎对袁世凯十分不利。于是，就在袁世凯接受百官朝贺的那天下午，他就发布了第一个皇帝令，表示坚决镇压反对帝制的人。然而，袁世凯的凶狠态度又怎会使那些意志坚定的反对帝制者屈服呢?很快，神州大地上就掀起了一股猛烈反击袁世凯称帝的浪潮，而给了袁世凯最大打击的就是梁启超和蔡锷。
我们知道，梁启超跟袁世凯的关系十分复杂，两人既是敌人又是朋友。但是，无论如何，梁启超都是无法接受袁世凯称帝的。
因此，在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那段时间里，梁启超写作了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大力抨击袁世凯的帝制。
对于这篇文章，袁世凯自然十分害怕。据说，他曾经想要通过出价二十万元，让梁启超不要发表这篇文章。由此可见，梁启超这篇文章的威力是十分巨大的。但是，梁启超又怎么能接受这笔钱呢?毕竟，这篇文章所代表的是梁启超自己的政治立场。收下了袁世凯的钱，就等于是放弃了政治立场。对于一个政治家和思想家来说，这无疑是自毁名节。
实际上，早在袁世凯送这笔钱之前，他就对梁启超极力地拉拢和收买。袁世凯不仅支持梁启超等人成立进步党，让进步党组织了一届内阁，而且还经常向梁启超请教各种政治问题，显得十分尊敬这位读书人，但是这些都是假象。在袁世凯心目中，梁启超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的确，梁启超既是思想家，也是政治家，但是他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实力。梁启超擅长的，更多是写写具有影响力的政论文章而已。
不过，这一次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确实刺中了袁世凯的要害，以至于袁世凯不得不开出天价，想要买下这篇文章。由此可见，梁启超反对帝制还是对袁世凯有所触动的，可是不管梁启超怎么能写，都还是无法撼动袁世凯的中华帝国。在那样的一个乱世，真正的实力必须是枪杆子和金钱。因此，蔡锷的“护国运动”才具有了更加实在的效果。
在名分上，蔡锷是梁启超的弟子。蔡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自幼聪明好学，十三岁就考中了秀才。十五岁时，由湖南学政徐仁铸推荐，以优异成绩考进了湖南时务学堂。
大家知道，湖南时务学堂是由维新派领袖谭嗣同创立的，可以说是湖南维新派的大本营。也就在这里，梁启超成为了蔡锷的中文老师。
据说，当年蔡锷在时务学堂，虽然年纪最小，但是“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气蓬勃，同学皆敬慕之”，因而十分受梁启超的赏识，师生两人从此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后来，梁启超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只得逃命到日本。而蔡锷则在梁启超的邀请下也到了日本，进入梁启超担任校长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继续学习。正是在这个学校里面，蔡锷涉猎了很多西方启蒙思想时代的著作。从那时起，年轻的蔡锷心中就装满了自由、民主、天赋人权的思想。
蔡锷成为军人，开始于1900年。当时，保皇党的唐才常组织了一支“自立军”，准备辅助光绪。蔡锷十分尊重唐才常，于是便和几名同学一起回国，帮助唐才常。谁知，由于保密工作没做好，唐才常的起义失败了。
无奈之下，蔡锷也只好再次来到日本，进入了成城学校学习军事，从此走上了职业军人的道路。
1903年，蔡锷顺利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经过一年多的学习，蔡锷感觉是时候回国了。于是，他于1904年提前毕业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和广西等省的武备学堂任教，曾经担任过广西陆军小学的总办、新军标统和协统。
19儿年春，蔡锷在云贵总督李经羲的邀请下，来到了云南，帮助李经羲组织、训练新军。由于他熟悉西方近代军事管理知识，训练新军卓有成效，因此到了那年的六月，便被任命为云南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的协统。
也是在这里，、蔡锷结识了不少同盟会的会员，并且十分理解和支持同盟会的革命理想。很快，武昌起义爆发了，蔡锷积极响应革命号召，于10月30日宣布起义。
第二天中午，蔡锷率军杀死十九镇统制锺麟同，云南省宣布独立，蔡锷则被公举为云南省的都督。当时，蔡锷还只是一个二十九岁的青年将领。
