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理论首先适用于马克思的哲学，我们倒不如干脆不加以评论。由于他在德国成长、接受教育，为人又善于思考，所以他的哲学基础很巩固，他对哲学的兴趣也很浓厚。德国式的纯粹哲学是他的出发点，也是他青年时代的爱好。有一个时期，他把这看成他真正从事的职业。他曾经是新黑格尔派哲学家。这大致是说，他和他的同盟者一方面接受了他们的创始人的基本态度和方法，另一方面又摒除了黑格尔派的其他信徒们对于黑格尔哲学所做的保守解释，而代之以极其相反的解释。这一背景在他的作品中一有机会就会表现出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德国和俄国读者，由于思想倾向和训练基本相仿，都主要抓住这一因素并把它作为理解马克思体系的钥匙。
我相信这指把马克思称为新黑格尔学派。——译者注是一个错误，并且对于马克思的科学能力是一种不公正的看法。马克思一生都保持着他的早期爱好，他欣喜于自己的论证和黑格尔的论证之间可能找到的某种形式上的类似，他喜欢证实他的黑格尔主义和使用黑格尔派词汇，但仅止于此而已。他从没有在任何地方背叛实证科学而依附于形而上学。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的序言里，他自己也这样说过。如果我们分析他的论证，就可以证明他在序言里所说为实，不是自欺欺人的。他所有的论证都以社会事实为根据，他的主张的真正来源都不涉及哲学领域。诚然，那些从哲学角度出发的注释者或评论者们是办不到这一点的，因为对于有关的社会科学他们了解得还不够多。此外，哲学体系建立者有一种心理倾向是只愿意接受来自哲学原理的解说，而不喜欢接受任何其他解说。因此，他们把经济学的实践经验看做哲学在有关事实问题中的展现，从而把讨论引向错误的方向，这样做既误导了他们的盟友也误导了对立阵营。
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借助广泛掌握历史的和当代的资料这样一种武器来完成他的使命。然而，他所掌握的当代的资料总是有点过时，因为他是一个彻底的书呆子，所以他所得到的第一手资料（完全不同于他所习惯的报纸的资料来源）总是有点滞后。然而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即他也许经常会忽视一些专论文章，但他从不忽略同时代那些具有普遍重要性的文章。我们当然不能用颂扬他在经济领域的建树的词语去评论其在社会领域的成就，事实上，他在社会领域的知识架构还称不上像在经济领域里那样“无所不通晓”。但也不能因此否定他在社会领域中的贡献，他仍然可以既从“大处着眼”，又从“小处着手”来阐述他对于社会现象的理解。而且他的大多数理论都被认为达到了不在同时代其他社会学家之下的水平。他在引用这些资料时，都是透过杂乱不规则的表面现象深入其中洞察历史事件的伟大的必然趋势的。在这方面他不单有热情，也不单是对某事件进行分析的冲动，而是两者兼而有之。他为了将自己的社会理论系统化所做出的努力的成果，即所谓的经济史观首先发表于对普德东的《贫困的哲学》的严厉的抨击著作中，名为《哲学的贫困》，1847年。经过改写之后又囊括于《共产党宣言》里，1848年。——原注，毫无疑问到今天仍是社会学上一项最伟大的个人成就。在这个成就面前，再去追究这一成就是否为马克思的原创，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德国和法国先辈之类的问题，就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了。
经济史观并不表达人们都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全部地或主要地为经济动机所驱使这个主题。与此相反，它的主要组成部分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关于非经济动机的作用和结构的说明，以及关于社会现实怎样反映于个人精神方面的分析。马克思并没有认为宗教、形而上学、各派艺术、伦理观念和政治主张是由经济动机所催生的，但也并不否定它们与经济动机之间的关联性。他只想揭露形成它们，同时也能说明其兴衰的经济条件。马克斯·韦伯这里指的是韦伯关于宗教的社会学研究，特别是重新发表于他的文集中的名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原注的全部资料和论证完全适合于马克思的体系。社会集团和阶级，以及这些集团或阶级如何解释其本身的存在、地位和行为的方式，无疑是最使马克思感兴趣的。然而令他大为光火的是，有些历史学家根据社会集团和阶级的表面价值而形成他们的态度和概念（意识形态或如帕累托所说的派生物），并想用社会现实去解释社会现实。但是如果观念或价值对马克思来说不是社会进程的主要推动因素，那它们也不能被看做轻易就消逝的一股青烟。如果使用类比的话，它们在社会机器中是起着传动带的作用的。战后这些理论所取得的最有趣的发展是知识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Knowledge）德文字是Wissenssoziologie。可以提出的最著名的人物是马克斯·舍契尔和卡尔·曼海姆。后者在《社会学词典》（德文版）中关于这一题目所写的论文可作为入门读物。——原注，它是能提供解释这一问题的最好例证。虽然我们在这里无法过多涉及它，但提到它是必要的，因为马克思在这方面始终被误解了。甚至连他的朋友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的演说中，也认为这一理论意味着个人和集团主要受经济动机的支配，这种看法在一些重要领域是错误的，在剩余的领域中也浅薄得可怜。
