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厂门，韩昌树的头，突然像大了许多。他下意识地转过身：深冬铅灰色的云层下，厂区荒寂如同坟场；烟囱孤独地立着，仿佛死气沉沉的墓碑，凄凉地在怀念昔日的辉煌；枯黄的藤蔓，沿围墙爬上锈迹斑斑的铁门，像凭吊的纸烬，在寒风中飘缠。就这么走了？21年了啊，一直都在这个厂！他心里蓦地一酸，冲动地想回去，再找车间主任大罗。他不能下岗，他热爱这家工厂。他的青春，他的生活，都与铸造厂紧密相连，犹如手的正反面，不可能分开。而且，他的脚有残疾，家庭也困难，80元下岗生活费，怎么活下去？但是，他的腿刚一挪动，又无力地停住。大罗无奈的神态，格外清楚地浮现出来：“厂里没订单，根本无法撑下去。听说，私人老板在谈兼并。我也只是留下来守摊子，不晓得哪天走人。”算啰，他也做不了主。韩昌树摇摇头，打算离去。
“老韩！”随着唤声，厂办公室黄茂生追上来，一脸懊丧地说：“我也下岗了。走，喝酒。”
“喝酒？才11点。”韩昌树茫然地望望天空。
“再下岗，也还喝得起小酒。”黄茂生自嘲地说。
韩昌树当了几年知青，1976年招进锦都铸造厂。黄茂生与他同天报到。平时，两人多少还能谈几句。
驷马桥旁一个小饭馆。黄茂生点了两个菜、一盘油炸花生米，要了半斤枸杞酒。开始，他们闷闷地很少说话。几杯酒下肚，黄茂生骂骂咧咧地发牢骚。韩昌树精瘦的脸上，同往常一样，满不在乎地笑着。
“一晃，二十来年了，说不要就不要了。还说国营企业好，我看，连个体户都不如。早晓得，前些年趁着年轻，出来做生意，说不定已经挣得钵满盆满。我们算是完了。小学没毕业，遇上“文革”；初中一读完，上山下乡；进厂后呢，从早忙到晚，啥好事都没我们的分。现在，老了，国家不要我们了，一脚就踢了。”
“算啰！好歹，你还当过厂办副主任，没本事爬上去，怪哪个？说到做生意，我不是那块料。我只想老老实实过日子。这些年，几千人的大厂都发不起工资，何况我们这个小企业。管它的，船到桥头自然直，懒得想那么多。”韩昌树劝慰道，津津有味地嚼着花生米。
“咋可能不想？”黄茂生诧异地盯着他：“上班混着，一月还有两百来元。现在变成80元，少了一长截。水费电费天然气费，米钱菜钱油盐钱，哪样不要现当当的票子？我说，你更该想不通。那年搬铸件，你的脚受伤了，至今走路都还有点儿踮。这是工伤！你该找头头理论，至少，要他们多给些生活费。”
“过去七八年了，今天翻旧账，鬼才理你。”韩昌树无所谓地笑笑，给黄茂生斟上酒：“不说这些，喝酒。今天你请客，改天算我的。”
“你是麻木了还是头脑简单？我们像穿旧的袜子，说扔就扔了，还不想？”黄茂生不满地嘀咕。
回家，已是下午两点过。房间同往常一样，简单而整洁：电视机罩着大红色罩套；深绿色油漆刷过的水泥地面，虽然有些斑驳，但被妻子拖得干干净净；房角，两个小口大肚的装泡酒的玻璃瓶，也排得整整齐齐。韩昌树总觉得，房间空荡荡的，像少了什么。“妈哟，今天遇到鬼了，眼睛花了！”他好笑地骂道，走进里间，拉开被子蒙头睡起来。睡一阵，紧裹着棉被，也像冷得打抖，他干脆起床。看见冰箱里还有白菜、萝卜、一小块肉，他索性做起饭来。平时下班，他都去街口麻将馆看人打牌，估计饭做好了才回来。
