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现象十分奇怪，那就是据我们所知，马克思从来没有把明显是他的思想的主要枢纽之一的社会阶级理论有系统地写出来。这可能是因为他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阶级概念看问题的，以至于他不觉得有必要写出其确切的定义和说明，因而把这一工作拖得太晚，来不及写了。同样也有可能的是，其中有些问题在他的思想中还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由于他对现象的概念解释坚持纯粹经济的和过分简化的思想，所以给自己制造了很多困难，这就阻碍了他走向完成一条完备的阶级理论的道路。他自己和他的信徒都把这一发育不全的理论应用到具体的典型事例上去，其中他自己的《法兰西的阶级斗争》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我们以后会提到的社会主义者的帝国主义理论。鲍尔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来解释居住在奥匈帝国的各种族之间的敌对关系（《民族问题》，1905年），这一有趣的尝试也值得提一提，虽然分析者的技巧只有助于表明这一分析工具的缺点。——原注。但除此之外，他在这一理论方面没有取得真正的发展。他的主要伙伴恩格斯的理论是属于分工类型的，而且他对于分工的含义也并没有运用马克思的观点。除此之外，我们只有一些间接的和片断式的说明——其中有些是有力量的和杰出的——散见于这位大师的所有著作中，特别是在《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里。
由于把这些片段拼合在一起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不能在这里尝试，但基本思想特别清楚。划分阶级的原则在于占有生产手段的所有权，如厂房、机器、原料及列入工人预算的消费品，或被排斥在这些所有权之外。这样，我们基本上有占有所有权的资本家和一无所有被迫出卖劳动的劳动阶级或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而且也只有两个阶级。当然不能否定存在两者之间的中间集团，如由存在雇佣劳动但也参加体力工作的农民或手工业者组成的集团，由职员和自由职业者组成的集团。但是由于它们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趋向消失，所以它们被当做不正常的集团。资本家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基本阶级，由于它们所处地位的必然性和完全独立于个人的任何意志，所以在本质上是彼此对抗的。虽然每个阶级内部的分裂和阶级内各小集团之间产生的冲突甚至可能具有决定性的历史重要性，但在最后的分析中，这样的分裂和冲突是偶然的。唯一不带偶然性的冲突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结构中所固有的对抗与建立在生产手段的私人控制上的冲突，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的真正性质上的冲突——阶级斗争。
根据我们现在了解到的，马克思试图向我们说明在阶级斗争中，资本家如何彼此互相摧毁，最后也将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他也试图说明资本所有权将如何导致资本进一步积累。但这一论证的切入点及把所有权问题看做社会阶级基本特征的这个定义本身，只能有助于提高“资本原始积累”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能有助于提高“资本家一开始时如何成为资本家”这一问题，或“他们如何取得（按照马克思学说所阐述的）为开始剥削所必需的物资储备”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说得极不明确参阅《资本论》第1卷第26章（中译本第24章——译者）中的《原始积累的秘密》一节。——原注。根据“资产阶级童话说”，过去已经有人，并且现在每天也有人正在通过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工作和储蓄的机会而成为资本家。马克思对这一说法嗤之以鼻。而这种做法是无可厚非的，因为用哄笑的态度来摆脱不适宜的真理，毫无疑问是最好的方法，只要看看那些政客就知道，他们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都擅用此方法。但事实是，只要不是别具偏见的人，在观察历史上和当代的事实之后，都能看到这一“童话说”虽然远没有说出全部真理，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真理的某些侧面。出类拔萃的智慧和能力是推动产业成功的原因，特别是在创立产业定位方面，那些成功的案例十分之九是出自卓越的才能。而且在资本主义的初期阶段和任何个人试图创立自己的产业初期，储蓄在过去和现在都是这个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虽然不完全像古典经济学所解释的那样。诚然，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人不会用由节省工资或薪水所积累的资金来建设工厂，从而获得资本家的头衔（产业雇主）。大部分资本积累来自利润，因此必须先有利润才能有积累——实际上这是把储蓄和积累区分开的真正途径。