既然说到此，我们还可以顺便给马克思辩护一下，以免使他遭受另一种误解，即经济史观常常被称为唯物史观。马克思自己也这样称呼它。这一术语的使用使它在某些人中间更享有盛名的同时，也使它在另一些人中间变得更不受欢迎。但这一结果是毫无意义的。马克思的哲学并不比黑格尔的哲学更具有唯物主义特征，如果将他的历史观与其他经验科学相比，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有一点应该被澄清，那就是这正像世界上的任何物质现象一样，它们在逻辑上是与任何形而上学的或宗教的信仰不相矛盾的。中世纪的神学本身也提供了一些方法，可用以建立这种相容性我遇到过几个天主教激进派，其中有一个是牧师，他们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就持有这种看法，而且实际上他们自己宣称，除了关于他们的宗教信仰问题外，在各方面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原注。
经济史观所实际说明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两个命题：（1）生产方式或生产条件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决定因素，而人类的态度、行为和文明又是社会结构所孕育出来的。马克思用“手推磨”产生封建社会，“蒸汽机”产生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名言来表达他的观点。这种说法过分强调了技术因素，甚至于到了应该给以预警的程度，但如果能理解单纯的技术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么说也是可以接受的。如果通俗化一些，并且知道以下说法会使我们流失很多理论本来的含义，那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我们每天的工作形成我们的思想，我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决定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或我们看到的事物的方面——或我们各自能支配的社会活动范围。（2）各种生产方式本身都有其内在的必然趋势，那就是说，它们是随着其本身的内在需要而变动的，从而只通过本身的作用就能产生后继的生产方式。用同一马克思的例证来说明这一点：以“手推磨”为特征的制度产生一种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即手推磨的机械生产方式逐渐被社会接受并成为实际需求，从而使得个人或集团都没有力量改变这种趋势。蒸汽机的兴起及其运用又产生了新的社会机能和社会地位，新的集团和他们的新观点，它们于是就保持这样的发展并互相影响，直到现有的结构不具有足够的能力容纳它们为止。于是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推进器，它首先推动经济变迁，并由于经济变迁进而推动其他一切社会变迁。这一推进器仿佛一个永动机，并不需要任何外来的动力。
毋庸置疑，这两个命题都包含大量真理，也是极宝贵的假定，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以后几个地方都可以看到。目前大多数的反对意见都完全失败了，例如，所有那些从伦理或宗教因素角度考虑的反对意见，或伯恩施坦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民主社会主义代表人物，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者。——译者注早已提出的那种轻松而简单地认为“人有脑子”，因而能够随意行动的反对意见，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进行了以上阐述之后，几乎不需要再细说这些论证的弱点了。人们当然可以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而不是直接由周围环境的客观事实所强迫使然。但他们是根据一些特定的立场、观点和倾向来进行选择的，这些立场、观点和倾向当然并不会自成体系，而是由客观的形势所造成的。
不过，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经济史观是否只是一个可以信手拈来的近似法，是否人们总是认为它在一些方面发挥好的作用时，在另一方面就会产生不太令人满意的反作用。这里一开始就出现一个明显的约束条件。社会结构、类型和态度就像是一些尚未被熔化的铸币，它们一旦铸成之后就能持续下去，甚至可能保持几个世纪。由于不同的社会结构和形式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生存能力，于是我们总是可以看到实际生活中的集团和民族的行为，与我们根据生产过程的主要方式试图做的推断所预期的结果，或多或少有些距离。虽然这是一种很普通的情况，但是当一种高度耐久的社会结构整个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时，是可以看得最为清楚的时候。诺曼人征服西西里时所处的社会情况正好能说明我的意思。马克思并没有忽视这些事实，但是他也没有认识到它们的一切引申含义。