6点半左右，妻子徐丽华、儿子韩好先后回家。
变戏法一般，韩昌树端出热气腾腾的回锅肉、醋熘白菜和萝卜汤，还有一小碗加了红油和味精的泡青笋。
“三菜一汤，请！”他笑嘻嘻地说，去给自己倒泡酒。
“你今天……是不是厂里发奖金了？”徐丽华疑惑地问。
“打牌赢了？杠上花？”韩好惊喜地望着父亲。厂里没事时，韩昌树与同事常溜出去，打点小麻将，输赢几元钱。
韩昌树点燃香烟，故弄玄虚地抽了几口，然后把酒一口喝干。他笑嘻嘻地宣布：“我下岗了，每月80元。从今天起，我免费做家务。”
“咹——？”徐丽华一惊，胖胖的脸上，瞬间，表情由诧异变成失望，再变成欲哭无泪的伤心。
韩好刚上高中，知道下岗意味着什么。他难受地垂下眼睛，默默地扒饭。
气氛变得沉重，空气中仿佛充满隐隐的痛楚。
“我说你们，又没死人，做得那么紧张？”韩昌树的心就像被什么一蜇，疼痛地一收缩，但依然装得大大咧咧：“你们想，厂里的钱拿着，社保有人交，再找份工作挣钱，不是坏事变成好事？”
“哪有那么容易！”徐丽华忧虑地吁着气。她开始盘算，应该怎样紧缩开支。比如蔬菜，收市时去买，起码便宜三成；米也买差一些的；还有水，淘菜的水用来冲厕所；电也要尽量节约……她清楚自己丈夫：天塌下来，也当是灰尘，以为拍拍就没事了。
“累了几十年，休养两天再说。”韩昌树嘻嘻一笑，夹片回锅肉丢进嘴里。
两三天过去了，又是几天过去了，韩昌树一直失魂落魄，甚至自己都很难相信：他下岗了，从此，再也不能上班。
早上7点钟，他习惯地起床，喝一阵茶，等着妻子做早饭。妻子出门前，安排他买什么菜，还有这样那样的家务。这时，他才猛然意识到，他没工作了，这些事，全该他做。一阵苦涩的失落，愁雾一般，从他心的某个角度漫出，很快占领了整颗心。他喉咙哽哽的，想哭。他茫然若失地出门，走到菜市场。想到妻子叮咛，买菜必须下午去，他又垂头丧气地回来。
下碗面条作午饭后，他去麻将馆看人打牌。
“老韩，这么早就回来了？”有人问。
“下岗了，再不跑来跑去。”他轻松地回答。
“下岗？”李老头悲天悯人地摇摇头：“有点惨！你才四十多岁，也弄来耍起？哎！——”前些年，他做生意赚了点钱，现在啥都不做，专职休闲养老，麻将不打小的，起码十元。
韩昌树感到，好像他一下岗，凭空就低人一等。他正想不冷不热地回应几句，另一桌的周老六喊道：“韩哥，这边来，打两圈。”
“今天算了，有点感冒，改日陪你。”他装模作样地咳了几声。“这种麻将，恐怕也打不起了。”他玩世不恭地在心里算账：“虽说是五角钱的小麻将，手气不好，一场要输十多元钱。一个月的生活费，几场就输完了。”他决定少来麻将馆。人家喊打牌，打，没钱；不打，丢面子。他没精打采地走回家，无聊地看电视。
可是，只要徐丽华和韩好一回家，他立刻嘻嘻哈哈，精神状态极好。他用电视里学来的新鲜词语，谈起几个月前逝世的戴安娜王妃，正在蔓延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韩好奇怪了：“爸，你下岗了，反像懂得更多？”“那当然。丢了这样，总要学那样。”他扬扬自得地回答。徐丽华怀疑地打量他：“是不是工资照发，只是不上班？”
“哪有这样的好事？真的下岗了，只领80元生活费。不信，下月十号，你去厂里领钱。”他好笑地辩解。