创办企业所需的资金一般是借用的别人的储蓄——社会上存在许许多多小额储蓄，这是容易解释的——或是靠借用银行为供将来可能成为企业家的人使用而设立的存款。即便如此，后者照例是由储蓄而得的：他的储蓄的作用是使他不必因为每日衣食无着落而不得不从事苦力工作；使他得到充裕的时间，以便考察环境，扩展计划和寻求合作。因此，如果仅从单纯的经济理论问题方面考虑，当马克思否认储蓄具有古典著者所说的作用时，他是有道理的，虽然他的措辞有些过分，但他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不成立的。因此，不管古典理论是否正确，他这种嗤之以鼻的态度不见得是公平的我不停下来去强调，但我要提一提，古典理论并不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错误。就最严格的字义讲，“储蓄”曾经是“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方法，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而且，还有另一种虽然和它不完全一样，但却是和它类似的方法。在17世纪和18世纪时，许多工厂只需要使用人的双手劳动就能搭起棚屋，并且只需要最简单的设备就能使它开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资本家的体力劳动加上很小的储蓄资金就是所需要的一切——当然也需要头脑。——原注。
但是他的这种态度也的确起到了作用，它帮助马克思为另一种原始积累理论扫清了道路。但是这一理论也许不会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明确。暴力，掠夺——镇压人民大众助长了掠夺，掠夺的结果又推动了镇压——这一观念当然是顺理成章的，并且和一切类型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观念是相吻合的——现今这个时代甚至比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更符合这一规律。但显然它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因为问题是要说明有些人如何取得镇压和掠夺的权力。通俗的作品是不会为这一问题而烦恼的。我不应该想到要向约翰·里德的作品提出这一问题，因为我是在和马克思打交道。
马克思的一切主要理论的历史性至少提供了近似于解决方法的解释。对他来说，资本主义由封建社会状态成长起来不仅仅是现实中所发生的事件，而且存在其内在的逻辑必然性。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同样也产生了探究社会阶层的形成原因及形成机制的问题。但马克思实质上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观点，认为封建主义是一种暴力统治除了马克思之外，许多社会主义作家，对于暴力因素和用以行使暴力的物质手段的控制在说明问题方面的价值，表现了毫无批判的信任。例如，拉萨尔在说明政府权力时，除了枪炮以外没有提出其他东西。我真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会看不到这种社会学的弱点，看不到只有权力才能控制枪炮（和愿意使用枪炮的人们）呢？这比说控制了枪炮就能产生权力，更切合实际得多。——原注，在这种统治下，镇压和剥削人民大众已是既成事实。这样，最初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状况而设计、提出的阶级理论被引申到它的“前辈”封建社会了——就像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很多概念一样这是马克思学说和罗贝尔图学说的相似点之一。——原注。一些最棘手的问题被隐藏在封建的混合物里，在分析资本主义时，它们却已经以确定的状态作为论据重新出现。资本主义剥削者简单地代替了封建剥削者，这一推论在假定封建主实际转化为实业家的情况下是成立的，而且只此一点就可以解释前述问题中未解决的部分。历史事实对这一看法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许多封建主实际上在后来建立并管理着工厂，并且常常由他们的封建地租提供资金支持，由务农人口（不一定全部是他们的农奴，但相当一部分是）提供劳力桑巴特在他的《现代资本主义》第一版中想尽量运用这种例证，但正如桑巴特自己最终所承认的那样，把原始积累完全建筑在地租积累之上这一企图，是毫无希望的。——原注，最突出的是在德国。在一切其他情况下，可以用来弥补漏洞的资料显然就比较贫乏了。能够表明这种情况的唯一比较坦白的解释是，根据马克思观点不可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这里的“满意的结论”指的是那些借助于非马克思的因素推论出的非马克思的结论在不侵犯知识分子的民间传说的范围内，即便我们最大限度地承认掠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种说法也是属实的。在许多时代和许多地方，掠夺实际上参与了商业资本的建成。腓尼基人和英国人的财富都是大家熟悉的例子。但即使在那种情况下，马克思的说明仍然是不恰当的，因为最后来说，成功的掠夺必然基于掠夺者的个人优越才能。可是承认这一点，就有了另一个极不同的社会阶层形成理论。——原注。