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蔡锷虽然理解和支持同盟会的革命，并且亲身参加了革命，但是在政治思想上他确实一个不折不扣的立宪派。这一点也并不奇怪。在那样一个乱哄哄的年代，一个人思想和行为的差异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因此，尽管蔡锷自己在云南宣布了独立，可是当贵州省宣布独立的时候，他却帮助了贵州的立宪派，派部下唐继尧带兵血洗贵阳，把当地的革命党人杀得几乎一个不留。
紧接着，唐继尧还被他任命为贵州省的都督，这一方面确实扩大了云南军队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也确实不利于革命党人的进一步发展。
最有意思的是，由于政治思想上的巨大差异，蔡锷在“二次革命”时把孙中山和黄兴看作乱党。因此，他表面上宣布西南各省中立，实际上则十分支持袁世凯，认为就应该对革命党人采取镇压。
这一点，最好地反映在了蔡锷当时对袁世凯的政治态度上。据说，国民党曾派谭心休到云南去劝说蔡锷反袁。谁知，谭心休却碰了一鼻子灰。谭心休回忆道：
“刚到昆明，还未落座，松坡就抢先对我说： ‘民国成立不久，国基还没稳固，听说克强(也就是黄兴)又要闹场火了，你劝他放安静些，不要自 取灭亡。’
我气愤地说： ‘人家正在残杀我们的同志，要消灭我们，如果再不讨伐 他，将来袁世凯定会做皇帝。
松坡冷笑着说： ‘他敢吗?如果袁世凯真要做皇帝，那我在西南也将做 起皇帝来。’
我见他说话更不对头，便懒得和他争辩了。
后来他告诉我，他已和广西的陆荣廷、四川的胡景伊、贵州的唐继尧结 成了一个西南同盟，行动一致。最好劝克强息事宁人，保全实力，如果盲目 地去干，定会失败。他只好和西南各省共守中立态度，以保存一部分的革命 实力。”
从这段对话看得出来，蔡锷在“二次革命”的时候，虽然不愿意支持孙 中山和黄兴等人的反袁行动，但是对于袁世凯要称帝，他同样是坚决抵制 的。这样，就为后来的“护国运动”做了一个思想上的铺垫。
在“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为了进一步集中权力，意图掌控全国的军 政大权，便实行所谓的废督和军民分治，也就是把地方大员手中的权力全部 收归中央。
这个政策，对于蔡锷也不例外。蔡锷很快就收到了袁世凯发来的调令， 让他到北京去任职。有趣的是，按理说来蔡锷应该会反对袁世凯此举，可是 由于蔡锷自己十分赞同国家的统一，因此他这次反倒十分配合袁世凯。
到了北京之后，蔡锷与袁世凯频繁接触，关系十分友好。这段时间，蔡 锷担任了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全国经界局督办 等要职。
看得出来，这时候的蔡锷对袁世凯还是比较放心的。在他看来，袁世凯 确实是一个治国能人，只要他一心为国家统一和发展努力作贡献，那么蔡锷 就算是丢了军政大权也无所谓。然而，随着袁世凯称帝野心的日渐暴露，尤其是与日本人签订了《二十一条》，蔡锷对袁世凯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在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蔡锷来到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做了一次很长的谈话。梁启超后来回忆道：
“云南首义之中心人物蔡锷将军，当时正在京师。
蔡君十三岁时即从余就学，当民国二年辞去云南都督之职，即来京与余 日夕过从。当筹安会发生的次日，蔡君即访余于天津，共商大计。
我说： ‘我的责任在言论，所以我必须立即作文章，堂堂正正地来反对他们；你则是军界大有实力的人物，应该深自韬晦，不要引起他的猜忌，才可以密图匡复。’
蔡君赞成我的话，所以在京与他(也就是袁世凯)虚与了委蛇两个月，使袁不再猜忌他。一面密电云贵两省军界，共商大义，又召戴戡(进步党领导人之一)来京面商……
戴君以去年十月到京，于是与蔡君定策于我在天津的寓所。后来的种种 军事计划，全都是当时数次会谈的结果呢。
当时决议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过一个月后响应，广西 则过两个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拿下四川，以广西之力拿下广东，约 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这就是我与戴、蔡两君在津所作的策 划了。”
由此可见，蔡锷的这次天津之行，根本就是要和梁启超商议，如何反对袁世凯称帝了。他们商定，一旦袁世凯称帝，就立即宣布云南独立，然后是贵州、广西，．接着是四川、广东、湖北，最终挥军北上中原。
现在我们读这段话，依旧感觉得到里面浓烈的火药味。的确，这次商议之后不久，蔡锷就开始行动了。