“你还是找点事做。这点钱，根本不够。”徐丽华忧虑起来。
“我的事，自己晓得。”韩昌树胸有成竹。
其实，韩昌树内心，也很愤懑、焦急，甚至无奈。说年龄，他43岁，大半辈子没有了；说文化，最多算是初中；说技术，进厂就翻砂，没学到什么；说钱，更是彻底的工薪阶层，连房子，也是妻子单位的房改房。可以说，除了头上星星点点的白发，20年岁月，并没给他留下什么。想着，他不由生出受人欺凌的屈辱。“又能怎样？那么多人下岗，还是不照样活下去。”转念，他又给自己打气。想到还有很多人也同自己一样，他的心情稍稍好一些。
这天实在无聊，他去黄茂生家，想听听他怎么打算。黄茂生住猛追湾，他住草市街，离得不很远。他干脆走路过去。
“刚刚想到你，你就来了，太巧了。你也是，要来，先挂个电话。”黄茂生伏在桌上写什么，见到他，高兴地把笔一放，指指面前的手机。
“挂电话？我一不知道你家里的号码，二不知道你啥时买了手机，咋挂？”韩昌树讥讽地说。忽然，他发现黄茂生像换了一个人，西装笔挺，领带打得整整齐齐，往常乱蓬蓬的头发，也梳理得一丝不乱。“咋个，发了横财，还是在跨国公司上班？”他惊诧地睁大眼睛。
“我正想找你，有个发大财的机会。”黄茂生神秘地一指墙角堆着的几个纸箱，兴奋地压低声音：“我在搞传销，美国最新科技产品，全天然营养套装。这个产品相当好，只要长期服用，保证活一百岁。如何，一起搞？20年的老朋友，有这种好事，当然该想到你。”
“咋搞？”他翻着印刷精美的宣传资料，茫然地问。
“你算我的下家。资格费、培训费等一共九百元，再买一套产品，两千六百元，总共三千五。产品卖出后，给你20%提成。然后，你去发展下家，同学、亲戚都可以。只要上了五个，他们交的资格费、卖的产品你都有提成。你算算，滚雪球一样，他们又发展下家，下家再发展下家，你要赚好多钱？我算过，假如我发展一百个下家，每月起码进账五六万。”黄茂生激动地拿来计算器，叫韩昌树自己计算。
三千五百元？韩昌树吸口冷气，不自在起来。他清楚，家里的存款不会超过三千元——那是徐丽华一元一元地抠下的。她说，吃五谷生百病，假如突然有个三病两灾，有点钱心里踏实。韩昌树不可能、也不敢动用这笔钱。再说，黄茂生油腔滑调的，做事不大实在，他信不过他。他推开计算器，干笑着说：“我这个人，你晓得的，说些吊儿郎当的还可以，正正经经地谈啥，说不来几句。我没兴趣搞这些。干脆说，把我的家抄了，也搜不出三千五百元。”
“想法借嘛。就是钓鱼，也要出几根蛐蟮。没有蛋，哪来鸡？有了鸡，才有蛋，才有很多很多的小鸡。”黄茂生恨铁不成钢地开导他。见他依然无动于衷，黄茂生不高兴了：“你考虑考虑吧！我不相信，你甘愿认穷，就这么鬼混？我还要去听课，换个时间，我们再谈。”
从黄茂生家出来，沿着府河，韩昌树百无聊赖地走着。他的心情像这阴沉的天空，简直糟糕透了。黄茂生能不能赚钱，能赚多少钱，他不敢下结论。但是，不管怎么，人家总算有事做了。自己又做什么？他在脑海里苦苦搜索，谁可以帮他，能给他找份可以胜任的工作，想来想去，他沮丧地摇头。结婚后，特别是有了韩好后，他很少与人接触。家里、厂里，每天两点一线地重复。就是有点时间，他也用在打麻将、喝小酒上面。不过，黄茂生说得对，不能这么混下去，要找事做，要挣钱。