但是这就在这一理论的历史和逻辑的根源上削弱了这一理论的强度。由于大多数原始积累的方法也能够解释之后的原始积累（原始积累好像在整个资本主义时代都一直持续着），所以我们不可能说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只有在解释遥远的过去社会发展过程时是行不通的，而在其他时期都是正确的。但是对于一个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都不能从任何一方接近它所要解释的现象的中心，因而根本不必受到重视的理论来说，如果我们抓住它的缺点不放，那就显得有些多余了。能够最好地说明这一点的例子应该主要在以中等类型、所有者直接经营的企业占优势为其特征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里寻找。超过这一类型的范围以外，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阶级地位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于相应的经济地位，但它常常是经济地位的原因而不是经济地位的结果。经营上的业绩显然并非在任何地方都是通向社会显要地位的唯一途径，只有在生产手段的所有权偶然能够决定一个集团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的条件下，这种情况才会发生，但是即使当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时，如果我们把所有权看做划分界限的标准，那也是欠妥当的，其不合理程度就像把一个偶然装有一支枪的人界定为士兵一样。把一些人（包括他们的后代）永远看做资本家，把另一些人（包括他们的后代）永远看做无产者，且加以严格的划分，不仅是完全不切实际的，而且忽视了社会阶级的特点——总会有个别家族跨入上等阶层的行列，同时也有的人从这一行列退出。我所提到的事实都是明显的和无可争议的。如果它们不能表现在马克思的画面上，那只是因为它们的含义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但是这一理论并不是多余的，考虑到它在整个马克思的体系中所担负的使命，以及它在整体分析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即不同于它作为煽动者的言论工具的其他用途。
一方面，我们必须记住，马克思不会把社会阶级理论和经济史观看做两个独立的学说，这是与我们这些普通读者所不同的地方。马克思认为社会阶级理论以一种特殊方式补充经济史观，从而限定了，也更确定了生产方式或生产条件的表现形式。这一切决定着社会结构，并通过社会结构决定着社会文化的表现形式，以及整个文化的和政治的历史动向。但是在一切非社会主义时代，社会结构是由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规定的。社会阶级是社会这一舞台上真正的灵魂人物，它同时也是通过阶级这一武器来影响一切其他事物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逻辑的直接产物。这说明了为什么马克思不得不把他的阶级说成纯粹的经济现象，甚至是狭义的经济现象：这样他就可以使自己的理论不必从更深层次去解释阶级，但在他的分析图式里，由于他给阶级以这样一个定位，所以他也就无可选择了。
另一方面，马克思想用给阶级划分下定义的相同方法给资本主义下定义。稍微思考一下，读者就会相信，这不是一件必需的或非做不可的事情。事实上，这种做法是其分析战略中一个大胆的尝试，即它把阶级现象的命运和资本主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使得实质上不受社会阶级存在与否影响的社会主义，根据他给出的定义，成为除了原始社会以外唯一可能的一种没有阶级的社会。这种巧妙的同语反复的说法，只有在马克思所选择的为资本主义和阶级划分所下的定义（根据生产手段私有制所下的定义）中才能使其结果得到可靠的保证，除此以外，任何其他定义都无法获得同样的收效。如此说来，社会就只存在两个阶级，即所有者和无产者，因此对于一切其他划分原则，即使是更为说得通的，也不得不加以忽视或低估，或是划归于马克思的定义下。
从上述分析来看，马克思对两个阶级之间分界线的绝对性和重要性的夸大，只有在与其对两个阶级之间敌对关系的夸大相对比时才稍显逊色。对于任何没有因深受马克思思想浸染而心存偏见的人来说，两个阶级的关系在通常情况下显然主要表现为互相合作的关系，其余任何相反的结论都缺乏有力的论据，多半只能依赖一些病态的事例作为证明。在社会生活里，除了某些极端情况外，敌对与和谐是普遍存在的，两者实际上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相伴而生的。但我几乎倾向于说，古老的“和谐说”，虽然也充满了强词夺理的说法，但其中的绝对理论要逊色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鸿沟是绝对无法逾越的。但是再一次重申，马克思在这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不是因为他迫于革命需要而要得出既定的理论（他可以从几十种其他可能方式中同样圆满地得到这些结论），而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理论分析的需要。如果阶级斗争既是历史的主题，也是带来社会主义曙光的手段，那么在他的只存在两个社会阶级的理论假定下，这两个阶级就必然是敌对的，不然他的社会动力论就将毫无说服力可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