与此相关的一个案例具有更不吉利的意味。回想一下6世纪和7世纪在法兰克王国中地主和佃户之间封建关系的出现。这无疑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它塑造了延续很多世纪的社会结构，同时也影响了生产条件，包括需求和技术在内。但对其最简单的解释，要从先前由那些绝对征服了某些新的领土之后成为封建地主的家族或个人所担任的军事领导职能中去寻找（征服以后他们仍然保有这种职能）。这一理论并不完美地符合马克思的主导思想，并且很容易被误解而将结论引向其他方向。毫无疑问，借助于一些辅助的假定也可以把这类性质的事实包括在总的理论之内。但当需要插入这样的假定时，往往就意味着一个理论开始走向终结。
在运用马克思方法解释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所引起的许多其他难题，可以由承认生产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作用而得到解决恩格斯曾在他的晚年直率地承认这一点，普列汉诺夫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原注。但是笼罩在基本真理的魔力周围的马克思主义，正恰恰决定于它所主张的单方面关系的严格性和单纯性。如果此中有疑问的话，经济史观将不得不沦为同时期其他比较庸俗的理论之列——成为许多局部真理中的一种——或让位于另一种能阐述出更多的基本真理的主张。但即便如此，它按成就的卓著程度而取得的排名，或它作为研究假定而具有的便捷性，都没有因此而受到损伤。
对于忠实的信徒来说，经济史观无疑就是打开一切人类历史的秘密宝库的总钥匙。如果我们有时面对经济史观得到天真幼稚的应用而感到忍俊不禁，此时我们应当谨记被它所取代的都有些什么观点。如果我们能够时刻铭记这一点，那么就连经济史观的跛足姐妹——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也变得更加通俗易懂了。
就像经济史观一样，我们首先必须承认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也是一个重要的、应被史册记载的贡献。一种奇怪的现象是经济学家在认识社会阶级现象方面是异常缓慢的。理所当然的，他们常常把那些互相作用产生了他们所研究的各种过程的人分成阶级。可是这些阶级不过是展现了某些共同特征的个人的集合体。因此，根据这一理论，有些人因为享有土地所有权而被划分为地主，有些人因为出卖其劳动服务而被划分为工人。但是社会阶级不是依附于分类学家的分类而产生的，它们是真实存在的生动实体。它们的存在必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结果，这些结果很容易因为我们将社会看做个人或家族单纯的、无定形的聚合而被我们忽略掉。究竟社会阶级现象对于纯粹经济理论的研究具有多大重要性，仍是一个相当有争论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它在很多涉及实践应用的方面和一般社会发展过程所涉及的一切更广泛的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我们可以粗略地说，社会阶级这一概念首次出现是在《共产党宣言》所包含的一段名言里，即“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当然，这把它的位置提到了最高的位置。但即使我们把语调降低到这种主张，即历史事件常常可以用阶级利益和阶级态度来解释，现存的阶级结构总是解释历史时的一项重要因素，那也还有很多其他的论据能够支持我们的观点，即这一概念此处指社会阶级。——译者注和经济史观本身几乎是同样有价值的。
很显然，我们自己做出的特殊阶级理论的正确性对由阶级斗争原理开辟的前进道路上的成功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对历史的描绘和我们对不同文化模式及社会变化机制的全部解释，将按照我们选择的理论的不同而不一样。例如选择种族的阶级理论，就如戈比诺一样把人类历史归结成种族斗争的历史，或者选择施莫勒或涂尔干式的劳动分工的阶级理论，把阶级对抗分解成职业集团利益之间的对抗。或许在分析中出现差异的范围会超出阶级的性质问题。不管我们对于阶级的性质采取什么态度和看法，只要我们对阶级利益读者将会看到，人们关于什么是阶级和什么使阶级存在的观点，并不能很好地决定这些阶级的利益是什么，以及每个阶级将怎样根据“它”——如它的领袖或它的群众——所认为或感到的属于它的利益而行动。无论是长期的或短期的，错误的或正确的，集团利益问题本身是很麻烦的，它和所研究的集团的性质完全没有关系。——原注的定义不同，或者只要对于阶级活动是如何表现并展开的这一问题的看法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解释。这一题目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偏见的“温床”，还没有达到它的科学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