不过，为了稳住袁世凯，蔡锷依旧留在了北京，在袁世凯面前“韬光隐晦”，表面上看起来十分支持袁世凯的称帝行为，他甚至还故意装出一副沉迷于酒色的模样，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袁世凯对他放心。但是实际上，蔡锷几乎每周都会去一趟天津，面见梁启超，互通消息的同时商议具体的行动计划。
到了11月，袁世凯的称帝准备达到了高潮。蔡锷认为，是时候行动了。于是，11日他借口去天津养病，来到梁启超家里，一番乔装打扮之后，从天津港乘船来到了日本，然后再经神户南下香港，在那里他会合了戴戡，最后经越南河内回到了云南。
而梁启超这边也于12月16日以赴美治病为名离开了天津，来到上海，并与进步党另一领导人汤化龙会商，最终落实了进步党反对帝制的意图和具体方案。
从这个路线图看得出来，蔡锷和梁启超的计划是十分隐秘和周详的，几乎每一步都走得十分稳妥。
12月19日，蔡锷回到云南后，紧锣密鼓地筹备起起义事项来。蔡锷、戴戡和唐继尧一起，连日举行军事会议，周密地进行布置。
不过，蔡锷和梁启超的相继消失，已经被袁世凯察觉。更为可怕的是，袁世凯此时也知悉蔡锷和梁启超有反对帝制的密谋。
万幸的是，这一次袁世凯确实是过于掉以轻心了。在他看来，梁启超是一个文人，蔡锷手中又没有兵权，这两个人在一起，搞不出什么大事来，顶多是一起发发牢骚罢了。
因此，袁世凯基本上没有去理会这件事情，而是放心大胆地筹备登基大典的事情，劲头十足地继续为称帝做准备。确实也是，当时那么多称帝的事情缠着袁世凯，对于这些还只是密谋的事情，他一时之间还真顾不过来。
也就在蔡锷安全到达昆明两天之后，袁世凯大封爵位，授予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等心腹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 位。此时的袁世凯，正陶醉在当皇帝的快感之中呢!
然而，袁世凯没有想到，蔡锷和梁启超很快就发动了反对他的运动。22 日，梁启超在南京致电蔡锷，让他立即起义。23日，蔡锷等人来到昆明的五 华山，歃血为盟，表示拥护共和，反对帝制。
23日，唐继尧等人向袁世凯发出了一份由梁启超起草的函电，要求他立 即取消帝制，并诛杀杨度等七人，以谢天下，在电报的末尾，唐继尧还限定 袁世凯必须于25日上午10时之前答复。
25日，由于还没有收到袁世凯的回电，蔡锷等人通电全国，宣告云南独 立，号召各省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26日，蔡锷、李烈钧和唐继尧分别就 任护国军第一、第二和第三军的总司令。按照事前议定的计划，27日，由唐 继尧坐镇云南，蔡锷和李烈钧则率军出师四川、广西。由此，著名的“护国 运动”爆发了。
袁世凯得知消息后，以皇帝的名义将唐继尧和蔡锷等人免职，命令云南 周边各省严筹防剿。接着，他还派出张敬尧的陆军第七师入川对抗蔡锷。同 时，命令曹锟统率北洋军，进攻云南军队。
或许，在袁世凯心中，这一次反抗自己的运动顶多也只是另一个“二次 革命”。他完全有信心和能力成功地剿灭反叛，但是他没有明白，形势已经 大不如前了。
“二次革命”的时候，无论是政界还是舆论界，几乎都站在了袁世凯所 代表的中央这一边。但是自从袁世凯称帝之后，人心向背已经掉了个头，几 乎所有人，包括袁世凯的亲信，比如冯国璋等人都站在了反对他的立场上。
事实上；袁世凯最终的失败，一方面固然有蔡锷等人的功劳，另一方面 也离不开冯国璋等人所发布的“五将军密电”。而这封密电的内容，就是号 召北洋军起来推翻袁世凯的帝制。由此可见，袁世凯的帝制自为已经让他失 信于天下，等待他的将会是很快的灭亡了。
在全国舆论的一片谴责下，在政敌乃至亲信的口诛笔伐下，袁世凯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袁世凯在这份申令中，还在极力为自己辩解，说“以筹备为词，藉塞众望，并未实行。”可是，他的这番解释，现在又有谁会相信了呢?
“皇帝”袁世凯下台了，他的美梦没有做多久，只有短短的83天。下台之后的袁世凯，身体状况越来越坏，5月17日他出现了腰痛和枕骨痛的症状，不思饮食，也无法安眠。
到了6月5日，袁世凯一度出现了休克昏迷的状态。6月6日，袁世凯病逝于北京，那年他五十八岁。
袁世凯的一生，可以说是英雄的一生。不过，就算是英雄，他也确实没有走好最后的人生道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袁世凯生前身后，都招来了许多骂名。
不过，我们依然会说，袁世凯是一个活得十分真实的晚清枭雄。他的功与过都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任由后人评说。假如我们现在就要来评述他的一生，我想最好的评语应该就是：少壮爱国，壮年治世，晚年误国。这并不是什么盖棺论定，更多的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